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见“文化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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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其实不叫“文化广场”而叫“新世纪广场”,但我觉得叫它“文化广场”更贴切。

我们从贵阳驱车来到桐梓县城,连续看了几个项目,从县一中出来时已经有些疲倦了,但主人说:“再看看广场吧?”虽然是征求意见,客听主安排嘛。好在广场就在县一中对面,举步即到。

广场场地宽阔、面积很大,共分两大部分。前半部分是绿化地带,后半部分略为倾斜,地面全部用水泥铺就,每隔一个较宽的间隔便有一个阶梯。广场四周围绕着颇具规模的几幢新建筑,有的尚未竣工。县委何书记边走边介绍:“我们县城的建设改造分成三个区域――工业区、商业区和文化区,这里是文化区。文化区的构成除了这个广场,周围是两校三馆一中心!”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兴趣来了。县委书记对“两校三馆一中心”作了解释:“两校就是两所县级中学,三馆就是图书馆、文化馆和科技馆,一中心就是体育中心。”据县委书记介绍,这些建筑除早已使用的两个中学外,有的已经完工,有的正在施工,等到全部建成投入使用后,这一片地方将成为文化科技活动的中心。县政协娄主席还对广场两大部分的功能作了补充:“前面部分绿化后供市民休闲散步,后一部分是多功能活动场地――锻炼、跳舞、聚会、演戏。”他指指前面正在喷水的喷泉说:“那后面就是舞台,要演戏时把喷泉一关就行了。”我们在广场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但随着实地观赏和了解,我的感情一再升级,由感兴趣变为了感动。我想,在一座县城里拥有如此规模的一片文化科技中心,它的出现,是中小城镇建设的榜样,体现了建设者们的现代化意识。

当我们离开广场返回驻地时,我发现广场旁边是一条通往重庆方向的大道,这使我立即想起了一件遥远的往事。多年前我曾来过这里,那时只不过是一个赶集的场坝或者是一片收了稻子未冬耕的田坝。正是春节期间,县里召开大会,县、区、乡、村各级干部外加部分“积极分子”都来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团(组),军大的、省里的、地区的也从分散的工作地点集中上来,把小小的桐梓县城挤得满满当当的。

一天晚上,我们省里来的几个人从邮局发完电报出来,听说城外广场上有表演,便过去看热闹。只见广场上用木柱和木板搭成一个简易的台子,高悬着两盏汽灯,军大学员们正在台上演戏。他们没有化妆,演员清一色的穿军棉衣。一位女演员和一位男演员正在边说边唱,一口陕北腔,有民乐伴奏,唱的好像是一曲内容为大生产的歌剧。这和当时的任务很对位,那次会议的内容除了深入开展“五大任务”,便是准备春耕大生产。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挤在台下的观众,黑压压一片。基本没有人坐着,个子矮的只好踮起脚尖趴在别人的肩上。三九严冬、寒风凛凛,多数人衣着都很单薄,在那瑟瑟发抖。但我发现他们一个个都聚精会神地凝视着舞台,随着剧情的发展或欢笑或愤怒,全然忘记了寒冷。

这场面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岂不是吗?这些文化生活的饥渴者和物质生活的饥饿者一样,一旦见了可食之物,还能轻易放弃?

这种对文化如饥似渴的目光和行为,我以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会很快过去的。谁知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它却一直延续了几十年。我一次又一次地在许多地方看到,山村的年轻人乃至老年人跑几十里路到县城来看外地剧团的演出。县城里最破旧的公用房舍往往是文化馆、图书馆一类的文化设施,至于科技馆那就近乎神话了。穷固然是一个原因,而且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一定要穷在对文化设施建设微不足道的投入上吗?我同意一种看法:文化(包括科技)意识是一个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视文化如粪土,或者说视文化为等闲之物的领导干部,他能真正去抓精神文明建设?最终,他也不可能抓好经济建设。

当然,人们的观念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从80年代初开始,一切都有了新的转机,文化建设也不例外。首先是“哪里房子最差,那里便是学校”的现象在迅速改变,文化馆、图书馆也零零星星换上了新装。有的县还自己举办了艺术节和民族日活动,“软硬兼施”地促进了当地的文化建设。文化和经济开始了应有的结合。有一句流行的话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尽管有许多人不同意这种提法,但无论如何它说明文化被提到和经济建设密不可分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