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可以测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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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1日，中国社科院与首都经贸大学共同的《中国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称：30个省会城市（拉萨除外）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对生活质量感到满意。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指数平均值为49.71，排名最高海口得分仅仅为55.08。根据设计，城市居民对于生活质量主观满意，需要得分在75分及以上。该结论是对全国7万户的居民家庭调查得出的。根据主观感受的满意度测算，得分值为50分为“一般”， “满意”是75分。6月份刚完成全国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调查，主观感受的指数平均值为49.71，尚不及格。其中排在前十名的城市依次是海口、兰州、杭州、济南、银川、合肥、成都、重庆、西宁、长春。排在后五名的是昆明、太原、南昌、呼和浩特、武汉。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分别排名全国20、23、25位，得分都在50以下。上述生活质量满意度测算，涉及生活成本、环境、便捷以及节奏等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了2011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蓝皮书对城市竞争力的测评今年纳入了“幸福感”指标。在294个城市中，石家庄市居民幸福感排名第一。接下来分别是临沂、扬州、承德、滨州、莱芜、鹤壁、包头、北京等地。北京在幸福指数一项上排名第9。而最幸福的是省会城市石家庄。上海的分值则与其发达程度相背离，并且排名一直在退步，从2001年的第20名滑落至2010年的第205名。调查中，人们最不满意的是城市交通状况。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居民对本城市交通状况表示满意的比率不到三成。
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是国家的权威机构，政府的智囊，却得出完全不同的排名。这样的幸福指数和排名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热议，人们不知道这样的排名是怎样得出的，为何两份排名完全不同，甚至互相冲突。事实上，这仅是关注点的表面。从其深层次考量，幸福是什么,幸福可以量化吗，可以测量吗？“幸福不是一连串生硬的数字，而应该是让人们亲身感受并且认同的事实”。回到社会层面，幸福与社会公平、福利保障、个人实现等等因素都息息相关。如何把抽象的“幸福”分解量化成各种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指标成为越来越多政府议题的关注焦点。
对于这样一份貌似科学，实际忽悠成分很大的测算和排名，还是有很多所谓的专家、学者为之背书的。根据报告，有学者认为，北京等大城市主观满意度靠后，可能与生活节奏很快，生活成本高等有关系，像银川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靠前，可能与城市小，生活节奏舒缓有关。“（银川）骑着自行车10分钟可能就能兜一圈。”就满意度（主观）指标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并没有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这可能与西部城市居民生活更加便利，生活、环境改善幅度较大等有关系。目前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与期望值存在差距，居民主观满意度偏低与通胀率高、高房价、社保水平低、生活节奏快有关。“这也说明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的提高。”
为了显示这次蓝皮书测评的科学性，重点长卷的调查中涉及的指标则包括家庭和睦状况、人际关系状况、未来生活和社会发展信心、灾害防范状况、居住状况、社会治安状况、教育状况、环境卫生状况、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业状况、社会医疗保健条件、社会道德风气、经济收入状况、交通状况。有关幸福感排名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法。幸福感的指标包括未来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信心、居住状况、环境卫生状况、交通状况、社会医疗保健条件、就业状况。我们知道，幸福是一种体验，是一个整体，这样切割出来的幸福，还是幸福吗？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赛利格曼提出了一个幸福的公式：总幸福指数等于先天的遗传素质加后天的环境，再加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英文表达是：H＝S＋C＋V。他把先天的遗传素质排在很重要的位置，这可以作为心理学的测评内容，通过总幸福指数来测评这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但如何把先天的遗传素质（S）、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V）作为社会学的测评内容，作为测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幸福指数的内容，不仅错上加错，走入死胡同，而且会将其带入莫衷一是的争论中。因此，将先天的遗传素质带入幸福指数的测评内容，是难以测评的，也背离了倡导幸福指数的价值和意义。
究竟什么是幸福呢？幸福是一种心理体验，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福建省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闽榕表示，新概念“幸福竞争力”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主观因素比较多的指标，而在研究中容易把主观性的指标“一刀切”。他认为，幸福感是一种心里的感受，不能用一种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和衡量幸福感，而要通过不同的层次来评价和排列，“这样更加科学一些”。对此，陈家泽认为，幸福与美学有极大的相似处，它是主观建之于客观，是因参照系数不同而各异的个体感觉。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一个“幸福方程式”，其表达：幸福=效用/欲望。在他们看来，幸福还包含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潜能而达到完美的体验。在马斯洛需要层次和自我实现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出自我决定理论：人们能否体验到幸福，取决于那些与人们的自我实现需要密切相关的一些基本需要的满足情况。所以，幸福感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价值感，它在更深层次上体现出人们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能够把幸福感的竞争力排出来很了不起，但我觉得排的不一定准确。”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表示对其中的结果提出了不同看法。陈文玲称按照感觉，幸福指数比较高的城市应该是成都、无锡、杭州、惠州、日照、青岛、珠海，以及等地方，“结果和常识要有吻合，如果不吻合，那人家会对你的结论产生质疑。”身为石家庄人的陈文玲说，“老百姓对无论是环境，还是生活水平或者是经济发展、官员的满意度也好，每次回石家庄都能听到抱怨，还没有洋溢着幸福。”她同样认为临沂、承德、鹤壁等几个地方普遍感觉不是太幸福。
事实上，一杯咖啡，热乎乎的鲜肉蛋黄粽子，有时听黄黄的银杏叶发出的沙沙声，或仅仅是晒了会儿太阳发个呆，也能让你刹那进入幸福状态。幸福不是成就，与宏观、巨大无关，它也许一种能够拿捏住的掌控感。人们在“功成名就”的同质化成功标准的影响下，渐渐丧失了感知幸福的能力，集体无意识地追逐着某些抽象的幸福，却不顾自己是否真的快乐；另一方面，很多人又被眼前触手可得的小幸福吓得半死，生怕就此堕落，没了信仰没了斗志；还有一拨人沉溺于“伪中产”的“伪幸福”状态中，外表光鲜亮丽只是示人美好。幸福感是主观的，但终归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文明程度来决定。有人说，我国前三十年构建物质世界，后三十年构建精神世界。中国正处在“富而求贵”的状态，开始从注重工作，逐渐过渡到需要提升生活质量、注重亲情，这也是幸福感被反复提及的深层原因。无论是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还是具体监管机制的规范化，乃至市场化产业化的长久可持续发展，都应是对人们“小确幸”的呼声最好的回应。民众对于生活质量高低的感知，也正是通过看似微小点滴的幸福累积而成。当然，幸福从根本上说又是一种感知能力。台湾知名旅行作家叶怡兰说过，幸福不是目标而是实践。如果我们把幸福设定得很高，那也许就很遥远。找回对幸福的感知能力，“像屎壳郎搜集粪球一样去寻找自己的小确幸”，如果能够不断感觉到生活中的小确幸，那离真实的幸福也就相距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