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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从未系统地告诉人们,一个国家在扭曲结构下如何实现增长,更没说一个国家怎样去调整扭曲的经济结构获得持续增长。“结构”二字却是读懂中国经济的法门。不管中国官方数据是否失真,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起步,全球格局必会改写。
中国在依赖投资保增长路上积重难返。按道理讲,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应是同步的,但中国――让我们相信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第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超过90%,城镇常住人口只占总人口约47%,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同步,反映出中国最根本的结构扭曲。
面对国际消费力的萎缩,良好的愿望当然是启动国内消费,从而在内部消化中国庞大的产能。可内需的启动岂能一夜之间完成?所以,短期内要使经济不出大问题,还得靠投资。
中国城镇失业率到底有多高是本糊涂账。只要看看工厂里的工人都是谁,只要知道大量没有城镇户籍的“农民工”没有社会保障,就能理解,如果经济危机造成“真实的失业率”上升,首先遭殃的是被迫回到农村老家的农民工们。
不要简单指责中国城镇失业率被低估了。中国城镇的失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的发放,是不区分失业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的。
中国还没有制度上的保障,让进城的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如果制度不变,工资不涨,一定是制造业出现普遍缺工的现象。这时,一边缺工,一边以中国的城镇高失业率来批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足够就业,显然有点不靠谱。
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必须从城市化破题。从资源和土地的节约来说,人口集聚特别是向大城市集聚才有效率。中国今天强调以服务业的发展来推动内需增长,同时提高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力。越是如此,越要推动城市发展。
如按中国过去的城市化模式,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但不能与城镇居民享有同样的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实际上已进城的2亿农民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抑制消费。
如果既有的城市化模式不变,那么,统计局给出的一些令人费解的数据就不足为怪了。内地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受到制约,一些地方政府当然会通过招商引资来发展经济解决就业。而中国的公共服务大量是依靠地方财政,又促使地方增加税收。同时,地方GDP竞赛导致欠发达的地区难以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越是难以在招商引资时注重环境评估。
如果真实的努力还不够让经济发展和税收的数字显得漂亮,那就很容易虚报数字。这正是笼罩在中国经济数据上的层层迷雾。■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