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流在上,污流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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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绿色和平污水治理项目从中国高档制衣业的污染开始介入，已取得一些成效。

T台上光鲜亮丽的奢侈品牌着实亮眼，而这奢侈的背后，那些因为大牌制衣业而付出的环境代价才是全球最“奢侈”的“消费”。大牌引领潮流，潮流之下，那些红色、黄色、各色的污流却鲜有人关注，这些潮流聚光灯之外的污流，正将一个又一个鱼肥水美的水乡，变成了满目苍夷的污染地，甚至是癌症村。

“目前我们已经拿到了十三家企业的承诺。”绿色和平污水治理项目组组长张淼口里的承诺，指的是这些制衣上流企业，承诺以后在制衣生产环节中开始逐步减少含有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E）、磷甲二苯酸酯等对环境和生物体都具有强烈毒性的化学物。在中国能够被称之为大型服装生产企业的品牌有百家之众，这百分之十三的承诺，或许还是来的比绿色和平及环保人士想象之中的速度要慢。潮流来得快，去得也快。污流来得快，造成的影响却挥之不去。

水污染全球地图

水污染不会在短时间内致命，但长期遭受水污染所引发的连锁反应骇人听闻。等到餐桌上的食品都出现问题，便显示出水污染已经从一开始无甚明显危害的时段，到了岌岌可危、不容忽视的阶段。

张淼说，有一种物质叫壬基酚聚氧乙烯醚，简称NPE，广泛应用于纺织印染行业，这种化学物在进入环境后会分解成为毒性更大的壬基酚（NP）。欧盟和美国已经禁止该物质在本国服装生产环节中使用，它会致癌，促进乳腺癌细胞的增值，并会对哺乳动物的内分泌系统产生类雌激素的刺激。目前关于壬基酚最著名的生物学实验证实，在水中逐日按照同一比例添加壬基酚，会直接导致雄鱼雌性化的转变。如果人类饮用或食用含有壬基酚的水或食物，会影响未成年人生长发育，导致成年男子数减少。

美国国家环保局（EPA）推荐环境标准，在淡水中，壬基酚的含量不应高于6.6微克/升，在咸水中不应高于1.7微克/升。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小心在指甲缝里沾染了一些壬基酚，就可能会对自身及环境造成累积性的危害。“在一些大牌服装和工业排放中都曾检测出这种物质。”

2011年4月至5月，绿色和平组织在全球18个国家采购了15个服装品牌的78件样品，其中包括运动服装、休闲服装及鞋类。这些样品产地涉及中国、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泰国等13个纺织品生产国。绿色和平将这些样品送至第三方检测，结果表明，包括阿迪达斯、李宁等在内的大型运动品牌2/3的样品被检测出含有NPE。

东亚的各个劳动力产出大国逃不出壬基酚的困扰，而明令禁止使用这些含有壬基酚材料的欧美发达国家同样无法脱身—在东亚各国生产的这些名牌服饰，会携带无法在生产过程中完全祛除的壬基酚残留，重新以服装进口贸易的形式，回到仍旧在生产壬基酚涂料的欧盟和北美，最终完成这幅由壬基酚组成的全球化世界版图。

据绿色和平组织2013年12月17日的最新报告《童流河污—中国童装重镇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调查》中显示，2013年6月、2013年10月所购买的浙江织里和福建石狮的两批共85件童装里，第一批样品NPE的检出率为100%（检出限为1mg/kg），含量最高的一条儿童牛仔短裤，残留了1800mg/kg的NPE，是环境标准钟允许残留的上亿倍。放宽了50倍检验标准的第二批样中，NPE检出率仍高达40%（检出限为50mg/kg），含量最高的一件米老鼠儿童套装，残留量为860mg/kg。

积跬步，致千里

“开始，我们和阿迪达斯一对一沟通的进程很慢，后来有消费者写信给他们，表达了对污染残留衣物的关注，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拿到了他们会在生产过程中减少甚至慢慢杜绝使用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原材料的承诺。”张淼说，从她2009年来到绿色和平接任“水组组长”时开始，过去那种排斥、猜疑、不合作的现象，已在这几年慢慢淡去。“一开始品牌对我们的工作很抵触，态度大多是：既然中国没有纺织业相关法律法规，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甚至在拜访行业内资深教授时，第一句话不是感谢他们对国内环保事业的推动，而是“你们的资金来源是什么？”—老教授担心绿色和平是接受了外国政府和外国企业的钱，“别有用心”地来中国进行污染调查。

“消费者们如果写信去企业关心有毒化学物品残留，企业回复的就快。如果没有消费者关心，我们跟企业的沟通就会进展特别慢”，张淼说。她和同事在跟阿迪达斯沟通的时候，“一开始谈了一个多月，后来有消费者来信，一两周内就拿到承诺了。”最让张淼欣喜的，是国内原先在该领域空白的法律法规开始逐渐填补上来。去年，中国了第一个针对此类化学品的《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将壬基酚列入了“重点防控化学品名单”以及《危险化学品目录（意见征求稿）》中。

