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解放中国的“少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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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新春之际，央视新推出一档少儿选秀节目——《加油！少年派》，迅速获得了一片喝彩声。我观看了其中一期节目，有一个叫Bjorm的少年用琵琶演唱了英文歌曲《I believe I can fly》（《我相信我能飞》）。这是美国著名歌手阿·凯利创作弹唱的一首励志歌曲，内容积极向上，对广大青少年具有很大的激励与鼓舞作用。
我有理由推测，《加油！少年派》中的“少年派”是从李安执导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借用来的，因为此前我国并没有“少年派”这个词汇。但是，二者的“少年派”指向不同：《加油！少年派》是指一批追求展现个人艺术才华的少年儿童，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的“派”是指一个人，即电影主人公——17岁的帕特尔。同样地，本文也借用“少年派”这个词，而我所指的少年派是我国2.08亿正在受应试教育煎熬的中小学生，所以我呼吁必须从“三座大山”的重压下把他们解放出来。
是危言耸听吗？非也！那么，我国少年派们所受的是哪“三座大山”的压迫呢？这“三座大山”是指家庭、学校和社会。这是压制少年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导致中国人善于模仿而缺乏创造力的最根本的原因。
错误的家庭教育价值观是“祸害”
首先是家庭，确切地说是望子成龙（或望女成凤）的错误家庭教育价值观，给少年儿童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俗话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个启蒙老师，那家长们究竟应该怎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呢？是要求孩子考高分抑或是开启智慧；是要求孩子加班加点补习抑或是让孩子享受童趣；是尊重孩子的自由选择抑或是包办代替；是要求孩子出人头地抑或是做合格的公民；是适当的鼓励抑或是不当的物质重奖；是要孩子争当班干部抑或是鼓励做义工………必须看到，为数不少的学生家长，并不知道如何正确地教育孩子，存在着过度溺爱和打骂两种极端情况，由此造成的悲剧不计其数。
正是由于这些不当的教育方法，引起了青少年的不满，把父母不当的教育当作是一种“祸害”。于是，出现了反抗。2008年网上建立了一个少年组织，名叫反抗父母小组，2月初有7000人参加，到了8月已有14311人。这说明很多青少年对父母的不当教育越来越不满。该组织的宣言是：“我们不是不尽孝道，我们只是想生活得更好。在孝敬的前提下，抵御腐朽、无知、无理父母的束缚与戕害。”还有小学生因教育逼迫而采取自杀等极端方式以示反抗，实在令人痛惜。
“父母皆祸害”是一句惊世骇俗的话，听起来有些刺耳，但确实存在。这句话出自英国畅销书作家尼克·霍恩比的小说，是小说主人公杰丝发出的感叹。她的父亲是教育部部长，但他对子女的不当教育，使得姐姐出走，母亲陷入精神病，夫妻关系越来越紧张。如果说英国有这样的现象，那么在中国类似这样教育方法不当的父母何止千千万万，因为我国的家庭教育价值观比欧美国家更世俗化和功利化。
应试教育派生的种种高考怪象
我国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是把学生捆缚在考试的“战车”上，使他们变成分数的奴隶。什么叫应试教育？通俗地说，就是一切为了应付考试的教育，它是古代科举考试的翻版。应试教育追求的是高分数、高学历和高学位，可高分低能的情况比比皆是，高学位并不真正代表一个人的真实水平。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暴露以后，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倡导素质教育，以替代日暮途穷的应试教育。上世纪90年代，对素质教育宣传的力度还是很大的。每年的“两会”上，代表和委员纷纷挞伐应试教育，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纷纷交流推行素质教育的经验。
可是进入21世纪后，应试教育反而越发强大，而素质教育的呼声却越来越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应试教育已被完全遏制，抑或是人们对应试教育已经麻木不仁。大量的事实说明，情况只能是后者。
