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必须有三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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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立*生于台北市，自由作家，也写旅游散文和小说，曾出版《匈奴》《鸟人一族》《一口咬定意大利》等书。

从小被灌输的观念，人的一生要有律师、会计师和医师这三种朋友。那时我才11岁吧，好奇地问隔壁的沈伯伯，为什么没有老师、蛋糕师和魔术师？沈伯伯摸着我剃得发青的头说：“小把戏，长大你就知道，等你有律师、会计师和医师的时候，随手招招，要几打的老师、蛋糕师和魔术师，都有。”

我的发育很迟缓，到40岁才长大，恍然明白，逃税避税得有会计师，万一逃不成避不了，得有律师，万一律师也没法子让我不坐牢，就只得去找医师了。

运气好，小学同学大宝是律师，吃我妈做的红烧肉长大，可说积欠我一生一世的人情。我有四个表弟，三个是医师，有眼科的、内科的，外带一个精神科 ── 嗯，算两个好了。会计师嘛，认识的更多，拿一起喝酒打球的小胡来说，他根本是一整层楼的会计师事务所老板。看起来，我的人生挺完美。

最早找上小胡，希望他替我管理财务和税务。拿着我过去一年的报税数据，他横着看竖着看，最后说：“老张，你们作家就这么点收入？能活这么多年，不容易。根据你的收入，需要的不是会计师，你要个按摩师。老天，一年敲坏三个键盘，我看你写稿写得都脊椎变形。”

没关系，我告所有杂志社、出版社，他们逼我写稿，以至于我受到职业伤害。当律师的大宝坐在他可以打乒乓球的大办公桌后面猛点头：“有意思，老张，你这个构想有意思，不过你知道我的钟点费吧？从你进门到现在，喝了我两杯咖啡、吃了我一块提拉米苏，已经50分钟，算一个小时，300美金。”

抢人啊？

“卖百货的可以年终大甩卖，卖鞋的可以跳楼大甩卖，唯独我们律师这行，没有友情折扣价。”

你吃了我妈12年的红烧肉怎么算？

“有理，那今天的事情，就当误会一场，够意思吧。”

一肚子气，去找三个表弟，看我究竟能占点什么亲属关系的便宜。眼科那个说：“大表哥，要不要验个光、配副眼镜？要不然做个雷射治疗近视？”

我没近视，视力二点零。很好，他提供我一个免费的医疗咨询服务：“大表哥，你看电影最好坐最后一排，免得头昏。”

不行，我真气得头昏。

再去找内科的表弟，他问我哪里不舒服？我说浑身上下没一个地方舒服。他收了我的挂号费、抽了我的血、要了我的尿，既没送我维他命，也没让我拎两大袋的盐水点滴回家，只说两天后告诉我检查结果。

哈，表弟，不能让我住个院，弄个小护士来量我血压吗？算了，平白挨了一针，认倒霉。养兵千日，没想到连一朝也没能用上。倒是回家途中在巷口被茱丽拦下，她说我的头发太长，去她店里剪个发吧，保证经过打理，我能年轻15岁。好吧，反正年轻15岁。

这里我就不能不停止抱怨了，大冷天，茱丽仍穿条短裙，裙子和上衣中间还空了一截，身体真好，难怪当医师的表弟非收我挂号费不可，生意太差。

躺在洗头的长椅上，热乎乎的水流经我每根发根，一双轻柔也热乎的手，把我头皮按得快融化，闭起眼是享受，睁开眼就见她肚皮，心里头也热乎乎的。

走出美发院，这哪是年轻15岁，我像才15岁，所有器官外加大脑，能活动能想象的，全都处于高速运动状态之中。经过我家楼下的凤梨酥店，一个年轻美眉朝我鞠躬说：“张先生，要不要进来喝杯茶尝块凤梨酥？”那，就不客气啦。

回到家，咦，怎么见到厨房里有个只穿着围裙的女人站在瓦斯炉前？哦，眼花，围裙里是紧身的瑜珈服。她说：“死去哪里了？”没等我回答，一大块牛排已然摆上桌。啃着牛排喝着酒，我明白了，男人最需要的三种朋友是美发师、面包师和家里的厨师，能让我血脉贲张、血脂上升，这样我可能才用得着医师，万一医师没把我血压降下来，也才需要律师，告死那几个表弟，然后我会得到医疗赔偿，就需要会计师来理财。男人需要三种朋友，最好离家不远，最好都是异性，这样，男人才能得到最大的精神慰藉，从而，经常性地，亢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