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资产置换与农村劳动力城市化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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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迁移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瓶颈。表面上看是城市户籍制度阻碍了城市移民的迁移，但实际上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资产（房地产）不能随人口转移而导致的城市移民的安置问题。农业转移人口土地资产的沉淀，既增加了迁移人口的城市安置成本，也增加了他们脱离乡村的退出成本，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迁移。另一方面，目前城市政府对低收入阶层提供的住房仅仅限于已有的城市居民，且住房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的公共财政和部分土地出让收入，对城市政府是一种负激励，导致了中国城市化空间区域上的无边界约束和人口城市化的严重制约。因此，如何为城市政府寻找一种对外来移民提供城市住宅的解决方法和激励措施，就成为农村劳动力城市化移民的关键所在。将农村劳动力移民的土地资产进行置换来解决移民的城市住宅，对城市居民的所有住宅实施房产税收作为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基础是一种现实的解决思路。
关键词：土地资产；劳动力迁移；户籍制度；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30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9—0036—07
在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上，不少学者都将研究视角定位在城市户籍制度的简单废弃上，而没有进一步思考为什么现行制度下城市户籍的福利制度不仅没有废止，反而日益凸现。其实，农民工迁移和户籍制度改革必须思考两个问题：第一，城市经济的运行离不开对公共产品的供给，在我国目前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公共产品提供的缺口巨大，但地方政府财力有限，怎么解决？第二，在一个土地资源十分稀缺的国家，如果仅强调对土地财产的占有权，而不强调土地的利用效率、社会外部效应以及社会公平等问题，是否更加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认为，这两个问题必然涉及到土地资产的处置问题，即房地产税和土地资产置换。房地产税收可以为城市政府解决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来源，土地资产的置换能够解决农村劳动力城市化的安置成本，降低城市化移民的门槛。同时，城乡土地财产税的设置还能促使人们提高对土地的利用效率，将沉淀的土地财富转化为运行的社会资本。本文将从这一角度探讨土地资产置换与农村劳动力城市化迁移以及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一、是户籍还是资产阻隔了劳动力的迁移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城市化与人口的迁移相联系，城市空间扩张、人口积聚与城市经济发展是一个同步过程，而且，三者之间共同决定了城市的边界和规模效应。但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是一种不协调的城镇化：一是城市建设用地过度扩张，人口积聚相对不足，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二是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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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5—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差异化视角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形成机理及其政策分类设计研究》（11BJY085）、《城镇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问题研究》（10BJY071）、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现代农业发展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原经济区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2012A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程传兴，男，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郑州 450002）。
张良悦，男，河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郑州 450002）。
赵翠萍，女，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郑州 450002）。
