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玉璜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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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是我国玉璜发展演变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此期玉璜的形制、纹饰既有早期对商周同类器特征的承袭，又有中晚期完全不同于传统玉璜特征的巨大变革创新。终春秋一代，玉璜形构、纹饰打破了商周同类器讲究“象生”、“整形”组合和平面雕的特征，首开完整物象肢解成局部形构后组图抽象化、符号化、浮雕立体化的先河，形成纹饰繁缛精细、构图丰盈饱满的时代新风，将传统玉璜制作、装饰的工艺水平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同时，由于诸侯列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的不断变革和治玉工艺技法的创新进步，亦形成了不同诸侯国间玉璜制作风格特色、工艺水平的区域性差别，为其后战国时代玉璜的发展繁荣步入精工巧雕、标新立异、纷繁多变的鼎盛期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形制、纹饰特征

春秋玉璜的形制与纹饰特征，按发展演进历程可分作早、中、晚三期。

早期的玉璜出土材料目前发现不多，其形构仍沿袭传统玉璜，体作弯弧形，两端有穿的特征，但纹饰组图较商周玉璜有了变化，这一时期西周中晚期常见的人形纹、鸟形纹、鱼形纹玉璜已不再出现，龙纹、龙凤纹璜继续流行，其中一类双首连体龙形璜为最常见的形构。典型例证见于河南光山宝相寺黄季佗父墓地、山东济宁薛国故城遗址、山西闻喜上郭墓地出土器。宝相寺黄季佗父墓出土的双首龙纹璜（图1），体呈半环形片状，整器作双首连体龙形。龙张口，小椭圆眼，上吻宽平前伸，下吻略上卷，龙首端上下边缘雕琢有突脊，两端各有一圆穿。璜体表面不见完整龙纹，而是雕琢多组张嘴吐舌的变形龙首纹及勾云纹、羽状纹，龙纹的躯体、尾部不存，此类龙纹图案虽有沿袭西周中晚期双龙纹玉璜雕琢的风格特征，但已与西周晚期“叠置型”、“缠绕型”、“并列型”的完整形态双龙纹玉璜明显不同，是早期龙纹躯体解构后，以其局部形构特征为“单元”繁密重组的图式。山西闻喜上郭墓地M55出土的一件春秋早期双首龙纹玉璜（图2），体作扁平弧形，双面雕纹饰，两端龙首均以不同的几何形突脊表现嘴、吻、角，眼、耳则以阴线刻出，璜体表面雕琢几组变形龙首纹。龙首圆眼，张嘴吐出硕大的下垂弧形舌，上吻夸张性前突上卷，下吻短小而上卷。本例玉璜讲究象生造型，构图疏朗流畅，两端及内外弧缘多依璜体造型雕琢突脊来表现物象局部形构，雕琢技法亦带有西周晚期同类器的典型风格特征，与前述楚地出土的同类器明显有异。上述春秋早期的双龙首连体璜纹饰组图与西周中晚期同类器比较，龙纹的整体结构已渐不如后者清晰完整，而呈现出日趋分解散碎，以其局部形构（龙首为主）繁缛组图的变化趋向。

中期的玉璜出土器亦不多见，此期双首龙连体璜仍继续流行，但有些出土器标本的形制、纹饰已较早期发生了明显变化。河南光山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双首龙形璜，器表正面饰繁冗的抽象龙首纹，背面雕琢斜平行双线纹，还保留了早期同类器的形构纹饰特征。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另一件璜形器，体扁平片状，一端为龙首形，一端为凤首状，器表雕琢简化龙首纹，形构、纹饰与黄季佗父墓地出土器风格一致，璜体两端各有一穿，上弧背缘部也钻有一圆穿，由此看应为组佩中的玉珩。河南淅川和尚岭楚墓M2出土一件玉璜（图3），体扁平片状，两端有方形脊齿，通体饰简化龙首纹、卷云纹，两端及弧背部各有圆穿。淅川下寺楚墓M2出土玉璜（图4），整器正面饰连体双首龙纹，素背，龙首一端口部有圆穿，一端未穿孔，中部雕琢一纵向凹槽用于穿系结绳佩挂，制作简约粗糙，为目前所知最早的“两段式”玉璜。此期玉璜与早期同类器比较，“裂解”后的龙首纹更加抽象变形而“符号化”、“图案化”，以致有些玉璜图式中很难辨析出龙首纹的完整形态，表明此期玉璜的形构组图已经完全从商周同类器的传统特征中“革新”而出。

春秋中期以后玉璜开始大量出现，且形构纹饰花样翻新、活泼多变，并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形差别。多数制作工艺精整细腻，圆熟简练，浅浮雕技法的日趋娴熟与广为使用，更增加了玉璜形构组图的动态立体效果。以下以国别不同分类简述。

楚式玉璜

在目前发现的春秋晚期玉璜实物标本中，以楚国制作的玉璜（楚式璜）数量最多，流播地最广，制作工艺成就最高。楚式璜中最常见、最具特色的是一类“两段式”玉璜。陕西宝鸡益门村M2出土的春秋晚期玉璜（图5），体短而扁宽，正面两端雕琢成龙首形，龙首张嘴，小圆眼，上吻宽大厚实，下吻短小而末端尖细上卷。器表饰相互盘绕纠结的浅浮雕蟠虺纹与阴线刻勾云纹，弧背上缘部及蟠虺纹间隙处填衬“L”形索纹，器中部至上而下垂直雕琢一宽扁凹槽，将璜体分为左右对称的两部分（两截），两端龙嘴部各雕琢一圆穿，素背。河南固始侯古堆春秋墓出土器、天津市文物公司收藏的传世器亦属典型的“两段式”春秋晚期璜（珩）（图6），只是中间雕琢的凹槽更为细浅，两端龙首更为抽象变形，蟠虺纹的雕琢布局更为呆板无神而“符号化”。楚器中还有一类两端及其他器表部没有穿系孔，中间雕琢较为宽深垂直凹槽的“两段式”璜，见于陕西凤翔南指挥村出土器（图7、8）、宝鸡益门M2出土器，研究者一般认为此类璜的佩戴形式应是用绳系结固定的，与上述两端有圆穿璜的佩系方式不同。