据报道，现在全国出现了许多“高考工厂”，这是1990年代以前没有过的现象。安徽毛坦厂是位于大别山脚下的一个偏僻的小镇，却因为毛坦厂中学而闻名全国。这所中学有来自省内外的学生25000多名，被称为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该校以招收复读生闻名，每年有8000多名复读生来这里“锻造”。每当放假时，前来接学生的小轿车多达4000多辆。学校围墙外有一棵百年枫树，家长和学生在此烧香祈祷，香灰有1米多高。这哪里是什么高考“圣地”？在学生们的眼中，这个学校就像是“地狱”，是地地道道的应试教育的样板，学生家长们出于虚荣心的需要，不惜让孩子在这里受煎熬。
河北省衡水中学，被称为“超级高考工厂”，其超级表现在哪里呢？以2013年高考为例，该校囊括了全省的文理科状元，考上北大和清华的就有104人。那么，衡水中学高考的神话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据该校的经验介绍，是采用“量化管理”，或者叫“无死角管理”模式，量化到每一分钟。从早晨5：30到晚上10：10分，都安排得满满的，学生没有分秒自由的空间，发呆、吃零食都要扣分，甚至不允许男女生互相说话。学生早晨锻炼时还要拿着一本书，做到争分夺秒。一位女生保存了从高一到高三做的试卷，摞起来就有2.41米高。对这些“辉煌”的业绩，人们并不完全认同，有人认为这所学校就是一个“黑洞”。甚至连该校前校长、衡水模式的创建者李金池也反省说：“当年搞的就是题海战术，拼学生，累得学生发昏，拼教师，累得教师吐血，做了不少违背教育规律的事。”
令人不解的是，既然都说违背了教育规律，但为什么得不到纠正，反而越来越红火？这是因为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和当地政府都从中获得了好处。学校获得了荣誉，成为全省示范学校，同时也获得了利益：近十年来，来该校参观和取经的人员多达17万，参观者还要缴纳600元的所谓“会务费”；教师自然非常辛苦，但他们获得了高额超时费的报酬；学生们能够考上全国名校，自然得到金榜题名时的喜悦；学生家长们“望子成龙”的愿望得到了回报，认为付出高代价是值得的；“超级高考工厂”不仅给地方政府增添了荣誉，也拉动了当地的经济，正因如此，衡水市政府命令把该校的建设项目当作全市人民的“大事”来抓，责令要“看大、看重、看急”。由此，不难看出，正是这几股势力结合在一起，使应试教育固若金汤，而素质教育却寸步难行。
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根本区别，就在所持的教育价值观不同。其实，考高分、高升学率、上北大和清华，更多的只有统计和宣传意义，并不代表这些学生个个都能成为优秀人才。这种全封闭式的量化管理，是牺牲学生的自由、好奇、想象力和童趣换来的，代价非常沉重，对学生的心理、个性和智慧的伤害，今后将逐渐显示出来。在这样高压下培养出来的人，如果将来进入教育界，又会如法炮制，也将成为应试教育的忠实推行者，这就可能形成恶性循环！
“老大文化”压抑青少年
再次是社会因素，确切地说是“老大（或大老）文化”压抑了青少年的成长。1900年梁启超先生年仅27岁，他发表的《少年中国说》一文，是流传至今的传世佳作。文章开宗明义地说：“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一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乎？任公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欧美和日本称中国是“老大帝国”，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国体，也说明中国存在一种“老大文化”。所谓 “老大文化”，是指凡事论资排辈，以老为大，以老为尊，老就是权威。中国的老大文化已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领域。于是，大学要争百年老校，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企业要争百年老字号，不惜用重金搞公关；许多烟、酒、茶冠以几百年前皇宫用的“御品”、“贡品”、“极品”、“珍品”等，但细看下，连生产厂家都没有。这些泛滥的虚假商标，既体现了老大文化的思想，也反映出商家诚信的缺失。
自《少年中国说》发表以来，一百多年过去了，老大文化思想不仅没有转变，反而较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中国两院院士平均年龄超过70岁，而且一些耄耋之年的院士不退休，终身享受特殊补贴。鉴于我国目前没有人文社会科学的院士，某些大学为炫耀水平，私自评定所谓“资深教授”，规定享受院士的待遇，每月补助2万元。某大学从国外聘请了一位耄耋之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特聘教授，修建豪华别墅供奉起来，像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虚荣心，也是老大文化思想作祟。