与产业集聚不协调，产业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三是城乡发展不协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同时，中国的城镇化又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城镇化：一方面，农民工“被城市化”，“迁而不转”；另一方面则是“转而不迁”，大量农民工虽然到城市就业，但其身份、社保、住房等生活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不能享受城市提供的基本公共产品。从本质上说，房产是一个社会公民财产的基础，住房的空缺必然限制人们的消费和相关投资，进而严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以及城市劳动力的供给。所以，农民工不能享受城市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待遇，无异于将农民工的生活排斥在城市经济社会之外，形不成城市化的内需。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的城镇化在空间区域上没有边界约束，而在城市化的内容上（人口的城市化）却有严重的隐性制约，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移民已成为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一个瓶颈。
人口城市化的隐性约束与户籍制度有着重要的联系。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将居民的迁徙自由、接受教育和享受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基本权利限定在户籍所在地的区域内，将大量有落户要求的外来人口阻隔在城市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来人员迁入城市，则增加了其安置成本，包括私人消费成本、住房成本和享受公共产品如教育等方面的成本。为此，不少学者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取向应该是取消它与社会公共产品之间的联系，赋予城乡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然而，在实际中我们却看到，城乡户籍制度与社会公共产品分享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别，某种程度上是政府在供给不足条件下的无奈选择。所以，尽管大家都认识到户籍制度的“阻隔”，但到目前阶段，户籍制度改革基本没有改变其“高门槛、高待遇”特征，尤其是教育资源和住房保障成为城市化移民的最大瓶颈。
上述分析表明，表面上户籍制度阻碍了人口的自由迁移，但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则城市化的人口迁移就由户籍制度转化为土地财产问题。第一，城市化的扩张必须为积聚的城市人口提供必需的基础设施，必须为积聚的人口提供必要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才能保证城市经济和生活的正常运转。第二，迁移人口如何将自己的资产进行置换，如果迁移的劳动力不能将自己在农村中的土地资产顺利地转入城市，就会有退出成本。这种制度安排使农民既不愿种地，也不愿放弃土地，无法彻底脱离农村土地到城市生活，特别是普遍的“空心村”和“闲置住宅”已经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并固化了城乡之间的二元特征。
如果跳出户籍制度的视野从发展的角度去认识，则需要在发展战略和政策设计上加以反思。首先，在劳动力的迁移上，目前的政策还是基于农民工只是暂时地在城市工作、生活而设计的，没有将农民工城市生活的融入作为城市化的根本内容，城市政府自然不会去考虑农民工享受的社会保障，尤其是保障性住房。这可以说是户籍福利制度的问题。其次，与此相适应，唐茂华和黄少安认为，均分化的农地制度使得中国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有别于其他国家无地或少地农民的“受迫型”迁移，而是有地农民的“自主型”迁移；有别于他国农地经营和进入工资经济的替代性决策，而是将二者互补，共同维持生活。这表明没有将农村人口的减少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仍然是基于城乡二元的格局去推动城市化的发展。这应该说是发展战略问题，有悖于经济发展是不断减少农民过程的基本规律。再次，张良悦认为，在考虑户籍制度的福利时，不仅要看到城市户籍的公共福利，也要认识到农村户籍的公共资源，如社区农民无偿地对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移民需要户籍对价。这说明在城市化的发展中没有充分地考虑到资源约束的困难，没有重视土地资产存量的运作，涉及到城市化的发展对土地资源社会总体利用的问题。最后，在中国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中，真正因为户籍、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歧视而受到流动限制的是技能较低的劳动者，而恰恰是这一部分才是城市化进程中所要解决的移民问题，这是城市化的工作重心。
总之，从根本上说是土地资产而不是户籍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农民工市民化、地方政府资源配置与土地资产的有效处置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二、土地财产置换与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迁移
如何为城市政府寻找一种对外来移民提供城市住宅的解决方法和激励措施，是农村劳动力城市化移民的关键环节。我们的基本思路是，将农村劳动力移民的土地资产进行置换来解决移民的城市住宅，对城市居民的所有住宅实施房产税收作为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基础。我们首先从产权的角度对土地财产的置换进行理论分析；之后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启动条件加以分析。
（一）土地产权及其资产处置①
某种意义上说，房地产资源不仅仅是一个物质产出，而是自然资源与人类社会制度的完美结合。人们对土地资源有一种贪婪，并希望自己占有和享用。为了限制这一行为，便设计出了制度安排，允许个人和集团实施某一特定的具有排他性的房地产资源的所有权、占有权和使用权，从而为土地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提供了一个标准和基础。但是，这并不表明财产所有者在土地资源利用上的“为所欲为”，而仍要受到财产制度、土地利用规划和资源稀缺的外部性约束。
