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公司开到剑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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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是全世界的脑力中心――哈佛加上MIT，还有比这个更出色的大学城吗？

这么多一流人才供我选用，何乐而不为？

目前在美国学界争辩不休的“全球化”理念，早已取代了“后现代”和“后殖民”的理论，成了显学。然而，我认为全球化仍然只是一个理念，而未成一套理论。

原因无他，这个世界变化太快，理论永远跟不上“现实”，即使有些理论家不承认有现实这一回事，但“全球化”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当今世界急速转变后的一种现实。

一般人谈到全球化，都以为和“美国化”差不多，即使指的是经由科技、信息和市场的发达而形成的所谓“后期资本主义”模式，其源流仍在美国，而跨国公司的总部也往往设在美国。这种说法，表面看来颇有道理，照此推演下去，只有更助长美国霸权势力的蔓延（甚至反对者亦如此，反对的声音愈大，愈能证明美国的影响力，也愈使美国的当权者自鸣得意）。

在这种美国论述的声浪中，我自认是少数异类分子，因为我认为全球化的涵义不在美国而在世界：这个世界早已日趋多元，即使在市场经济逐渐划一的表象后面，还是充满了各种文化、社会、民族、语言等势力的消长和冲突，很不稳定，即使作最理性的“冒险”猜测――譬如股票投资――还是不能稳操胜算。但这个现象不见得是坏事，而另一个与此相关的现象是：往往表面上毫不相关的因素会串连在一起，不按理出牌，也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且让我举一个朋友的故事为例。这位台湾来的朋友，在剑桥开了一家公司，专门设计精密的个人计算机。资金大部分来自台湾，但公司的员工却大部分来自美国，当中白人（包括欧洲和俄国人）和亚洲人各占一半，但都是美国各大学，如麻省理工MIT的毕业生。

经几年努力，小公司的成品甚佳，但却缺乏市场的连系，找不到大公司来经销，而资金也渐告吃紧，所以我的朋友时常往返于波士顿和台北之间，仆仆风尘，非常辛苦。最近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这次有新的门路了！”原来他到拉斯维加斯参加计算机商展，碰到一个新加坡人，两人一拍即合，顿成莫逆。我问他是什么原因，他回答得很干脆――文化，这位新加坡人也是华人，语言容易沟通。

这位新加坡人是在一家大跨国公司的新加坡分公司工作，经由他的引介，这家公司开始对我朋友的发明产生兴趣，于是派了两位代表专程飞来谈判共营事宜，作出这一决定的是新加坡公司的老板，而共谋其事的是美国总公司的发展部主任。两人的背景都很特殊，其中一位是法越混血儿：在越南长大，常住亚洲各地，也曾留学美国，所以能说三四种语言。而最重要的因素是：他观点奇特，对事物的了解与众不同，因此这个人在公司内的地位蒸蒸日上。

我的朋友说：现在的跨国公司的主管越来越多像他这种多元文化的“跨国”人士，而清一色的美国白人，甚至在美国土生土长只会说英语的华人，在能力上更难以望其项背。这一种跨国公司的“新人类”（都很年轻，在40岁以下）的人口也越来越多，表面上都很西化或美国化，但骨子里矛盾更多，而文化上的矛盾往往变成他（她）们的独创性和冲刺力的源泉。我的朋友说：文化上单一出身的人只能是二流管理人才，只能坐享其成，维持公司既有的局面，而没有能力开拓新市场或发展新成品。

几个月后，朋友又要回台湾了，临行之前我问他和新加坡公司接洽的生意如何。他微带愁容地说：“新加坡方面没问题，但不料总公司要重新审核协约，还坚持以后所有的成品皆由这家大公司独家经销！”我听后也长叹一声，心中暗道：一流人才又被二流人才拖住了。

我要他为《新周刊》的读者总结一下他的经验，以下是其大意：

计算机这一行还是要靠思想和创意，鼎鼎大名的盖茨，最近不做CEO，只主持发展部，名义上低了一点，其实呢？识时势者才是俊杰，那些成天开董事会议的CEO们，恐怕早已江郎才尽了。而创意必须靠文化和知识的素养，否则就玩不起来。最有文化创意的人在亚洲，不一定都是亚洲人，其中也包括常往亚洲的西方人，不一定来自美国，不少是欧洲人，但不论是亚洲人或是欧洲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在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过书。

我的朋友之所以把公司设在剑桥而不在亚洲或美国西部湾区，原因之一是他的MIT背景；原因之二是，用他的话说：“剑桥是全世界的脑力中心――哈佛加上MIT，还有比这个更出色的大学城吗？这么多一流人才供我选用，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