秦式玉璜

秦式玉璜的形构与楚式璜略同，但纹饰组图、雕琢技法有明显区别。陕西凤翔南指挥村秦公墓地出土器（图9），体扁宽作扇面形，两端有圆穿，两面均以细直阴刻线雕琢出相互勾连的龙首纹，龙纹抽象变形而呈方折状几何图形化，空白处填衬方折勾连云纹，图案外侧有阴线刻边阑。此类由方折阴刻线雕琢的变体龙形纹饰玉璜在春秋晚期秦地十分流行，如凤翔八旗屯秦墓出土的玉珩（图10），以多组排列有序的方折阴线“S”纹、回形纹组合成图，已经看不出龙体的躯干、五官具体形态，研究者多是依据其构图风格特征泛称为“秦式龙纹”。河南陕县上岭村楚墓出土的一件春秋晚期玉璜（图11），体弧形片状，两端各有一圆穿，正面以阴刻线雕琢成连为一体的双龙纹，龙首方折形，张嘴吐露獠牙，方形眼，背面光素无纹。春秋晚期秦、楚及中原诸国间虽长期征伐，彼此之间的交往似乎从未间断过，作为身份或财富象征的贵重珍稀玉器在诸侯国贵族间辗转流动收藏、使用的例证多见，如前文所述陕西凤翔秦地墓葬中就出土有多件楚式璜。

吴式玉璜

春秋晚期吴国出土玉璜（珩），有形构组图与上述中原地区“三段式”玉璜类似的地方，但两者的差别也很明显。如江苏吴县通安严山王陵出土器（图12），体扁平长弧状，双面雕纹饰，每面图式中部由两条直线形索纹将纹饰界隔成三个区段，中区饰浅浮雕蟠虺纹，填衬弯弧形索纹，中间近弧背有一圆穿。左、右两区皆作龙首形，每区器表饰浅浮雕蟠虺纹，龙闭嘴，上下唇宽厚，缘部有方折型突脊，近缘部、圆穿周围填衬索纹，璜体中部、两端各有一圆穿。此“三段式”璜与中原地区太原金胜村出土璜相比，区别在于器表两条索纹不是等分整个图区，而是将构图分隔成中间区段长，两端区段短，三段宽度相同的模式。严山王陵还出土一件双龙首连体玉珩（图13），体呈窄细长弧状，器表饰阴线刻“S”形云纹，两端龙首张嘴，上吻硕大前伸上卷，下吻短小，中段及两端各雕琢一圆穿，是一类不同于其他玉璜形构的特殊形制。

中原地区玉璜

春秋晚期中原地区的玉璜与楚式璜有不少共性，但形制多样，许多出土器的纹饰组图更精细复杂，治玉技法亦十分考究，其中构图最有特色的是一类中间由条状索纹界隔分区的“三段式”璜（珩）。典型例证见于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器（图14），体呈宽薄弧状，中间以两道直线形索纹将器表纹饰等分作三段：中间一段饰缠绕纠结的蟠虺纹，近上缘部雕琢“一”字形索纹，蟠虺纹局部躯体内填饰弯弧形索纹，近上、下弧缘部雕有阴线刻纹饰区边阑，近上弧背的中部有一圆穿。左、右两段为纹饰组图基本相同的龙首形，器表均饰缠绕纠结的蟠虺纹，蟠虺纹部分躯体间填衬弧形索纹，边缘依龙首的局部形构特征雕琢呈脊齿状，龙闭嘴，小圆眼，上吻方折状上卷，下唇宽厚。左段近端部有上下两圆穿，右段近端部有一圆穿。金胜村赵卿墓出土的此类璜（珩）较多，有的璜（珩）体短而宽扁，龙首形构更为抽象变形。有的形构呈长条弧状，蟠虺纹间隙无索纹。较为特殊的一件可称之为简化“三段式”璜，体作长条弧状，中部虽没有雕琢两道直线形索纹将器表界隔成三个区段，但中间部分较窄细，上弧背、下弧腹缘部没有雕琢脊齿，两端部分宽扁，均雕琢有外凸的脊齿，由此还是可以将整个器表形构、图式明确分作三个区段的。本式璜两端的龙首形，也看不出眼、嘴、耳等五官形构，仅能大致辨析出简约变形的龙首轮廓，器表不仅索纹消逝不存，还以疏朗精整的勾连谷纹代替了此期流行的繁缛蟠虺纹图案，由此可判断本式璜应较上述同类璜出现略晚，并在战国时期成为玉璜的一类主要流行器型。中原其他地区发现的春秋晚期璜不多，山东沂水刘家店子出土的一件春秋晚期玉璜（图15），体作宽扁弧形，正面以较宽的双阴刻线雕琢规整的“S”卷云纹，素背，一端有三圆穿，一端两圆穿，形构、组图与中原腹地出土器风格不同，此或表明齐鲁一带此期玉璜的制作工艺成就还没有发展到中原腹地一带的水平。（责编：蔚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