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广州市民卫生观的变迁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民国广州市民卫生观的变迁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民国初年，随着城市现代化和卫生现代化的推进，广州市民的卫生观念和卫生习惯开始发生重大变迁。1921年，广州市政厅成立。为了配合市政建设，同年3月，广州市成立了民国以来全国首个建立卫生体制行政机构――广州市卫生局。广州市的卫生工作步入了正轨，且在卫生行政上颇有建树。黄炎培曾说：“盖卫生行政，中国尚未讲求，广州市特聘专门人才，主持此项行政……足于卫生行政史上放一异彩。”

一、现代卫生措施的推行成为

新观念的因子

卫生局成立后，采取了许多现代化的措施改善广州的卫生事业，这对于吹散传统卫生陋习的雾霾大有裨益。

卫生局首先推行的措施是厘定卫生规章。卫生局成立后制定了各种卫生管理条例或章程，涉及医政、药政、食品卫生等；在执法方面则颁布章程、条例；张贴布告晓谕市民；派卫生稽查员巡视各摊贩、小店、茶楼、戏院、药店、理发店等公共场所，最大限度保证公共卫生。

其次推行的措施是卫生教育。市卫生局主要是通过报纸等媒体，编撰书籍、刊物，散发传单，政府布告，开演（宣）讲大会，电影放映等的手段宣传卫生教育的内容。具体内容大致包括：普及卫生知识；研究和预防传染病；举办大众健康运动。

复次是卫生运动施行。卫生运动是唤醒市民卫生观念的一个重要因素。“南方气候，春季潮湿，流行病传染病等每于此时发生，于此时提倡清洁，正合时宜”，故卫生局号召市民进行清洁大运动，其目的“在唤起民众注意清洁，并实施清除污秽”。1928年，国府内政部发出通告，于是年12月15日在全国同时举行卫生清洁运动大会。市厅接到消息后饬令卫生公安两局会同办理此事。由于时间仓促，仅有两周准备，且会场暂被借用于举行儿童幸福运动，暂无地点举办，故运动并没如期举行，而是迁延至该月26至28日举行。两局一共开了9次会对本次卫生清洁运动做了周详布置，共同成立了运动大会筹办处，下分总务股、展览股、巡行股、宣传股和扫除股。这次运动开始前，两局分别饬令下属机关和通令各铺户扫除污秽，不留残余等，并大加宣传此次运动，就连散发传单也用上了直升机，可见场面不一般。同时，该运动筹备委员会还积极邀请各团体参加此次卫生运动。26日，卫生运动大会在长堤青年会开会，开幕式场面极其宏大，之后开始进行卫生展览。第二天举行大游行，同时举行大扫除，并制定了大扫除方法。市政委员长林云陔、卫生局长何炽昌，亲自参加扫除典礼，持帚扫路。之后各部门领导也相继持帚亲扫，最后再由夫役继续全市扫除。这次大会至少有卫生局各部门，公安局各部门，红十字会，光华医院，市立医院，孤儿院，各社团机关学校，慈善救火会等单位参加，“但见旗帜飞扬，帚把蔽空，浩浩荡荡，情形异常热闹，观者途塞，大有万人空巷之象”。如此规模的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不能过分夸大，“各家店户及住宅举行洗地扫屋者极少，横街小巷堆积垃圾尚多，未免不无缺憾耳”。这次卫生运动过后，广州也曾多次举行.该运动。这些群众性的大规模卫生运动一定程度上使得广州市民积累了一定的现代卫生意识。

二、变迁中的冲突

卫生不仅是个人的事，也是大众的事，当现代化国家的权力不断深入时，这与市民传统观念自然就产生了冲突。在卫生现代化深入下，市民的停柩陋习和卫生洁净费的征收是市民最抗拒的两项。