1.政府政策对土地资源利用的制约
通常意义上的财产被界定为对某一事物排他性的占有、使用和处置，但从土地政策和管理上看，土地产权却十分“残缺”。某种程度上说，几乎土地资源的所有和使用都会受到公共政策的制约和土地管理的限制。总的来看，基于公共利益的性质，有四个重要的权利束从来不包括在完全的所有权中，它们是税收的公共权力、公共使用的征收权、管制的权利和无继承人的国家转归权。特别是，土地税可用来鼓励对土地更广泛和有效地利用，达到土地保护和环境保护的目标，提高作为私人占有的所有权的保护，引导某一类型的投资，或者提升产权价值。同样，税收也可以作为大棒和处罚措施使人放弃或禁止与上述目标相反情况的土地开发。
2.政府在土地资源管理和开发上的警察权
在今天，土地利用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正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被迫”从他们的土地上分开，土地潜在的利用者和现有使用者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且导致土地利益上的冲突。显然，其结果是对土地利用“公共利益”导向的需求越来越多；同样，也会出现这样的趋势，随着公共利益实施的扩展，政府对土地私有利用的约束会带来土地财产权的明显改变，因为绝大多数的公共土地利用规划，规划者很少涉及自己的土地资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效地按规划实施就会受到“公共权力”指导的约束：开发者在土地资源的利用上受到规划措施的影响、指导或者对决策的控制。特别是，在土地的开发和利用上，如果不能由市场规则达成协议，国家就会动用至高无上的“警察权”，直接进行征收和处置。警察权是政府为了土地改善、土地保护和对公共卫生、安全、道德、福利等公共利益而由立法赋予的内在权力②。
3.土地资源稀缺性及其公共利用的最大福利
在土地资源的利用上，公共和私人的目标是多元的，但对共同使用的追求是长期的。如果我们想要享受对土地的各种开发带来的利益和产出，对我们的土地资源有序、高效和有成果的利用感到满足，那么，共同体和其土地拥有者的公民就必须为了共同的目标而一同承担责任。所以，为了使土地最有效地利用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对公众进行教育强调人类与土地之间的重要关系，强调土地财产权以社会为基础的法律权利的性质，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这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人们往往在土地产权上“各持一束”而相互冲突。无论土地政策的内容是什么，必须确定这样一个原则，即对土地资源的开发、管理、使用和保护的方式对于国家、社区和全体公民的福利有着重要的意义。社会授予其公民确定的私人财产所有权是非常重要的，但对这些权利的拥有并不仅仅代表一种优先使用权，它还涉及到责任，这种责任不仅是个人所有者，也同样在社区和社会对土地的利用上。
以上三方面的内容表明：土地财产涉及一系列社会制度规则，国家有责任保护公民和团体的土地财产；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必须兼顾效率和社会公共福利，不能对稀缺的土地资源造成浪费。在对土地的利用开发上，土地财产税收是促使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一种有效的经济方式，警察权是对土地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在推进城市化的移民过程中应该对土地资产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与处置。首先，赋予农村居民“宅基地财产权”，通过产权的界定结束农村居民宅基地“无偿取得、无期限使用、无成本持有”的模糊状态，从而使农村居民“沉淀”于土地资源的投资显现出“财富效应”。其次，基于中国土地稀缺的现实背景，城乡所有土地的使用都应设置财产税收；城市房地产税收的设置，应提高对城市土地的有效利用和更好地对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农村房地产税收的设置，除提高和改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外，还可以从根本上遏制“一户多宅”和超标准住宅问题。再次，必须对城市化移民的农村居民的土地财产进行合理的资产置换，使其主动退出农村宅基地及其房产，从而有效地解决农村的“空置住宅”问题。
（二）土地资产的置换与城市化移民
1.农村劳动力城市化迁移的分层及资产置换模型
托达罗在对发展中经济城乡劳动力迁移的分析中认为，只要迁移者城市的工资性收入高于农村的农业收入，就会导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但在中国，这种启动条件还有许多制度性的障碍，需要不断地去调适。由于各种制度因素的制约，目前中国的城市移民仅仅表现为一种工作场所的变化，而不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所以，他们被称之为农民工，而不是城市居民。但在这些农民工中，有些已经具备城市居民的资格，而有些仍是处于兼职化的状态。如果能够消除一些制度因素，一些农民工就会举家迁入城市，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城市居民。所以，对城市化的移民应该给予分层次、有序迁移的制度安排。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我们这里仅仅分析那些具备城市化移民的农民工的迁移情况，并作如下假设：（1）在城市有稳定的就业，家庭主要依靠工资性收入，有条件进行举家城市化迁移的农村移民；（2）城乡户籍福利制度保持不变，即城市户籍可以获得城市公共产品，农村户籍能够保障对所在社区土地的占有和使用；（3）由于土地资源稀缺，城乡土地资源都给予一定的财产税收；城市土地财产税主要用于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农村土地财产税收主要用于对土地有效利用的激励；（4）城市生活优越于农村生活，城市生活效用大于农村，主要的移民趋势是农村转入城市；（5）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不考虑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房地产资产价值的差异。在上述假设条件下，我们借鉴托达罗模型建立如下农民迁移的资产置换模型：
