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背景下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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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实际出发，考察了浙江经济发展中几个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例子。我们发现在转型的背景下，浙江经济同时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现象。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长期市场的失灵和公共物品提供土的失灵，政府失灵则主要是由于政治选择所引起。这些都需要政府择机决策，加以克服。

[关键词]转型 市场失灵 政府失灵 浙江

一、引言

浙江经济的发展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并作为浙江模式被广泛研究。其中被关注最多的就是市场的高度发展以及政府与企业的良性互动。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访华时甚至认为浙江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并对浙江的民营企业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个评价背后实际上是对市场模式的高度赞扬。然而，现在我们的经济仍然处于转型过程中，如果我们考察实际情况，就会发现浙江经济中市场与政府在很多地方都存在失灵。如果不能很好克服，经济发展的阻力仍然很大。

二、市场的失灵

1、短期市场的效率与长期市场的失灵

新古典经济学分析中指出，市场在静态配置资源方面是有效率的。但是笔者从浙江这二十多年的土地交易来看，虽然有市场不完善、产权缺位等因素的干扰，但是，短期的市场是有效率的。不过，市场的主体却无法估计到经济的变化，因而长期来看，这个配置是无效率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跨期交易时，总是会把生产要素所有者对生产要素的预期和市场利率做一个比较，认为所有者会从中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但是，从浙江的土地市场来看，以永康为例，二十年前，经济刚刚出于起步阶段，人们对财富的渴求异常强烈，对经济的预期却不是那么好，因而各个村镇都出让土地以获得收入，价格异常低廉。笔者曾经记录好几个村以几十元一亩的土地出让，而村民并没有反对意见。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土地需求暴涨，现在工业用地已经上涨到几千元一平方。这些变化都是市场主体所无法预期的。当市场主体无法正确预期生产要素的变化时――在这里是预期过低，就会以自己的预期来使用生产要素，造成土地被廉价使用，因而造成浪费。后果就是加速了土地的稀缺。因而，从长远来看，我们要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不能太过浪费，否则，产业的转移就会提前到来。而土地所有者在长期市场的无效率也提醒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让要素真正的所有者能够参与到市场交易中来――对农村而言就是需要衬里面的民主制度建设，完善土地出让机制；其次，政府要做出前瞻性的规划，适当控制土地等等不可流动生产要素的使用，将短期市场中无法反应出来的长期利益或者是全局利益包含进来。

2、微观主体在公共物品提供上的失灵

在知识有限或者说知识接受速度有限的情况下，企业不是万能的。而且，在中国，更多的知识精英聚集在政府边上，这就使得政府的能力、知识有可能比企业广得多。这时候，政府的战略指导就非常重要。因而，政府在知识普及、管理知识提升上，有很多公共物品可以提供，来提高企业的知识积累和应对市场的能力。

另外，当企业知识有限，而地方又需要公共物品的提供时，企业是无法单独完成的，也不知道如何去说服政府。比如，永康为应对生产要素价格上涨而采取的总部经济战略。因为这是一个整体战略，企业不会去关注这方面的知识。就发展中的单个中小企业来说，他们的知识层次、交往面等等都决定了他们没有能力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而且，即使想到了，总部经济需要很多相关的配套设施，这些都是公共物品，单个企业不会提供。两者合到一起的时候，企业就很少会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从这方面来看，地方公共物品的提供，是一种艺术，随着他们战略的变化而变化。究竟需要什么公共物品，我们也不知道。因此，需要一种机制，能够把政府和地方经济捆到一起，在企业发展层次有限的时候，两者能够相互促进。企业有一种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而政府也有一种相对迅速的决策机制，能够关注民间的需要，提供公共物品，帮助企业发展。

三、政府的失灵

1、地方政府的政治选择与政府失灵

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考虑以上问题。当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之后，企业会外迁到生产要素价格低的地方，同时会利用替代性的价格更低的生产要素。就全国或者全世界来说，外迁到价格更低的地方，资源配置应该是优化了，但是，对该地区来说，经济就开始衰退了――如果没有新产业出现的话。如果从政治经济考虑，这对地区经济是不利的。而产业转移不一定转到中西部地区，因为资源是在全世界配置的。当转移的距离大到一定程度，运输、生产、到达市场的成本等等高到一定程度后，产业就有可能转移到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因为从全球区域成本角度考虑，那里才是最优的。这样一来，对中国经济而言就是不利的了。