停柩是中国人的丧葬风俗，亦称殡，即谓停放灵柩或灵柩在埋葬前暂时停放。大多停柩于家中中堂，设孝堂日夜守灵，在3日内殡葬，有的隔旬安葬，也有移棺于宗祠或寺院之空屋者，“所谓头七、三七、五七、出山是也”。卫生局以为，停柩过久使尸体腐坏，细菌滋生，疾病易发，妨碍公共卫生，故一再要求取缔。当然，卫生局也会指定市内可经营此业务的庄房和义庄满足市民的风俗习惯。然而重孝是中国人传统的礼仪观念，棺椁停放时间越久，示孝之意则越大，尤其是富户，其停放长达数年之久的棺椁也是屡见不鲜。

对于停柩这一有碍卫生的传统习俗，虽然卫生局制定了稍具宽容的规章条例，但市民中仍有抗拒执行的。卫生局称“贫家为经济所限，尚鲜举行。惟富户视为非此不足以表示孝恩”。因此，卫生局常在春夏交际之时发文取缔，如1929年3月23日，卫生局防疫课课长李卓才发文对市内停柩表示严厉谴责，并下令严查。然而严打之下，各户和各义庄仍旧我行我素，直到4月30日，卫生局局长何炽昌亲自发文并登报，文称：“任意延宕迟迟填报者，亦所在多有”，“考察原因，皆由各义庄董事，徒负管理义庄虚名……由庄丁敷衍从事可知。”除此之外，还要求各义庄认真打扫卫生防止疾病流行。然而，即便是局长亲自出马，广州市民仍不买账，直至6月26日，卫生局再次发文，要求各义庄填写《停柩报告表》，包括姓名、性别、死亡原因、年龄、籍贯、患何病致死等详细信息，并要求义庄准时更换营业执照。由此可见，仅一年的查办停柩事务中，卫生局和市民来来回回较量了几个回合仍难分胜负，阻力之大可见一斑。

除了停柩习俗外，另一重大的冲突就是关于洁净费的征收。1921年后，广东地区长期受到战争影响，导致政府对卫生拨款短缺。卫生局经费的紧张使得其不得不另开财源，因此征收洁净费就成了必然，而洁净费仅是专门用于办理洁净事宜的费用。1923年，经市行政会议的批准和省署核准后，卫生局开始征收洁净费。

征缴洁净费的政策出台后就受到了居民的抵制。虽说绝大部分居民只需要缴纳几毫，但拒交、欠交和拖延不交的大有人在。1923年8月15日，卫生局派员分户按照等级装订门牌号催收费款，然而征收洁净费“此系创举，虽经布告……有恐误会”。这表明卫生局在征收洁净费的头几天中，已受到市民抵制。于是，卫生局不得不在21日咨请公安局，饬其属下警员随同分段征收。洁净费征收政策半年后，“恃顽违抗、分文不交或故意破坏，与征费司事为难者，亦事所恒有”。一年后，“积欠数月，延未清交，尚居多数”。这些住户仗着政府不能（会）以强迫的手段威胁其辈，故而大多迁延。卫生局有时候也耍“无赖”，玩起罢工的把戏。1925年1月，卫生局对不交洁净费的住户忍无可忍，偕同警局拘传追缴！此外还有些顽固者竟当面顶撞卫生局的征收司事。1925年5月13日，卫生局派员前往东堤二马路催收洁净费，一美茶居主管拒不缴纳，主管以洋人的姿态宣称“该段地方，经有沙面西人包扫地方”，不属于卫生局管理范围，因而拒交洁净费，并声称要将洁净费交给西人。卫生局以“此间乃我国领土，岂容外国干涉”为辞，会同警察拘拿其回局惩处，后该茶居负责人想以西方人的身份特权保释该主管，被卫生局长严词拒绝，自知理亏后失意而去。