设t时期农民农村劳动的收入为：
VR（0）=∫nt=oYR（t）e-ndt
（1）
其中，VR（0）代表t时期内期望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收入现值，YR（t）为t时期内土地带给农民的收入，r为贴现因子。
设t时期农民农村宅基地的资产为：
VRP（0）=∫nt=oYRP（t）e-ndt
（2）
其中，VRP（0）代表t时期内市场化条件下农村居民住宅带来的预期收入现值，YRP为t时期内农村居民住宅在市场化条件下带给农民的资产预期收入，这一收入反映农民对土地资产的拥有。
设t时期内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可支配的净收入为：
Vu（0）=∫nt=oP（t）Yu（t）e-ndt-C（0）
（3）
其中，Vu（0）代表t时期城市净实际收入的现值，为从事非农就业的工资期望收入，Yu（t）表示由农村迁往城市的资产置换成本，即将农村的土地资产转换为城市资产的成本。P（t）是农民能够获取城市工作的就业概率。
2.农村劳动力城市化迁移的启动分析
比较（1）、（3）式，我们可以发现：按照一般的发展经济学的迁移理论，只要Vu（0）VR（0），就会顺利实现农村居民向城市的迁移，我们称之为农村劳动力城市化移民的一般启动条件。但是，在我国由于制度的约束，农村土地的资产从法律上只有使用的权利，没有资产置换的诉求。这就是说，如果农村劳动力移民到城市，那么农村的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资产就必须放弃。如果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流转的话，那么，农村居民的宅基地资产则是完全被沉淀的，居民在农村居住只能显示出其建设成本，而在迁移时则显示不出其资产的价值。这样，作为一个理性的农村居民，这一块资产就成为其转移到城市的退出资本。由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结论1：在现有制度约束下，由于农民工城市化迁移有退出成本，即使在城市就业获取的现值收入大于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获取的现值收入，也不会正常迁入城市。
由于农村居民住宅资产不能被置换到城市去，这样，农村移民到城市的安置成本就会大大提升，不再表现为资产置换的成本，而是表现为对城市住宅的重新购置。
设t时期内移民城市住宅的资产价值为：
VCP（0）=∫nt=oYCP（t）e-ndt
（4）
其中，VCP（0）代表t时期内农村移民城市购置住宅的现值，YCP（t）为t时期内农村移民城市对住宅的现金支出，这一价值反映农村移民对城市住宅资产拥有的购置成本。
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则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移民的启动条件就变为：Vu（0）-VCP（0）VR（0）+VRP（0）。这个启动条件表明，农村向城市移民增加了城市房地产的购置，同时，又有了农村土地资产的退出成本。从而增加了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的困难，也增加了农村劳动力退出农村的困难。显然，非常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即使能够长期在城市打工，也不会改变农村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从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上看，一个农村劳动力到城市打工或者移民便拥有了城市和农村两处土地资产，增加了对房产投资的持有成本，无论是对个人，还是社会都是一种土地资源的低效利用。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2：农民工在其土地资产不能置换的情况下，大大增加了其迁入城市的安置成本，且由于农民工在城乡两处拥有土地（房产）资产，造成土地资源的低效利用。
当然，从上面的启动条件分析来看，如果鼓励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移民，则必须首先将农民的住宅资产进行置换。如果能够进行资产置换，则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移民的启动条件就回到正常的状态，即VU（0）VR（0）。但另一方面，城市政府是否愿意提供这种置换条件？在现有的财政制度下，让城市政府为农村移民提供城市住宅并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很难满足，也不乐意为移民创造条件。所以，在对低收入阶层提供住房保障上一般不把农民工纳入覆盖范围。这也是为什么城市户籍福利制度不可能取消，即使“单方面取消”也不能带来大规模城市移民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激励地方政府为农村移民提供住宅产品及相应的公共服务。从目前的城市政府来看，缺少的是提供城市移民的住房保障和公共产品的资金来源，而不是土地空间，土地只是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在住房保障建设上，现在的政策是，土地出让收入的10%要用于保障房建设，为筹集更多的建设资金，政府还会求助于“土地财政”，继续扩张土地，导致城市空间的扩张。所以，要解决这一问题是，必须改变城市保障房的受益主体和城市公共产品资金的来源方式。
