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吕尼运动的性质及其与格列高利改革的关系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克吕尼运动的性质及其与格列高利改革的关系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本文旨在考察克吕尼运动的性质及其与格列高利改革的关系。作为中世纪欧洲集权尝试的开端，克吕尼运动和格列高利改革分别指向集权的两个基本面，即道德方面和政治方面。克吕尼运动在本质上是一场道德革新运动，其成功关键在于将集权作为道德革新的基本手段。格列高利改革将克吕尼的经验拓展至政治领域，一反遁世离俗的本尼迪克式理想，要求按照基督教原则改造现实世界，从而奠定了12、13世纪政教斗争的基本逻辑。一方面，克吕尼运动为格列高利改革提供了思想条件和技术手段；另一方面，克吕尼运动始终将自己约束在道德革新领域。究其原因，它的理想本质上是本尼迪克式的。

关键词：政教关系；克吕尼运动；格列高利改革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3-0036-04

欧洲中世纪政教斗争的实质是不同集权路线间的竞争。11世纪晚期，以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为代表的教皇革命，既是中世纪政教关系的分水岭，亦构成欧洲政治集权的开端。克吕尼运动是格列高利改革的主要渊薮之一，研究者遂多称之为政治运动。[1]（P11～12）事实上，作为中世纪欧洲集权尝试的开端，克吕尼运动和格列高利改革分别指向集权的两个基本面，即道德方面和政治方面。克吕尼运动为格列高利改革提供了思想条件和技术手段，但它始终将自己约束在道德革新领域。究其原因，克吕尼运动的理想本质上是本尼迪克式的。考察克吕尼运动的性质及其与格列高利改革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搞清楚欧洲政治集权的开端及其与道德革新运动的关系。

一

近代以前，无论东西方，道德问题一直在史传政论中占据核心位置。就西方思想史而言，自希罗多德直到卢梭，道德问题始终是理解治乱兴衰的关键。道德风尚既为一时代的枢纽，自然不能如现代政治经济学般，将之归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并列的条目中，作为综合控制的一个方面看待。事实上，迄至近代，道德风尚仍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不仅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且要求这许多方面共同效力于移风易俗。道德风尚的优劣，与其说是时代的一个方面，不如说是时代的整体表征，且其含义中，修齐治平的意味极重。所以，“世而后仁”“百年而礼乐兴”等说法，并非中国特产，实是近代以前中西主流思想界的共识。

古人论世事成败，多本道德；历来教会改革，多因败俗。所以历次教会改革，多是要振兴气象、改善风俗。这在当时不仅是一个宗教问题，更是作为一个根本政治问题看待的。格列高利改革之前，已有数次规模宏大的道德振兴运动。改革（reformare），其意初非革新，而是返回。大概人性中本有两种相反相成的倾向。振作与堕怠相互缠斗所遗留的辙迹，似乎指示出一条不变的法则：道德风尚的兴衰正如夏冬交替般，循环不已、无始无终。这种经验式的结论遭到克吕尼运动的挑战。克吕尼运动不仅意在振风淑世；随着运动的进展，又逐渐触及一个根本问题，即能否依靠制度克服人性中某些不稳定的因素。[2]（P75）

二

严格而言，克吕尼运动只是10世纪以来诸多道德振兴尝试之一支。然而，由于克吕尼运动发展顺利，影响甚大，且与11世纪中叶开始的教皇革命关系密切，遂成为10世纪至12世纪教会改革的旗帜。与当时其他教会改革者的主张相似，克吕尼要求整肃宗教礼仪，强化本尼迪克教规，力返以守贫、守贞、服从为要旨的基督教德行，反对地方世俗权贵对修道院人事权和财产权的干预。[3]（p72～73）

从其主张来看，克吕尼运动并无特殊之处。然而，克吕尼之所以当世成功、垂鉴后世，主要不在其主张的新奇，而在于其达到目标的手段十分有效。这个有效的手段即是集权。集权使克吕尼运动化腐朽为神奇，开启了教会史上的崭新一幕。[4]（P271）

在外部关系方面，克吕尼的集权表现为摆脱地方权贵，直接隶属教皇。909年，阿基坦公爵威廉授权在克吕尼营建修道院，准其不受地方权贵干预，直接隶属教皇管辖。931年，约翰九世即确认克吕尼的自由和特权。1027年，教皇约翰十九世宣布主教无权对克吕尼施以诅咒或惩罚，从而使之超脱于所有主教管辖之外。1032年，克吕尼又正式摆脱一切世俗权贵的控制。[1]（P68-69）一百余年里，克吕尼逐渐摆脱各种教俗权贵的控制，但与此同时，克吕尼也日益落入教皇手中。这里的悖论是，当克吕尼彻底超脱各类权贵干预之日，正是它无可避免地沦为教皇私产之时。[5]（P264）

