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魄成“老赖”,“影视大鳄”邓建国一路走来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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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3日上午，“影视大鳄”邓建国支付225万元给债权人。广州中院办案法官认为，邓建国同意还钱是“见识到了法院的强硬”。一代“影视大鳄”，白手起家后是怎么从亿万富豪沦落为“老赖”的?
2011年12月3日上午，刚从拘留所获释的邓建国接受《家庭》杂志记者专访，坦承自己落魄的历程。
机场被拘，“影视大鳄”沦为“老赖”
高领白衬衫、墨镜、鸭舌帽、标志性的黄发、擦得粉白的脸，2011年12月3日上午，邓建国出现在记者面前时比约定时间晚到了半个小时。在广州市珠江新城国门酒店一楼的咖啡厅落座后，邓建国苦笑着告诉记者，从拘留所出来后，第一件事是给父母打电话，“法院还开了新闻会，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2011年10月15日7时40分左右，在从广州飞往济南的航班的头等舱内，一名身穿白衣黑裤、头戴礼帽的乘客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办案人员请下飞机。这名受到“特殊礼遇”的乘客，正是准备前往济南参加某选美大赛的巨星影业总裁、“影视大鳄”、“炒作大王”邓建国。
随后，邓建国被法警带上囚车，送到了广州市拘留所。“当时我还问法官是不是搞错了。”邓建国对记者说，他这几年都不在广州，等法官拿拘留裁定书给他的时候，他才得知自己又一次被“限高”了：“要是早知道，我就不坐飞机了。”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天的通报则显示，2007年5月，邓建国因拍摄《刁蛮公主》第二部，向黄先生借款200万元，双方约定归还期限一年，利息25％，同时规定违约金为60万元。2008年7月，黄先生向广州市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广州市仲裁委员会于2009年6月作出仲裁决定，裁定邓建国、巨星影业10日内共同连带归还黄先生本息250万元及支付违约金60万元。邓建国未理会。随后，黄先生向法院申请要求强制执行。
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后，马上对邓建国及巨星影业名下的财产进行清查，结果在各个银行发现邓建国名下存款总共只有侣667．56元，而之前邓建国在广州番禺区买的地早就被其他法院查封了。广州中院只能对邓建国和巨星影业名下的处于番禺南村镇、大石镇的4处房产进行轮候查封。巨星影业的法定代表人也早已经变更为邓建国的儿子邓凯。
这时，传来邓建国要和19岁的女友在番禺区长隆酒店摆结婚酒的消息，法院立即向邓建国发出了《限制高消费令》，并要求长隆酒店协助执行。
无奈之下，邓建国主动找到黄先生，要求与对方达成还款计划和《和解协议书》。收到邓建国的还款承诺后，黄先生主动向法院提出，同意邓建国在长隆酒店摆酒。
然而，轰轰烈烈地摆完酒后，邓建国并未按协议还钱，还高调宣布投资1800万元拍摄新剧。法院再次限令邓建国还钱，但他仍置之不理。法院决定对他拘留15天，并通过执行指挥中心对他进行查控。于是，出现了邓建国在机场被拘留的一幕。
跟记者说话的时候，邓建国鼻子两侧的肌肉不时神经性地抽动。熟悉他的人认为，这是他为了讨好19岁的“嫩妻”黄梓琪，做整容手术留下的后遗症。
被拘留前的3个多月，2011年7月2日，52岁的“中国影视大亨”邓建国在广州高调举行婚礼，迎娶19岁的嫩模黄梓琪，两人在婚礼上大秀恩爱。汤镇业、侯耀华、文章、奇志、李丽珍等明星专程赶来庆贺。
黄梓琪出生于广西来宾县一个小山村，举行婚礼时还不满20周岁，5年前认识邓建国时她在广州一家酒楼打工。当时，邓建国常去那家酒楼吃饭，发现小黄“身材高挑、大大的眼睛、圆脸蛋”，就认她做“干女儿”。之后，两人之间逐渐产生了恋情，欲结为夫妻。
由于黄梓琪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所以邓建国决定“先摆酒，再领证”，等黄梓琪满了20周岁再去领证。邓建国说，新娘黄梓琪让他有了初恋的感觉，也有家的感觉，他们很恩爱。不料新婚才3个多月，邓建国被法院拘留后，黄梓琪在微博上宣布，由于不堪邓建国的家庭暴力，两人已经分手。
高调迎娶嫩模之前，素有“炒作大王“之称的邓建国一度沉寂了很多年。
自手起家，从林场放映员到“影视大鳄”
邓建国是江西临川人，小学和中学都留过级。虽然“学商”很低，但他的“财商”从小就很高。
他8岁时，家人让他去买酱油，那时酱油是一毛七分一斤。邓建国拿了两个瓶子去买酱油。他将一个瓶子藏在旁边，然后用一个瓶子二两一次地买酱油，他买了五次，按四舍五八的原则，结果一毛七分一斤的酱油被他用―毛五分买到，他赚了两分钱。后来，他在商场上也经常使用这种怪招。
在高中混了一年多后，邓建国退学在林场当上了电影放映员兼广播站广播员。7年后，他辞职下海。
1991年，邓建国怀揣1000元到了广州，给企业拍广告专题片赚得第一桶金。此后，他认识了珠影厂当时的总经理黄勇。黄勇告诉他有个获奖编剧叫吴厚信，写了部低成本电影《广州故事》，只需150万元就可拍好。
邓建国一昕很高兴，马上说可以，完全由他出资拍。其实邓建国账上当时只有15万元现金，不过他认为拍片只是一种立项，资金完全可以通过项目拉回来。
这是1995年，当时很多人还认为电影与市场不搭边。而只有15万元的邓建国敢于投资拍电影，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营运方式能拉到广告费。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便与珠影厂签了合同。签完合作协议后，邓建国决定将《广州故事》的开机仪式搞得轰轰烈烈。他很快从大学里不花一分钱组织了几百人的志愿者队伍，这些人拉着横幅、扛着红旗、统一着装骑着单车在广州大街上到处游行，所到之处，他们拼命狂呼：“拍摄《广州故事》，振兴国产电影!”
