海子:一个人诗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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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海子是欣喜若狂、有着自豪幻想的诗歌青年中的一个，并以25岁之躯躺在火车慢行道上自杀。这就像他诚实坦率而激动人心的诗歌最后的签名。“海子死了”，成为一座诗歌的界碑、一个理想主义完蛋了的标志、一个用死亡祭奠青春的传奇。
“我本是农家子弟”
1964年3月26日，海子出生在父母的婚床上。查湾村有个说法，头胎的男孩命硬，既和家族中其他人犯克，又将亲属的精气独聚一身。
5岁那年，查湾村的“背诵语录”大赛上，海子作为个头最矮、年纪最小的选手，登台背诵语录48条；下半年他就被牵着手坐进了查湾小学的课堂。10岁跳级转入高河中学。1975年，高河中学因为远离政治中心，并没因“”停课，改造河道、半工半学倒一样儿没拉下，海子的中学同学李智提起初中升高中的一道考题：“24小时等于多少分钟？”他们所获得的最大教益，是读书，可以离开乡村。
他以怀宁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为了给家里挣工分，那天海子做工上了树，村头有人喊他考上大学了，他蹭蹭爬下来，一口气跑到几里地外的高河中学。家里的欢庆仪式极为盛大，请来了街坊邻居和远房亲戚，杀了头200多斤的老母猪，“来的人比今天都多呢！”父亲查正全至今仍很骄傲。那年海子15岁。
北京：诗人诞生
1979年夏天，海子到北京大学法律系报到。临走前一天正好赶上查湾村放露天电影，演的《铁道游击队》，查正全用全村都听得到的声音对儿子说：“今天你看火车，明天就坐火车喽！”海子从合肥火车站出发，穿着父亲缝制的崭新中山装，拎着母亲做的花布棉被，查正全掉泪了，海子看不出一点伤感，对未来跃跃欲试。
同班同学刘广安第一眼瞅见海子，他混在兴奋嘈杂铺盖床褥的新生里，如果非说有什么特别，个头真小，年纪也小，几乎是个孩子，还有他的花布棉被在一群绿色的行军被中十分扎眼。
1983年，海子剃了个光头。已是大四，他只有19岁，娃娃脸，架了副眼镜，总被当成小孩。于是，他随着同宿舍的同学把头剃了。有人去找他，一排光头从晾晒的裤子里钻出来，海子是个头最小的那个。
那一年北大组织了一次校园诗歌朗诵会，能装1700人的礼堂，站的站挤的挤涌进了2000人。北大时常“流窜”来一些各地的“天才诗人”，83级中文系的藏棣接待过一些，大吵大闹牛气烘烘。还有几位合印一本《西风・沉诵・太阳节》，癫狂傲慢，慷慨激扬，宣布要打破一切传统，在废墟上建立起现代诗歌的殿堂。海子在侧，总安安静静来，闷声不语走，如同配角，非常不“诗人”。
那时候他还被称为“查海生”，他骄傲的诗歌理想暂时蛰伏，他不够疯狂，过于谦逊，在回忆画面里近乎透明。被叫做“海子”，是后来的事了。
“在这城里，有我的一份工资，
一份水”
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校刊做编辑的海子，在偏远的昌平度过了孤独的五年。海子是唐师曾在政法大学的第一个朋友。他也来自北大，“爱国卫生委员会”开会时，见到了那个趴在桌子上萎靡不振的圆脸校友。
唐师曾只觉海子也有点懦弱，不会来事儿。北大毕业也没用。会写诗也没用，爱拍照也没用，社会鲨鱼的大嘴已经张开，把你吞下去，灭掉你的锐气。
起初在校刊发表诗歌时，海子用了个笔名“扎卡”。没过多久，便自称“海子”，取意青海的高原湖泊。
在昌平蜗居的五年是海子创作的高峰期。就像一只桔子，他没办法把自己从里往外全翻给人看，表现出来的仅仅是布满凹洞的圆壳。有一年从贵州来了位狂放诗人，听过海子大名，颇有兴致地提议去游览十三陵。在大红门，海子留下了日后流传最广的一张照片：阳光下他伸展双臂，头高高昂起，帽子捏在手上，阳光穿透他在地上留下阴影。孙理波是这张照片的拍摄者，他说，也许叫人失望，海子生性内向，不擅表现，这姿势是那位狂放诗人的主意，海子学样来了一张。
时代的晚上
1989年3月25日，海子自杀的前一天，他清晨6点半坐上了从昌平开往北京市里的班车，穿着那件被校领导批评太花哨的红毛衣，外面套着灰夹克，背包里放了四本书：《新旧约全书》、《瓦尔登湖》、《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还有几只桔子。他也许依然感到“肺要坏了，嘴里充满着烂苹果的味道”。
海子到达学院路后，步行去西直门火车站坐火车。好多人努力回忆，说那天早晨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是那个季节中典型的美好三月风光。在路上，他碰见了骑自行车上班的西川母亲，她远远看着海子，不大敢确定，没有打招呼。
海子的最后一位恋人，直到海子去世前夕才为人所知。她是政法大学的一位女教师，已经成家，她在不被知晓中陪伴海子走完人生。有张流传广泛的海子照片，印在《海子诗全集》的书脊上：他眼睛半弯盯住镜头，手举在半空，愉快地笑着。照片正是那位恋人所拍。
3月25号中午，海子抵达山海关。他在街上闲逛，太阳炽热，他只吃了几瓣桔子。海子躺到火车慢行道之前，把外套脱了，叠好，放在一旁，下面垫着书包，里面有最后一封遗书，他否认了前五封“遗书”，写道：“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摘自《不上流，不下流》，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