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偏废“重投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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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0年改革开放和高达52%（2012年）的总积累，中国不仅在2010年GDP的世界排名中超过了日本，而且制造业总值以57690.8万亿美元占全球23.4%排名第一（美国29929.7万亿美元占全球12.2%；日本12696.75万亿美元占全球5.1%），这是中国长年坚持“重投资主义”的硕果。 “重投资主义”对中国经济增长功不可没，自由化必须稳健。 “重投资主义”：后进国家的优选国策

所谓“重投资主义”，是一种扶植国内投资、鼓励引进外国资本（同时限制本国资本外流）的经济政策。

早在工业革命之前的16世纪，欧洲各国就曾流行过所谓的“重商主义”：重视商业利益，通过高关税等措施鼓励出口获取更多贵金属，限制贵金属和重要原材料的外流。

虽然重商主义视贵金属（货币）为财富唯一标准、认为国际贸易是“零和博弈”等观点在理论上存在致命错觉，但它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对摒弃西欧传统封建社会经院哲学的教义和伦理规范、扭转“重农抑商”的政策趋向，推动整个社会转向尊重财富、尊重商业的历史意义而言，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没有重商主义，就没有今天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繁荣和成就。

亚当·斯密在重商主义流行200年后，于1776年3月出版的《国富论》中，对重商主义的批判非常精彩和准确，但重商主义并不是被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批倒的。

1492年至1600年，西班牙从新大陆将89.95万千克白银大量运回欧洲，虽然短期给自己带来了财富，但最终造成了欧洲物价上涨4倍（白银贬值4倍）的事实，早就挖去了重商主义的根基。英国当年之所以能打败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成为“日不落帝国”，靠的不是重商主义，而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完全是被荷兰炮舰赶出东印度香辛料产地的。

在投资总额一定的情况下，虽然经济增长率决定于企业平均利润率，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是GDP增长，GDP的增长从根本上说又是净投资（净投资=总投资-折旧）的增长。因此，经济发展仅有GDP是不行的，但没有GDP是万万不行的。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总的说实践了“重投资主义”，事实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中国30年以来国内实体经济投资迅速增长的成功，包括中国经济几乎没有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的冲击，背后与中国经济的“单向自由化”有着密切关联，外汇管制甚至可以说有效地防止了“国际热钱”的冲击，限制了国内实体经济投资资本的外流，保驾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增长。

那么，中国不得不进入“资本自由化”进程后，情况会怎样呢？ “资本自由化”的酸甜苦辣

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中，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处于相对“被封闭”时代；1979年至1989年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中国百业待兴、产业结构错位、外汇储备极度匮乏，实行外汇管制是无奈之举；1989年以来的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既离不开中国国内的高积累，也离不开国际直接投资资本的大量涌入。因此，迄今为止，中国的“资本非自由化”是被逼出来的。

“资本自由化”总的说是发达国家“有钱人”的诉求，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发展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的国家而言，过快的“自由化”是一种奢求，甚至会是一个“陷阱”。

毫无疑问，国际经济在日复一日地“全球化”，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早晚都将面临资本自由化的选择。但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资本自由化，而是如何自由化、以什么速度实施资本主义化。

从发展中国家资本自由化的过程和结果看，凡是对资本自由化的过程和步骤比较谨慎的国家，结果都相对较好；反之就有可能遇到麻烦。

资本自由化需要一个国家的经济有坚实的基础：充足的外汇储备、强大健全的金融体系、存在一定的“相当过剩资本”、国民经济对本国货币升值或波动足够的承受力等。

日本在1968年以前，基本上是一个“非资本自由化”的国家。早在对中国东北侵略扩张后的1932年，日本就颁布了《资本逃避防止法》，1933年颁布《外汇管理法》开始实行外汇管制；战后1949年设立“外汇管理委员会”（规定只准与美元和英镑交换并限定汇率）；1950年颁布《出口信用保险法》《外资法》和《出口银行法》，推行促进出口和鼓励外资投资政策，建立促进出口的长期资本融资制度；1959年开始对美元汇率自由化；1960年大藏省公布贸易自由化措施；1963年3月政府颁布对外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措施。

从1952年加入IMF和世界银行，到1963年实行资本自由化政策，日本大约经历了11年时间；从1960年贸易自由化到1963年资本交易自由化也经历了三年的准备时间。

即便如此，从日本资本自由化两年后的1965年开始，日本出现大量资本外流，特别是在1980年至1990年的十年间，日本长期投资收支-890.2万亿日元，这相当于1989年日本GDP40.3万亿日元的22倍。资本外流直接导致日本国内产业空洞化，这成为日本1990年泡沫崩溃后持续20多年经济萎靡不振的直接原因。同时，1981年至1986年日本出现突然的短期资本流入，这与国际“热钱”向日本股市等金融投资领域的流入，以及经济泡沫的崩盘密切相关。

也就是说，在中国也将不得不面临资本自由化的挑战时，实体经济投资的大量外流和国际金融投资热钱的大进大出，是不得不认真对待的两大弊端。资本自由化成败与否均系于此。

印度也是长期对资本自由化实行限制的发展中国家，从1994年8月开始履行IMF第十一条的义务，经过周密研究后设定了三年自由化方案，同时附加了三个条件：1.将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从5%削减到3.5%；2.通胀率三年平均值不超过3%-5%；3.中央银行的实际准备金率从超过9%下调3%、银行系统的不良债券率从17%削减到5%。同时设置波动±5%实施为汇率监控的附带指标。