经过十多年的城市住房改革，应该说城市居民的住房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目前的城市商品房的空置率相对较高，即使保障性住房也出现空置现象。如果再将保障性住房局限于城市低收入阶层，帕累托效率改进的空间不大，所以，应该将受益对象主要给予城市低收入移民阶层。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居民的增加，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必然增加，如果仍然让所有居民享受几乎免费的城市公共产品，将会严重增加城市政府的财政负担，其结果是公共产品的供给要么短缺，要么限制消费主体。所以，要保障城市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必须实行居民的付费制，即房地产税。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住宅权的解决可以将农村移民对农村土地资产的使用权转换为城市保障房住宅的使用权和城市土地的发展权，并且要与城市低收入住房的建设相挂钩。移民退出农村宅基地的资产，可以相应地获取城市住宅的置换权，其权证价值依据不同的城市规模设置不同的价值等级，让移民自由选择城市。移民退出农村宅基地的土地发展权要与城市建设开发相结合，只有接纳城市移民，才能获取相应的城市土地的发展权，进行城市建设和开发③。这就为城市土地的开发设置了城市移民的约束条件，要比单纯的城乡建设用地挂钩更具有针对性和城市化的实质内容，也有利于对土地更有效地利用。城市公共产品供给应该采用财产税的方法。采用财产税之后，一方面可以为城市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来源，从而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随着城市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依赖的减少，加之房地产税对房产投机的抑制，城市房产的价格就会相应地回落，从而进一步降低城市移民的门槛。
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即使在：Vu（0）-VCP（0）VR（0）+VRP（0）移民启动条件下，也有一部分农村劳动力成功移入城市。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移民就会占有城乡两处地产，导致土地资源的低效利用，目前农村大面积的空心村就反映了这一状况。甚至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农村居民在城市购置房产，一些城市居民在农村购置别墅，例如小产权房。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房地产的市场价值，但对稀缺的资源却不是有效地利用。因此，我们主张对农村的土地财产也应该设置财产税，尤其是对闲置的宅基地可以设置惩罚性税收。这样，就会迫使有能力移民城市的劳动力放弃农村土地资产，完全融入城市。这时城市移民的启动条件就会变为：Vu（0）-[VCP（0）+TC]VR（0）+[VRP（0）-TR]，其中，TC表示城市房地产税收，TR表示农村房地产税收。在这样的条件下，城市房产的持有成本增加，可以减少对房产的投机需求，一定程度上会促使房产价格回落。农村房产的持有成本使其退出成本减少，直至VRP（0）-T趋于零甚至为负资产。从而，迫使移民“主动”放弃农村土地资产，尽快进行资产置换。综合以上分析可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结论3：城市化移民中对农民土地财产的置换有利于农民有序地分化、退出土地和城市迁移，有利于城市土地资产有序、合理地开发，有利于城市政府税收来源的合理过度和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进而促使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三）土地资产化还是农地非农化的政策工具：有关试点地区的辨析
在中国土地所有权和土地利用管理制度未根本变化的大制度背景下，在城乡统筹的发展过程中，为了取得更多的建设用地、促进城市人口的增长以及对“空心村”的有效治理，部分地区依据各自的情况出台了相关措施进行试验。例如，成都、重庆的“地票”交易制度、嘉兴、苏州的“土地换保障”制度、天津的“宅基地换房”制度、以及全国更广范围内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措施。其共性的特点是：（1）农村居民放弃农村土地资产；（2）城市移民获取城市保障住房；（3）城市移民获取城市相应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应该说这些都是城市化推进的重要尝试，其基本思路值得肯定，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确有许多不妥之处，应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制度完善。首先，改革设计的目的是人口的城市化，还是农地非农化的政策工具？如果改革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进人口的城市化，则可能在土地资产的处置上更加注重市场化的原则，注重城市移民的能力和条件，比如能否在城市实现完全的工资性收入，应该是有选择地进行，而不是强制性的被迫城市化。再如，成都城乡一体化对农民土地财产进行的“还权赋能”，重庆的“地票”交易制度都是为农民土地资产的置换创造条件，值得进一步探索。如果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另辟蹊径寻找农地非农化的工具，则这些操作就会压低农民的土地资产，不去充分考虑农民城市化的就业能力。因为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农民的建设用地，进行资产的置换和再开发，进而获得土地收入，所以农民的资产可能只是名义上的城市社保和公共产品。其次，城市化的财政来源是土地增量，还是土地存量？从目前的情况看，各地在对城市移民的住房保障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上，仍然依赖土地开发的增量收入，而不是城市已有土地的存量资产（财产税）。这样的方法和操作是不可持续的，也不具有进一步推广的借鉴意义。因为，这种发展方式仍是城市蔓延，没有对城市发展的边界约束，到头来会进一步增加城市运行的负担。第三，城市移民的生活方式有没有转变？如果仅仅是为了获取建设用地，仅仅是将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但没有相应的产业发展，没有带来城市集聚效应，不考虑农村移民的分层问题，那么，这些移民的就业如何解决？其生活来源如何保障？如果仅仅靠城市救济保障措施，则无疑是将农村原有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的“贫困”生活方式。此外，这种置换仅仅是考虑城市建设用地，没有考虑原有土地的复耕和相应的土地流转，偏离了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四、结论与启示