“我们目前的感觉还是进展太缓慢了。因为我们是全球纺织业第一大国，我们国家化学品行业也是全球最大的。”张淼和同事们希望能够更早减少这些化学品对国内水环境的污染。“凌晨两点钟去排污口蹲点，四点钟采集样本对我们来说算常规作业。现在这些因为太过脏乱而被我们戏称为‘屎村’的工业区，过去都是鱼肥水美的水乡。”张淼的同事Mia在工作日志中写道，“我们最终会意识到，钱，是不能用来喝的。”

已经拿到阿迪达斯、李宁、优衣库和Mango等十三家服装生产企业关于减少有毒有害原材料使用承诺的张淼，还深觉自己、绿色和平乃至整个中国在防治水污染方面依旧“路漫漫其修远”，现在的举动只是“致千里”前的“积跬步”。张淼指了指背后那张由女性模特在坞里村50米直径污水漩涡前摆拍的照片说，“这家企业是最特别的一个，从来不回应我们的任何沟通。”照片上的模特身着黑衣，胸口前，是Calvin Klein的白色LOGO。

“就像当年的水俣病”

去年，让所有参与成员都震惊的年度水污染大事件—坞里村污染项目，是组员的朋友在乘坐飞机经过钱塘江一带上空时观察到的，后来他们通过卫星地图找到了这个巨大的污染处。这个直径50米的污水点，黑色的污水在江面上打着旋涡，一堆堆深色的泡沫盘踞其中。不远处，是钱塘江入海口。“天呐！”这是所有到场记者所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汇，因为接下来，他们往往都因为直面污染的不知所措而默然了。

污染现场最焦虑的不是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的媒体们，而是浙江坞里村土生土长的村民邵关通。他和妻子韦东英从2004年开始关注村里的污染的问题，不断上访，屡败屡战。从九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工厂在坞里村安家，印染厂、化工厂、制药厂等几十家工厂陆陆续续地都来了。“他们的污水排到田里来了。”庄稼泡死在那些黄的、红的污水里的画面还历历在目。工厂当时赔了钱给村里，但坚持否认这些污水会对土地和粮食造成不可逆转的污染。

渐渐地，原来以卖鱼为生的邵关通也不怎么打渔了。打上来的鱼有一股化学味，夫妇俩不吃，也不好意思卖给别人。母亲江上，横满了各个工厂的排污口，争先恐后地喷吐着不同颜色的污水。被人举报后，工厂就用长长的管子，将污水引送到更偏僻的区域再排出。这次项目中那个50米直径的污水漩涡，距离排污工厂就有数十公里远。“他们的管道甚至翻过了山。”张淼说。与日益严重的排污现象呼应的，是坞里村近十年来被戴实了的“癌症村“帽子。“从2004年开始，到2007年，死了70个。肺癌、肝癌、血癌……什么癌都有。最年轻的死者是04年死掉的那个海峰，年仅25岁。”韦东英算了算。

“有害物质进入土地河流，接下来进入庄稼和鱼类的身体，最后进入生物链上层的人类身体，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致病或致死。”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化学品管理处的官员解释道，“就像当年的水俣病。”

真功夫发起“善功夫”

创义工招募新形态

文 | 潘咏 不二 图 | 本刊资料库

12月10日，由真功夫创办组建的“善功夫”义工社群在北京师范大学正式启动上线。真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及CEO潘宇海先生、免费午餐发起人及《凤凰周刊》编委邓飞、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林乔林、上学路上创始发起人及广义传播CEO刘新宇先生、上海根与芽运营总监李煜菁、广州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项目经理朱月贞等中国慈善界著名人士均出席了此次活动。

由知名中式快餐餐饮企业真功夫创建的“善功夫” 义工社群是一个全新的公益平台，试图在苦苦寻求义工而不得的NGO与一腔热情不知何处抛洒的准志愿者们之间打造一座桥梁，让他们更加快速准确地找到彼此。“公益事业的促进，不仅体现在捐赠额上，机制和渠道上的创新或许更为重要。”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善功夫”启动仪式上评价道。

义工荒

“义工荒”这个词汇已经不新鲜了，早在近十年前，全国各地的城市和NGO就遇到了这一号称慈善工作开展中的最大难题。仅以广州为例，2004年的相关数据显示，广州的在册义工只有29万人，仅占全市户籍人口4%，远远达不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要求中“义工人数要占到户籍人口的8%”的标准。而在传统观念中先入为主以为义工人数最多的大学生团体里，这一数字更是低得吓人。例如，拥有约八万五千名在校生的中山大学，仅有15名注册义工。