有专家批判这些条件是变相不履行资本自由化，但后来从亚洲金融危机的结果看，这些措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2013年8月，印度为了防止资金外逃，再次采取了严格限制黄金出口的措施。

印尼、韩国、泰国是亚洲金融危机最受冲击的三个国家，资本自由化后短期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曾被视为当时金融动荡的深层根源。智利当年经济大起大落的情况足以证明，有效管制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规模，对于刚实施资本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日本大藏省1998年5月发表了题为《从亚洲通货危机中学习经验》的专题报告，详细阐述了必须从亚洲各国资本自由化及亚洲金融风暴中吸取教训。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以后，部分拉美国家迅速地走向资本自由化。1977年至1982年流入拉丁美洲的国际资本约1578亿美元，虽然随着这些国外资本的流入，经济增长率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随着后来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国“债务危机”“货币危机”的发生，使1983年至1989年那些随波逐流的国际资本又流出1162亿美元，1990年至1994年再流入2005亿美元。国际资本一抽风，拉美国家的经济也随之打摆子。

面对智利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和资本自由化政策，1981年流入智利的国际资本47.7亿美元达到高峰后，1982年猛降到8.3亿美元，1983年更转为-32.2亿美元，导致1982年智利经济增长率-14%、失业率高达22%，“智利奇迹”演变成“智利悲剧”。究其原因，就是这些没有经验的拉丁美洲国家资本自由化的速度过快，且对自由化的过程缺乏必要的监控。以此为鉴，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智利（1991年6月）、哥伦比亚（1993年9月）、马来西亚（1994年1月），都开始对国际资本流入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

另外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在以上三个时期流入拉丁美洲国家的外国资本中，向实体经济直接投资的比例仅占20%-29%。也就是说，70%以上的热钱并不是真想到拉美国家实体经济投资，于是此后十年各国的国民经济纷纷进入了零增长。

资本自由化是一大美餐，吃好了强身健体，吃得不好或过量也会消化不良。亚洲金融危机几乎成了一连串金融震荡的多米诺，1997年始于泰国的浮动汇率引起的汇率动荡成为导火索，金融震荡迅速波及印尼和马来西亚，五个月后香港股市和韩国汇率暴跌；1998年金融风暴迅速向印尼、俄罗斯蔓延，就连原本金融体系本身比较健全的香港和新加坡也受到了冲击。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IMF和美国的许多专家学者，都在强调资本自由化后短期金融投机资本大进大出的危害，但苍蝇不盯无缝的蛋，所有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受到冲击的国家的经济体制本身，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才是事情的本质。

金融体系尚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就像一个刚刚下海游泳的孩子，完全地放任甚至有被国际热钱（投机资本）淹死的可能。国际投机资本，从本性上说就是以一个国家的金融稳定的诉求方向正相反，在金融的非稳定状态下“热钱”才有利可图，甚至金融投机的利润率与金融稳定成反比，金融越动荡金融投机博弈的利润越高（风险也越大）。

在短期国际收支债务迅速增加的背后，往往与金融投机市场波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特别在经常收支恶化后，账面上不得不靠短期资本流入作为补填时，往往意味着伴随实际汇率的上升流动性出现过剩，并可能因此最终招致经济增长受挫。

资本自由化所带来的挫折，不是“市场失效”的证明。因为，正常且健全的市场体系，并非为投机资本动荡的极端状态所设计。如果以金融危机后的“恐慌状态”为基准，市场本身将因成本过高（如银行准备金率过高）而无法正常运转。上帝也不会只让发达国家在资本自由化中安然无恙，却让后进的发展中国家为此饱受沧桑。

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自由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波折，中国都同样可能遇到：1.人民币汇率暴涨后，可能会给出口和国内实体经济带来毁灭性的冲击，失业可能会在此后大量增加；后期，外汇储备的骤降和汇率暴涨后的反弹，又有可能造成人民币汇率的大跌，导致经济增长严重受挫；2.庞大的国际热钱涌入中国金融市场后造成的剧烈震荡，可能引爆金融危机；3.中国国内资本迅速外流，会造成国内实体经济投资的大量失血等。

资本自由化是加入IMF必须履行的义务，同时资本自由化也确实可能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扩大融资的渠道和规模。但自由化也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造福子孙后代，用不好也许会因之倾家荡产。只要自由是相对的，它就一定更为有利于竞争中的强者。

所以，直面“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必要的保护措施不可或缺：1.资本自由化至少要有三年-五年的准备期，且整个自由化过程需要分为几个阶段；2.在资本自由化的初期，依然要对汇率的波动幅度有一个限制；3.对资本外流的方向加以引导，如鼓励资源保障性海外投资、限制实体经济投资外流规模、鼓励技术和技术人才的引进等；4.对投机性金融国际资本，无论对金融商品还是不动产均加以限制，如尝试开征“投机交易税”，且将该项税入专款专用于对国内实体经济投资的褒奖。

对国内实体经济的影响如何，是衡量资本自由化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标准。也就是说，凡是有利于国内实体经济发展的应予以鼓励，反之则应规制。中国只要能坚持既往“重投资主义”的方向和原则，资本自由化就可能回避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前车之鉴，就可能少走弯路、少跌跟头。

不能对“资本自由化”只是抱有玫瑰色的幻想，完全地放任自流与完全地监控管制，都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资本的全部历史，就是社会通过法律对资本的弊端实现限制的历史，资本从它降生的那一天开始，本质上就像天性骚动的“孙悟空”，没有了“紧箍咒”谁敢说孙悟空一定会安于护驾取经，而不是大闹天宫？ 作者曾任日本法政大学经济学部客座教授、天津社科院经济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