2000年我国开始评选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高达500万元，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颁奖典礼，隆重得堪与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相媲美。截至2013年，总共评选出22名获奖者，年龄最高91岁，最低64岁，平均年龄81.68岁。而且，最高科技奖的评审，并不是评定其某项成果的最高创造性，而是罗列其一生的成就和论文数量，这违背世界最高奖评选的原则，也违背了人的创造黄金年龄的规律。这种评选的后果，就是鼓励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树立了一批倚老卖老的所谓权威。因此，国外有评论说：如果中国仍然循着这个思路评选最高奖，那么中国就不会有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也没有科学的未来。
反观美国的情况，美国人不讲古老语言，敢于冒险，不迷信权威，因此美国成为发明创造大国。同样地，美国青少年发明家不在少数，成了推动美国发明创造的尖兵。例如，一个名叫杰克·安德拉卡的15岁少年，发明了一种检测胰腺癌的试纸，既简便又便宜。他的发明动因是他的叔叔患了胰腺癌。杰克正在读高中一年级，他不急于上大学，而是决心把试纸推向市场，以挽救更多的生命。杰克的合作者霍普金斯大学肿瘤学教授尼尔班·迈特拉评价说：“杰克就是今天的爱迪生。走着瞧吧，他将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发明和惊喜！”
泰勒·威尔逊是一个14岁的少年，他在自家车库里成功研制了小型核聚变反应堆。有朝一日，可以燃烧核武器的废料，为住宅、工厂或太空移民提供动力。这个装置足够为10万户家庭提供动力。他准备推迟上大学并组建了自己的公司，用5年的时间把产品推向市场。泰勒成为全球32个实现核聚变的人中最年幼的一个。
美国青少年与中国青少年的价值观不同，他们并不太看重学历，而更重视创新能力。实际上，美国的科学奇迹和经济繁荣，正是一批“少年派”在推动，例如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马克·朱克伯格、拉里·佩奇，等等。他们都是少年得志，既是发明家又是年轻的亿万富翁。这也证明了梁启超的论断：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大老文化不仅大陆存在，台湾也十分严重，这也说明大陆与台湾本是一脉相承的统一国家。2010年5月4日，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评论文章，题目是“台湾学界从大师文化到大老文化”，披露了台湾教授侵吞研究经费事件，分析认为“深层的因素是学界这二三十年产生了典型的转移：从大师文化转移至大老文化。大师致力于学术精神的开拓，提供后辈与学生追求的风范。大老致力于学术资源的争取，汲汲于各种量化指标的提升。大师一言九鼎，凭借的是独到的见解与对学术原则的坚持。大老喊水结冻，靠的是掌握与分配资源的权力。”这段评论非常精辟，道出了大老文化的思想本质和根源。
如果说台湾大老文化窒息了研究人员的创造性，那么大陆的大老文化则根深叶茂，原因在于缺乏公开和平等竞争机制，也缺乏媒体有力的批评与监督。近几年人们纷纷诘问：为什么中国不能实现诺贝尔科学奖零的突破？为什么1949年后没有出现过学术大师？道理非常明显，是应试教育窒息了少年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是老大文化压抑了他们的独立、自由、质疑、批判和创造精神！
中国的未来在于青少年。我国必须大力改革应试教育，改革高考制度，转变老大文化观念，改革国家最高科技奖评选的办法，否则，我们离诺贝尔科学奖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学术大师将会出现断层，甚至可能后继无人。
我是一个“杖朝之年”的老人，但我是一个挚爱教育的工作者，至今保持着年轻的心态，与广大青少年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也许，由我来呼吁解放广大青少年可以避嫌，不致于落得“少年狂”的骂名。我相信只要了压在少年身上的“三座大山”，他们也能够做到像阿·凯利歌词所说的：我相信我能飞翔，只要我展开翅膀，我相信我能触到天空，我就能成为那个我想成为的人！奋进吧，飞翔吧，中国的少年们！
（作者系武汉大学原校长、教授，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