在内部关系方面，克吕尼的集权则体现为一种科层分明的等级制度。由于教皇及不少教俗权贵的支持，克吕尼的改革颇见成效。于是，旧式修道院纷纷效法克吕尼，按照克吕尼模式新建的修道院也不断诞生。为保证改革的方向和效率，这些修道院逐渐与克吕尼建立起程度不等的隶属关系，遂形成影响巨大的克吕尼派。[6]（P135-136）至11世纪前半期，当圣奥迪洛任克吕尼院长时，克吕尼派已建立起等级明晰的体系。克吕尼居于等级制的顶点，其他修道院则为下属机构，其负责人称分院长（Priory）。这些加入克吕尼体系的修道院，除受克吕尼管辖外，不受任何主教或世俗权贵控制。各分院的人事任免权掌握在克吕尼修道院长手中，不但各分院长，且各分院修士都要定期向克吕尼述职。此外，克吕尼体系中的所有修道院须遵循统一的教规和仪礼。[4]（P104）

尽管有上述内外两方面表现，克吕尼的集权并不如我们所想的彻底。一方面，克吕尼并未将赌注全部压在教皇一边。它虽明确要求摆脱地方权贵，但对于皇帝和国王的宗教权威并无异议，反倒有所依恃；教皇虽长期为其庇护，但克吕尼终不为教权高于皇权的主张张目。[7]（P86）另一方面，各分院对克吕尼的依附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分院保留修道院长一职，有的分院则有隶属时限。[6] （P82-84）虽然集权趋势明显，但克吕尼的实际管理体制却较为松散灵活。尤为重要的是，克吕尼并未控制各分院的财产，在日常事务方面也多任其自理。这就使人事权控制独木难支，更多地表现为私人性的而非制度性的。11世纪中叶起，日益庞大的中层官僚集团掌握了克吕尼体系内大部分事务，克吕尼修道院长的权威则逐渐沦为某种象征。[1]（P133）

寻找或制造新的、更有朝气的修会以代替克吕尼派势在必行。这样的替身或继承者，在12世纪有西多会，在13世纪有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在16世纪则有耶稣会。只要教皇权力奠基于道德革新，这样的兴替就无可避免。道德革新成就了教皇权力，也束缚着教皇权力，它使这种权力依赖于道德亢奋和政治浪漫情怀，最终在现实生存的低俗欲望面前付出巨大代价。13世纪屠灭法国南部阿尔比异端，14世纪至15世纪教会大分裂，16世纪至17世纪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等都是明证。这种有缺陷的权力结构依赖道德革新，也滥用着道德革新，直到道德与生存被扭曲为水火不容的两极。在这个意义上，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的使命即是重新厘定道德与政治的关系。长期滥用道德以服务于权力目的，最终导致道德与政治疏离，在这矫枉过正的漫长历程中，道德与政治的正当关联也隐而不显。以道德革新开端的政治集权，竟以道德与政治长期疏离而告崩溃，这正是历史的嘲讽和可鉴之处。

[参考文献]

[1]H.Cowdrey， The Cluniacs and the Gregorian Reform， London： Clarendon Press， 1970.

[2] 弗里德里希.欧洲思想史[M].赵复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D.Knowles， The Evol.ution of Medieval Thought， London： Longman， 1988.

[4] 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M].盛葵阳，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5]W.Ullmann， The Growth of Papal Government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Methuen， 2004.

[6]G.Tellenbach， The Church in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Tenth to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G.Tellenbach， Church， State and Christian Society at the Time of the Investiture Cont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2003.

[8] W.Ullmann，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Methue1n， 1961 .

[9] A. H.Thompson，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Ⅴ，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0]J. P. Whitney， Hildebrandine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 N.F.Cantor， Church， Kingship and Lay Investiture in England， 1089-113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12]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一卷）[M].贺卫方，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Abstract：This paper examines the nature of the Cluny movement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Gregorian reform. As the beginning of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in the middle ages， the Cluny movement and the Gregorian reform respectively point to two main aspects of centralization， morality and politics. The Cluny movement is actually a moral renovation， whose key to success is the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and thoughts. The Gregorian reform transfers the experience of Cluny to the field of politics. Opposing to the traditional ideal of Benedict， the Gregorian reform struggles to realize the Christian principles on the earth， which provides the basic logic for the controversy in the later two hundred year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w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on the one hand， the Cluny movement provides the id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for the Gregorian reform； on the other hand， the Cluny movement always restrains itself in the field of moral innovation. In fact， the Cluny movement is of the Benedict style in essence.

Keyword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the Cluny movement； the Gregorian 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