虽然洁净费的征收遭到市民的抵触，但是卫生局并没有立马采取暴力措施进行强行征收。卫生局主要通过教育、布告通知、变相激励、罚款和拘留等这些措施来对付市民的抗拒。卫生局在征收洁净费之初就告诫其下属，“须和平劝论，毋得稍涉逼勒，致酿事端”。然而卫生局对付市民顽抗不交的行为所采用最多的方法是罚款和变相激励。凡是欠缴洁净费的住户，卫生局会给一定时间，通常是一个月的时间，补齐洁净费，有时候卫生局也会法外留情，展期半个月催缴。有些市民有贪图心理，认为欠缴洁净费后搬家即可解决问题，如灯笼街敬德堂蜡丸店，攀桂坊七号南记坭水店，因为欠缴洁净费居然想逃跑，不料被卫生局职员抓获归案，遭到卫生局的严厉惩罚。卫生局除了处罚欠缴洁净费外，还采用打折的办法鼓励市民预交洁净费。

三、卫生观念和习惯变迁的表现

虽说在现代卫生构建中，市民会对政府的执法做出抵抗。然而在现代化的洪流之下，双方的博弈最终还是以现代卫生体系的逐步建立而告终，市民的现代卫生观念和习惯悄然形成。主要表现为市民公共卫生观念和习惯的形成、现代医疗卫生观念和习惯的形成。

国人旧有的卫生习惯中，以随地吐痰和便溺为最明显的两大特色，面对这些陋习，卫生局采取了一系列的办法使得大多数人逐渐摒弃了积习。然而最重要的是广州市民已经知道了“卫生”，并且有时还会指责卫生局不“卫生”。例如卫生局催缴洁净费，就有进步分子在报刊中刊登自己的观点，愤怒地说道：“全广州市民健康都交了给你们是谓之卫生局，万一疫发，死亡市民，卫生局那时所卫者何生！”大肆指责那些欠缴洁净费的市民“这种自杀杀人的市民，吾民何以处之。市民中应宜医生界上书公安局监视，毋杀人而自杀”。又如，三区一分署警长李必达发现一屠店从猪喉部吹清水并当场抓住，李警长将其转解卫生局时却遭到卫生局的拒绝，着令其带返卫生区处置，卫生区又将皮球踢给了公安局，后该店老板在卫生区交罚款后被释放。这件事情引起了市民极大愤怒，并将此事曝光于报刊且质问卫生局为何不受理该案，让一般人不明白卫生局用意何在，要求卫生局给出合理的答复。这些小事都反映了市民卫生观念和行为的进步。还有人对公共卫生的建设，卫生行政的方向也表示了很大的关注，尤其是此时涌现出了一些有名的卫生专家，他们编书造册，使得时人对卫生的观念有了很大的进步。

在医疗卫生上，广州的绝大部分市民逐渐摒弃了传统的不良卫生习惯，最突出的表现在择医和防治传染病的问题上。民国时，在接受西医治疗以及西医制度这方面，大部分市民均能接受。在市立医院章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西医制度的痕迹，如住院制度，护理制度，挂号等等一系列的程序。

在防疫问题上，传统的中国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大规模的疫病发生，市民们就认为上天降灾于他们，一系列的风俗、禁忌便由此产生。西医来华后，市民恐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中医治疗的影响，对接种预防疾病未表现出太大的兴趣，持观望的态度，以至于卫生局最后不得不在公务员、企事业单位职员、从事卫生行业的员工、学生等群体范围内实行强制种痘的方法。但是随着卫生局对广东各种流行性疾病的介绍和开展各种防治宣传，人们对卫生局防治疠疫的方法由怀疑逐渐到了信任，并采取了科学的手段对疠疫进行预防，除此之外还积极配合卫生局做好传染病的防治工作。随着对传染性疾病不断深入的了解，大部分市民逐渐接受接种这一预防手段，人数开始不断飙升，在每届种痘新闻报道上几乎都可以看到“市民踊跃参加”的字样。在择医问题上，市民也逐渐对西医放松了警惕，能够接受西方的医学技术和制度，因此市立医院的病人人数并非是屈指可数的。

在现代卫生行政手段深入下，市民和国家的卫生观念及行为冲突都是随处可见的。然而一旦新的卫生观念形成，市民与现代化的国家权力就由冲突的独奏逐渐转换为多重奏，并以配合国家权力的深人为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