因此，无论是对于经济优先发展的县市地区，还是对于浙江地区，这种企业的外迁对于地方政府和地方居民的福利都是不利的。如果地方政府出于政治经济学的考虑，就会阻碍这些企业的外迁，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地方利益为代价，直至代价与收益相等。但是由于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尤其土地价格上涨，企业投资放缓或者资本外流，企业外迁似乎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了。外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资本收益率下降，即资本没有再投资的好环境；第二，研发环境不足，同样在投资的环境不足，这点类似于第一种情况；第三，政府难辞其咎，、政府失灵，恶化了投资环境；第四，生产要素价格――尤其是不可流动生产要素如上地价格的上涨。这里有土地等生产要素不合理利用的因素，也有经济增长、需求增加的长期不可避免的趋势。

2、地方政府在教育投资上的市场失灵

教育在经济学上历来都是公共物品，存在市场失灵，需要政府支持。然而在教育的提供上，不仅市场是失灵的，地方政府也是失灵的。笔者数次在浙江调研时都发现，虽然各地民工荒现象严重，但是其实普通的非技术工人并不缺，只是劳动力价格略行上涨。真正缺乏的是中高级的技术工人以及质量管理等高级，点的工人。这些工人需要长时间的教育和培养，因而供给非常缺乏弹性。当地区产业转型，这些工人的需求大量上升时，供给就不能跟上，再原生型的经济也就不能自发地适应市场的变化，最终经济会放缓。然而，教育不仅是一种正外部性很强的产品，而且是公共物品，耗资巨大，涉及面广，与社会问题挂钩，如果纯由私人来提供，难度很大。同时，教育不仅对于教育者本身来说有巨大的外部性，对于某个地方来说也有巨大的外部性。劳动力在地区之间是很容易流动的，某地方政府提供了教育，那么其他地区就会享受到教育的好处，而提供教育的地区所得到的收益过低，其提供的教育就必然会低于均衡点，从而出现教育投资的不足。如果每个地方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相互博弈，就会处于囚徒困境中。这就需要国家在教育体制上加以改革。从总体上增加职业教育的投入和职业教育地位的提升，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各个地方政府不必为此相互博弈，

这些高级的生产要素供给充裕，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保障。

四、政策建议

以上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最终都与地方政府的治理有关，都涉及到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在应对这些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上，首先，要完善市场，改革政府机制，做好规划以克服市场主体短期不理性，从而优化投资环境；同时也要加强专利等知识产权的保护，使创新收益内部化，从而鼓励创新，提高产业水平。另外，笔者认为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以规模报酬不变或者递减为分析基础的，而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如积累循环效应和地理二元经济理论、增长极理论、中心理论，甚至新增长理论，都是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分析基础的。在笔者观察看来，在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规模报酬递增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地区间的差距这几十年来一直在扩大。当一种集聚产生时，会出现规模报酬递增，但是最终会由于不可流动生产要素的存在而出现报酬递减，最终引起企业外迁。虽然市场上最终的边际回报率可能相同，但是，当一种创新出现时，由于新技术或者由于新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等等，资本的边际报酬率会突然高速上升，然后随着资本的不断进入使边际报酬下降。但是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期间企业或者地区能够获得高额的超额利润。这在马克思看来，是企业采用技术或者创新的动力源泉。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技术变化，相同的不可流动生产要素可能就能够容纳更多的资本，而资本的边际报酬仍然不变。比如相同的土地上，技术和边际报酬一定时，所能容纳的资本是相对稳定的，随着技术上升，相同土地就能够容纳更多的资本，即舒尔茨所说的，新生产要素出现使投资收益增加。这就等于平均资本报酬率提高，地区所能容纳的资本增加。另外，这些创新的出现，有可能能够改变原有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使得原本一些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由稀缺变得不稀缺。比如永康，以前主要以小五金工业生产为主，经济发展，土地资源就非常紧缺，很多企业纷纷往金华、武义、缙云、浦江等地方迁移。后来，永康政府做出规划，主要以发展总部经济为主。总部经济所需要的土地资源就少很多，但是仍然能够保持很高的收益。这就类似与一个地方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或者由资本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形成新的集聚方式，那么原先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就不在是稀缺的了。反而人才是稀缺的生产要素，但人是可以流动的，地区也能容纳。这样就能够大大防止企业外迁，但是地区仍然能够保持很高的收入。而新的产业集聚通过积累循环等报酬递增的方式，仍然能够获得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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