开机仪式那天更不得了，邓建国在天河体育中心搞了个万人大会。他在这种场合中非常兴奋，像大人物一样和许多名人握手。面对黑压压的人群，邓建国忘了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当有人问他准备拿多少钱来宣传《广州故事》时，邓建国对着话筒底气十足地说：“为了宣传广州，我要拿出100万元来做这部电影的广告！”
全场非常激动，谁也不知道邓建国银行账上到底有多少钱。这时邓建国已经没有任何现金，他在开机前两天把所有钱全部投进了报纸广告。在会场上，他向来宾派发那张有他广告的报纸，冥冥之中，他相信会有奇迹出现。
就在开机仪式快结束时，奇迹真的出现了：广州市政府同意为《广州故事》出资100万元！一家企业也在现场宣布-他们愿意出60万元！
由于邓建国走的是广告和赞助路线，《广州故事》尽管票房很低，实际亏损却只有两万元，这个数字让他赢得了很多经验教训和一定的知名度。他认为是赚了。
随后，邓建国开始筹拍30集电视连续剧《广州教父》，预计投资700万元。当时他账上也只有30万元，这个数字是邓建国下海以来业务收入的
总数。如何才能拉到700万元?邓建国每天挖空心思地想这个问题。他觉得要引起广告客户的兴趣，必须要有新招。那时候国内市场非常迷信港台，邓建国认为应该利用这种市场需求，他想了半天，决定去请香港的当红明星汤镇宗来主演《广州教父》。正好汤镇宗也愿意发展自己在大陆的市场，于是答应合作。
签下了汤镇宗，邓建国便开始大肆宣传。他在《南方日报》上为《广州教父》做了两个整版的跨页彩色广告，这在当时绝无仅有。广告上很煽情地写着：“3000万元超级大制作《广州教父》，由汤镇宗、江珊、高雄、任达华联合主演。”
在1996年，影视圈还没有谁以这种方式来推广自己的作品。邓建国这么做是因为他看了一本关于好莱坞制片的书，其中提到有一部片的炒作费占总成本30％以上。
《南方日报》两版的广告费，已花掉邓建国账上的大部分钱，而这时，《广州教父》剧组成立了，剧组每天催着要钱，邓建国感到走投无路。
绝望的邓建国异想天开地幻想银行能借钱给他。他拿着《南方日报》的广告去找银行贷款，跑了很多家银行，没有一家银行肯借给他。最后，邓建国拖着疲惫的身躯去了工商银行，就在他不抱任何希望地对工商银行的工作人员说想贷款时，奇迹发生了，工作人员居然说只要珠影厂能为他担保，就可以贷给他500万元！
邓建国马上找到珠影厂老总黄勇，黄勇同意为他作担保。得到这个消息后，邓建国以为是做梦，他使劲掐自己的大腿，很痛，真的不是梦!
