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史上最彪悍的东方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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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出入夕，芬兰人来过？

翻看元代士人王恽的文集《秋涧集》，有一段十分古怪的文字：中统二年（1261年）的5月7日，有“发郎国”的使臣来拜访，使臣从他们的国家出发到元上都（即开平，忽必烈的驻地，中统四年被升为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走了3年多时间。使臣说他们的国家在“回纥”国的最西边，白天多，没什么黑夜，当有“野鼠”从洞中出来时才进入黑夜。人死了，大家诚心对天祷告，或者能把死者唤醒……女人们都很漂亮，男人们蓝眼睛、金头发。路上经过两个海，一个海花了1个月渡过，另一个海花了10个月渡过。

王恽，元代著名的学者、诗人，忽必烈近臣。中统二年（1261年）春天，刚由“中书省详定官”升任“翰林院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兼“中书省左右司都事”，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机要秘书。这段“鼠出入夕”的记录十分古怪，但参考王恽的身份和资历，记载还是可以存信的。从1261年到2012年，750年过去了，我们依照现在的地理和生态知识来推敲“鼠出入夕”，惊讶地发现王恽的记录句句可证。

“常昼不夜”，即极昼，和极昼相对应的是极夜，极昼和极夜乃是“北极圈”附近才有的自然现象。再结合“回纥极西徼”，我们可以初步猜测，使者来自欧洲北极圈附近。

“野鼠出穴，乃是入夕”的野鼠应该是北极圈地区的旅鼠。日本的动物学家小原秀雄在《动物的生态》一书中记述：旅鼠栖居在阿拉斯加和北欧等北极圈附近地区，体长20厘米，体形短胖。冬天藏在雪下生活，到了夏季，草木茂盛，又隐藏在草木里生活。当数量增加，原来的生息所容纳不下族群时，旅鼠便开始集体迁徙。迁徙时，规模宏大，旅鼠群能渡过宽阔的河面和湖泊，看上去就好像发了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最为突出的一道风景就是进入极夜前既壮观又奇特的旅鼠迁徙景象，这就是所称的“鼠出入夕”。

即使是今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位于北极圈内的国家也不多，仅挪威、瑞典、芬兰。三者的本土居民在人种上都符合“妇人颇妍美，男子例碧眼黄发”，但结合“发郎国”的读音，能在语音上与之勘同的地名，芬兰的胜算最大。

当然，现代国家概念的芬兰不能直接划同于750年前的芬兰，但作为地名，“芬兰”早就存在。基督教有两个文件都明确提到12世纪中叶以后的芬兰：一个是教皇亚历山大三世1172年颁发的《至关重要诏书》，另一个是教皇英诺森三世1209年颁发的《晓谕你们的诏书》。虽然罗马教廷认为芬兰人一向不注意对教士给予应有的尊敬，他们对于世俗事物的关心超过了对于解救他们的灵魂的关心，但芬兰确实已经被看做基督教世界在北欧的一部分。王恽写“众竭诚龥天，间有苏者”，似乎也暗示了当地人的。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1261年，不远万里来到忽必烈帐营的使臣来自遥远的芬兰。只有在这个地方，同时符合王恽对“发郎国”地理方位、自然景观、动物生态、民族特性的记载。

广袤极地，他和我都知道北极圈

为什么“芬兰人”要不远千里前来拜访，我们猜测是大蒙古国的赫赫声威引发了他们的好奇和憧憬。兵锋已达奥地利维也纳附近的蒙古大军，其所代表的东方文化、技术、物产都深深地吸引着欧洲世界的注意。蒙古的强劲扩张，不仅极大影响了东方文明的历史进程，也在西方文明的演进历程上留下了深深烙印。

传统意义上，我们都习惯认为：欧洲物品来往东亚走的是中亚陆路，经过今天的新疆、甘肃、陕西或内蒙古到达华北。可惜，结合1261年前后蒙古帝国的政治形势，这条路线是不可行的。

1259年，大蒙古国第四任大汗蒙哥突然崩殂，谁来担任下一任大汗？帝国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蒙哥的同胞弟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分别在开平（后来的上都）、哈拉和林宣布自己继任第五任大汗，从而出现了各自称尊、兵戎相见的局面。1260年，忽必烈成功攫得了涵今蒙古、中国华北、东北以及陕西、甘肃的“漠北”、“漠南”；而拥护阿里不哥的宗王阿鲁忽则控制着“畏兀儿”、“徒鲁吉”等地（今中国新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间的广袤土地）。由于双方对峙，常规的欧亚商路其实被中断。