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必须以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迁移为突破点，并围绕劳动力的迁移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本文研究的基本结论是：（1）中国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没有解决好财政来源问题，导致了中国城市化空间的无边界约束和城市人口的增长滞缓及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进而形成城市户籍的福利价值。（2）农村劳动力城市化迁移的主要障碍并不是城市户籍的福利制度，而是迁移者城市住宅获取的困难及其土地资产置换的困难。单靠废除城市户籍的福利制度并不能有效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迁移，必须从土地资产的置换上降低城市移民的进入门槛，减轻城市政府的财政负担。（3）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和劳动力的城市化迁移需要与土地资产制度有效地结合。中国目前土地十分稀缺，在土地的利用上必须兼顾效率和社会公平，无论是城市土地，还是农村土地都大量存在着低效利用和闲置现象，应该尽快设置土地财产税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房地产税是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来源，必须尽快实施；城市化农村移民的土地财产必须给予保障，并通过资产置换的方式加以合理解决。
本文的研究带给我们如下的启示和思考：（1）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必须考虑其约束条件。经济学最一般的哲学意义告诉我们：人们的经济活动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中国加速城市化的一个最大问题是没有考虑其约束条件（资源和人口），从而在城市化的推进中，将土地作为城市化的发展工具，而将人口作为城市化的一种“负担”。这是中国目前城市化不健康发展的根源所在，所以，未来城市化发展的所有措施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和人口的约束条件。（2）城市化的主要内容是人口的城市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本质在于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移民，通过城市化来形成真正的内需市场，进而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通过现代农业的发展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进而取得城市化移民的一个平衡点。（3）城市移民住宅的解决是人口城市化的关键。城市化的住房保障必须尽快取消城市化偏向，主要面向城市移民的低收入阶层；城市移民住宅的获取应以农村土地资产的退出为前提，城市保障房的建设应以城市宅基地的发展权为基础，将城市移民和城市空间的开发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并在此基础推动土地流转，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给出如下的政策建议：（1）应加快对农民土地资产的确权，特别是农民“宅基地财产权”的确权，便于农民“土地财富”的显现和“土地资产”的运作；（2）以农村集体为实施主体，尽快制定农民土地资产置换的交易规则，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彻底脱离土地，完全融入城市；（3）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土地发展权证”的交易制度，做到土地资产的置换必须将农村移民宅基地的退出与城市土地的开发相结合，城市空间的扩张必须与人口的集聚相结合。（4）在全国城乡范围内尽快实施房地产税制度，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并为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财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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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这一部分主要参考了Barlowe Raleigh，“ Land Resource Economics”相关内容。②这是政府独特的功能，即在其由立法给予的支配中，为了保护和推进公共福利可以实施的权力。但这一权力必须是合理的，不能没有法律程序或者是平等的法律保护就剥夺他人的权力，法律程序和平等保护限制了其实施的“随意性”。③某种程度上说，相当于土地发展权的转让和购买。土地发展权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土地利用上的一种制度安排。土地发展权是对土地开发的一种限制，某一宗地想进行开发，即使符合土地规划，但是没有得到开发权也不能进行开发。设置开发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以及平衡地区间土地开发的利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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