邓建国的贷款为他赢得了时间，贴片广告的钱开始不断回笼。在《广州教父》的制作上，邓建国有一个重大突破，就是请汤镇宗做整部片的总监制，全权负责拍片。这一招等于引进了香港的制片手段，这在大陆影视界是第一次。
邓建国与汤镇宗打交道期间，学会了电视剧操作的很多要领，特别是强化了走市场路线的观念和意识。《广州教父》为邓建国拉回3DOO多万元的贴片广告，邓建国开创了电视剧巨额利润的先河。
生意亏损，从“风云人物”到落魄江湖
尝到甜头的邓建国开始大举向影视业进军。每筹拍一部作品，事先他一定会去几家洗脚屋做市场调查，耐心地询问服务员喜欢看什么电视剧、最喜欢哪个演员。邓建国有一整套这样的理论：“讲品位、图虚荣可以去找白领小姐，但要真正了解电视观众的心，一定要问打工族。白领小姐整天忙着逛街和泡吧，很少花时间去看电视剧，保障收视率的是家庭妇女和打工族，许多影视公司并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拍的片不受欢迎。”
1997年，邓建国与汤镇宗去昆明参加影视节，当时娱乐圈大腕云集昆明。邓建国住下后，就去查会议代表住宿名单，找了半天，他找到侯耀华的名字和房间号。邓建国给侯耀华打电话，自我介绍说是侯耀华的崇拜者，想和汤镇宗一起去拜访侯耀华。
侯耀华很热情，当即请他们到房间里坐坐。谈了半天后，侯耀华送邓建国出门时，刚好在过道上碰到张国立。侯耀华将站在身边的邓建国和汤镇宗介绍给张国立。
张国立当时已经成名。邓建国看见张国立非常激动，紧张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只是傻傻地跟着张国立走。张国立问他：“你跟着啥?”邓建国说：“我想请你吃饭。”
张国立婉谢：“我们一大帮朋友已经约好吃饭，下次再说吧!”
邓建国不愿放弃时机：“我跟你一块去，我请大家吃饭。”
张国立拿他没办法，只好默许。吃饭时，邓建国发现张国立在朋友中威信很高。他想，如果能与张国立这样的顶级人物合作，我邓建国的档次再差也会是第二级。他越想越兴奋。
这顿饭吃完后，邓建国一直跟着张国立，他说自己是个农民，拍电视剧挣了些钱，现在想拍更好的电视，想跟张国立这样的偶像合作。
张国立认真地看了邓建国一眼，告诉他，影视圈很险恶，稍不留神就会亏损，很多人都因为搞影视而破产。
邓建国一拍胸脯：“我不怕亏损我本来就是农民，顶多钱亏完了，我再回农村去种田。”
这句话感动了张国立，他把电话号码留给了邓建国。
没过多久，张国立去珠海，邓建国听说后，匆匆赶去，往张国立房间的床上丢下一捆钱，说要和张国立合作，这是订金。张国立说合作可以，但钱不能收。邓建国站在远远的地方，说：“我相信你，反正要合作，钱早晚都要给你。”
锁定张国立后，邓建国开始找剧本。朋友向他推荐了《康熙微服私访记》，这是邓建国第一次和张国立合作，这部电视剧一经播出就红遍海内外，让邓建国进账近3000万元，也为他赢得非常高的人气。
接下来，《我这一辈子》、《怀玉公主》等一部部热播剧让邓建国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据他回忆，那几年，他每年都能赚几千万。
2000年，邓建国被媒介评为“影视界十大风云人物”之首。
2002年，在影视业风生水起的邓建国突然在北京高调宣布“金盆洗手”，退出娱乐圈。当被记者问及当时为什么要退出，邓建国说：“2001年，当时电视台搞购剧垄断。《康熙微服私访记4》很火，但北京电视台搞霸王条款，说播完才付钱。这件事对我触动非常大。所以2002年的时候，包括尤小刚的公司在内的几家大的民营影视公司谋划一起退出，但回头一看，他们都还在和电视台合作，只有我退出了。我被涮了。”也是这一年，邓建国与张国立分手。
经历这次事件后，邓建国也不想走回头路了，就去新疆做文化产业，投了几千万元，但因项目规模太大，现在这个项目还撂在那里；在北京、广州开酒楼分别亏了1000多万：卖酒亏了1000多万：做电视节目亏了1000多万。但影视主业却一直拖着，停了，没有收入。
反思这些年从辉煌走向下坡路的历程，邓建国总结了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自己没有及时和资本结盟，一直是小作坊式运作；二是没有及时充电：三是政府没有扶持他们，任他们自生自灭，导致他们这一代影视业的人物现在都销声匿迹了；四是不该放弃熟悉的影视业。
对邓建国的这一说法，曾经担任过成龙替身，熟识香港、内地演艺圈的郑志豪表达了不同的看法：“邓建国当初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当时大陆的演艺圈市场不成熟、不规范。他总是把自己当娱乐明星来炒作，整天搞那么多绯闻，结果炒坏了自己的形象，让人不信服。做老板就要有老板的样子。学广告出身的‘华谊兄弟’老板比邓建国出道还晚，但是人家懂得低调，全力包装自己旗下明星，要是邓建国当时懂得这个道理，肯定比华谊兄弟还厉害。归根结底，还是邓建国学历和文化层次太低，限制了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