义工荒不仅存在于国内，随着德国于今年7月1日取消强制兵役制度，该国社会服务部门50年稳定的志愿者来源也随之消失。今年9月1日，德国新的“志愿者服务年”早已开始，可他们还是没有招到充足志愿者，许多组织都面临人员短缺。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NGO组织进驻的中国，义工荒成为阻碍更多人接受公益帮助的难题。拿此次“善功夫”义工社群启动活动参与方为例，“免费午餐”需要志愿者们跟着一起下乡完成冗杂的活动细节；“根与芽”需要志愿者们帮忙宣传工作；“上学路上”需要志愿者们搜集相关资料，做好实地考察之前的桌面工作；而最苛求的当属广州慧灵，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好照顾那些最需要人手帮忙的盲胞、聋胞等残障人士。大量的需求背后，是义工储备不足。

据专家分析，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正式注册的义工少，难以通过官方途径调动，同时准义工们也无法通过官方消息得知哪些地区或组织最需要义工；二是即使注册了，由于人数和组织数量庞大，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到精准的配对，从而产生义工无法长期服务、两边都抱有怨言的窘境。

有功夫，就和亲友一起做义工

“这个时代不缺少善，缺少的是让善涌现出来的‘桥梁’。”“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在“善功夫”义工社群启动仪式上说，“我们很看好‘善功夫’的尝试。”

“善功夫”在线上集结微博、微信、网站、App，构建了全网无缝对接的沟通渠道，实现了NGO和义工之间的双向选择。同时，真功夫利用全国500多家门店资源，开辟公益墙或公益角，供入驻“善功夫”的NGO义工招募信息和募捐。在线上、线下两个渠道，形成双平台的闭环。

但仅有技术和资源，是不够的。“善功夫”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对人性创造性的理解和对公益趋势深刻的把握。真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CEO潘宇海先生说：“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做好事是不应该留名的。但我的孩子，今天生长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少年，他告诉我，做了志愿服务、做了公益一定要留名，至少要告诉自己的亲人、同学、朋友。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身边的人这个项目是否值得关注，值得继续支持？有什么地方还可以改善，做得更好？”

循此想法，“善功夫”提出的口号是：有功夫，就和亲友一起做义工！它引入了当下最重要的两个元素：一是志愿者风尚，参与公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兴趣和需求，这与中产阶级日益扩大的社会背景有关；二是社交属性，“朋友圈”的大热可为例子，当一个项目具有社交属性后，会有无限可能性。

潘宇海在启动仪式上说，如今“善”的心愿并不缺乏，大家需要的是可信、适合自己的公益项目推介，如果这样的推介来自于自己的亲朋好友，就最可信了。这句话，正是上文两个属性的生动阐述。

在具体运作设计上，“善功夫”体现了志愿精神与互联网精神的结合，有诸多创新。比如，根据志愿者对公益项目的参与兴趣、个人技能、所在地理位置，通过网络自动匹配相应公益项目。这种智能匹配、充分发挥移动互联网特性的公益创新，为大众寻找有趣的公益项目以及为公益组织寻找专业志愿者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问题解决模式，实现了双向选择的社群化公益。

善不止步

在“善功夫”里，义工有一套晋级规则，按年度参与公益活动工时数分成9等。用工时数来量化公益行为，也是一项重要创新，使志愿行动有持续发展的可能和动力。“善功夫”的目标，是在该平台上，三年累计超过10万志愿工时。

与单纯网络项目不同，“善功夫”的“真功夫”立足两点：一是依托真功夫全国500多家门店，成为NGO招募信息、募捐以及志愿者培训的空间；二是与直接捐赠型公益相比，“善功夫”模式对运营能力要求高，作为中式快餐第一品牌的真功夫，正可发挥作用。“善功夫”在设计上，还弥补了国内公益事业的一个缺陷。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在目前的公益组织中，能够一年运作1000万元的项目算是较有实力的了，但10%的行政费用意味着一年只有100万元维持日常全部工作开支，这种比例通常在北京只能维持10位工作人员的工资，严重制约公益组织发展。

目前，真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特意为“善功夫”义工社群提供一笔启动资金，首批资助免费午餐、根与芽、上学路上以及慧灵四个公益组织，用于义工的招募、培训和组织。“善功夫”的行政管理资金资助计划在2014年全面向社会开放，优秀公益组织都可PK参加。

“善功夫”志在成为志愿服务行业最优秀的培育土壤。“在这里，有心做义工的志愿者能最快捷地找到最能发挥自身特长、最感兴趣、最可信任的公益项目；在这里，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像邓飞那样绽放自己的光芒，以自己的判断力、创造力、领导力、鼓动力发动亲人、朋友一起做‘善’且能体现‘功夫’的事。”潘宇海先生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