因此，我们不得不大胆模拟出“发郎国”使者东来的另一条路线：循北冰洋沿岸，自挪威北部经科拉半岛、卡宁诺斯角、亚马尔半岛等，到达叶尼塞河口，再循河南行，由安加拉河入贝加尔湖，溯色楞格河至中游，再穿越蒙古高原、内蒙古高原而至滦河上游，直到开平（上都）。固然，这条路线的行进（即使对今天的人们而言），如果没有飞行工具，其绵远和困难超乎想象。但约略数来，这条路线不过5000公里上下，历时3年，走走停停，以有效时日500天计，每天不过10公里。一方面，这条偏僻路线理论上可行；另一方面，亦有证据表明，不管是芬兰人，还是蒙古人都有能力实践这条路线。

拉普人（亦称“萨米人”）是生活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古老土著居民。他们居住在北极圈附近，今芬兰、挪威、瑞典、俄罗斯的科拉半岛都有他们的踪影。拉普人以渔猎、放养驯鹿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其生活的土地被称为“拉普兰”（Lapland）。拉普兰位于今芬兰、挪威的北部，其四分之三的地域在北极圈内，传说，圣诞老人就居住在这里。拉普人了解北极圈就像圣诞老人熟悉他的驯鹿车。而从维京时代（8-11世纪）起，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人就素以航海技术、善于旅行闻名。所以，不论是拉普人、维京人的后裔，还是多民族联手，芬兰人借北冰洋通道从欧洲穿越到亚洲都是可能的。

13世纪正是蒙古帝国在亚欧大陆摧枯拉朽、大肆扩张的年代。蒙古人除了向西进攻，向北方向亦有开拓。波斯史家拉施特在著作《史集》里提及：忽必烈的母亲曾经组织过叶尼塞河上游支流安加拉河河边的银矿开采。安加拉河连通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注入北冰洋，安加拉河与叶尼塞河汇流处附近有一座城市“康合思”，盛产骏马、银制品，蒙古人非常熟悉它。

威震海内，兄弟汗国的护驾

尽管陆上和海上通道并不稳定，横贯欧亚大陆、连接欧洲与东亚、有史以来幅员最辽阔的蒙古帝国仍是将东西方的沟通提升到了新的高度。1271年，消除了反叛力量、坐稳大汗之位的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次年，迁都大都（今北京）。这首先意味着：蒙古帝国的中央汗国坚定了自己入主中原、去野蛮、向文明的决心。其次，对于商人和旅者是莫大的喜讯：神秘而富饶的中国，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分裂和割据之后，又一次以统一王朝的姿态向欧洲敞开了大门。从欧洲到中国，途经的地域为蒙古人控制，不管是金帐汗国还是伊尔汗国都是大蒙古帝国的成员国。

14世纪中叶，一本流行于意大利商人之间的小册子说到蒙古统治平稳时期的驿路情况时，难掩喜悦：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塔那（位于顿河河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绝对安全的……你可能会认为，从塔那到萨莱（属于金帐汗国，位于伏尔加河岸）的这段路没有其他路段安全，然而，即使在这段路最糟的时候，如果有60个人通行，也会感到如同待在家里一样安全。

和平与开放的背景下，商品买卖、技术交流、人员往来都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东亚的茶叶、瓷器、丝绸，中亚的皮革、马匹，南亚的木材、玉石、香料……源源不断的在东西商路上传输。一连串的中国发明，包括影响西方科技至深的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磁罗盘），都在13世纪前后传播到了西方。

蒙古四大汗国中，占领波斯的伊尔汗国与中央汗国的关系最亲密。创立者旭烈兀在二哥忽必烈和小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时，就坚定地站在忽必烈一方。伊尔汗国的朝廷中不乏中国人、中国通，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自己的畅销名著《全球通史》里介绍：“有位叫傅梦之的人曾在波斯传播中国的天文学原理；中国艺术家曾对波斯的微型绘画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前文提到的波斯史家拉施特亦是伊尔汗国的丞相，除《史集》外，他还编著过一本介绍中国医学的百科全书《伊尔汗的中国科学宝藏》。

总而言之，不管是东征西讨时期的大蒙古国，还是走向稳定统治时期的元朝，中西交通所覆盖的区域、旅人来往所获取的地理经验、多文化多民族沟通所酝酿和激发出的能量，都开启了新的篇章。一些个案，比如“鼠出入夕”，甚至超过了今人的想象。

个案们受限于时代条件、政治力量、技术水平，其成果或许没有得到巩固和持续，但蒸汽既已生成，熔岩总会寻找机会喷薄而出。从1261年开始计时，中世纪的黑暗帷幕已经预备升起，东亚和欧洲正面相对、短兵相接的时候马上到来：1275年，意大利的伟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就将到达大都（北京）；1298年，讲述东方神奇的《马可·波罗游记》就将问世；1492年，马可·波罗的忠实崇拜者哥伦布将在奥斯曼帝国封锁陆上道路后，开拓新航路，出海寻找印度和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