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制度性的政治沟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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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公民参与的渠道，建立与完善多种形式的制度性政治沟通机制，是落实公民表达权以及协调政府与公民利益冲突的现实选择。近期，厦门PX事件，凸显出制度性政治沟通的重要现实意义。

非制度政治沟通及其危害

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如松花江水污染事件，长兴县林城镇蓄电池厂环境污染事件，东阳画水镇化工厂、农药厂污染事件，以及最近厦门PX项目事件等。您认为，厦门PX等由环境问题引发的各类事件，其背后动因是什么？

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些事件带给我们有不同的思索。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这些事件背后是利益问题在起主导作用，是地方政府与公民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矛盾的问题。厦门PX事件跌宕起伏以及最终解决是政府与市民之间政治沟通的过程。政治沟通作为协调政府与公民、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种工具、程序与制度，对促进社会和谐发挥着重要作用。

什么是政治沟通？

政治沟通是占有政治资源的政治实体如政府，通过一定的政治传播媒介等有效渠道输送、获得、处理政治信息，以达到政治协调的过程。一个完整的政治沟通过程，包括政治信息的传播者、政治信息的接受者、政治沟通的渠道、政治沟通的内容4个要素。在类型上，政治沟通可以分为非制度性政治沟通和制度性政治沟通。

在厦门XP事件酝酿、激化与解决过程中，政府与市民就XP项目工程停建搬迁还是缓建问题，通过媒体、网络、座谈会等公民参与程序进行政治沟通。这一沟通过程简单地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非制度性政治沟通阶段，尤其是“散步”事件。第二阶段是制度性政治沟通阶段，即公民参与程序的出台和人民建议征集活动等。

什么是非制度政治沟通？这种沟通方式在厦门PX事件中有什么表现？

非制度政治沟通就是突破现存制度规范的行为，也是在社会正常参与渠道之外发生的活动。具体而言，非制度政治沟通是指不符合国家既有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而采取的影响政府决策的政治行为。这种沟通在厦门PX事件中集中发生在2007年5月和6月，以短信事件、BBS事件以及“散步”事件为代表。尤其是“散步”事件，没有在政府相关部门备案，以自发性抗议方式向政府施压，抵制PX项目在厦门建设。

发生“散步”这种政治沟通事件的原因有哪些？

事实上，不仅在厦门PX事件中存在着非制度政治沟通，其他类似的事件中同样也存在着这种沟通，产生这种政治沟通有以下两个主要原因。

其一，厦门PX事件以及类似事件的政治沟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政治沟通机制的匮乏。主要表现为：首先，民意代表作用发挥的无力。厦门PX事件政治沟通过程中，虽然赵玉芬等105位全国政协委员起着重要作用，但总体而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体制内代表，他们连接公民与政府的桥梁作用很弱。其次，利益协调机构的缺失。厦门PX事件中，基本没有社会组织，如环保组织的出现。

其二，政府主导性政治沟通是一种信息和地位不对称的沟通。尤其在事件发生初期，政府对信息传播途径以及传播内容进行封锁、压制，采取了诸如屏蔽短信、关闭网站论坛、逮捕“散步者”等方式，直至事态发展难以控制，政府才启动公民参与机制。

政府为什么会采取这些以堵为主的方式？

我国一直是政府主导型国家，政府理念一直处在管理观念上，服务和治理理念还未完全在政府行政过程中扎根。当然，这也与我国居民素质不高有关，我国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臣民观念过渡到公民观念需要一个过程。另外，还与政府与公民看待问题的两种不同方式有着密切关联，即政府主要从发展经济增加GDP等国家建设与城市发展出发考量问题，而公民主要从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出发思考问题。当二者不一致的时候，矛盾就产生了。

这种非制度性政治沟通可能会带来哪些危害？

非制度政治沟通可能导致的后果主要有3点：一是非制度政治沟通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厦门PX事件中，短信事件、BBS事件以及“散步”事件，都引起了厦门市民的对PX项目的恐慌。二是不利于政府与公民良性互动机制的建立和维系。三是非制度政治沟通直接挑战正式政治规则，同样也挑战政府的权威和公共决策的权威，损害政府形象，进而加剧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加深公民与政府间的鸿沟。

制度性沟通与公共决策

在厦门PX事件中，制度性沟通有什么表现？

所谓制度性政治沟通指的是在政府基本制度框架范围内，符合国家既有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而进行的沟通。如通过人大、政协、工会等形式与政府进行沟通。

在厦门PX事件中，制度性政治沟通表现为：第一，厦门市政府启动公民参与程序。在厦门市委、市政府积极倡导下，并通过座谈会、短信、专线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信函等渠道，充分倾听市民意见。近万条意见与建议，当然其中也有情感的表达和情绪的宣泄。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6月，市政府3次对外公布并致谢意，欢迎社会各界、市民群众继续积极关注和通过正常渠道向市政府反映意见。第二，召开座谈会。其中一次有106名市民代表参加。在厦门市政府的组织下，在广大市民的积极配合下，共收到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领导办公室转交的公众建议、意见6100余件。其中电子邮件3720余件；电话记录2380余条；市民来函47件，其中6件联署签名。

这种制度政治沟通有哪些特点？

简言之，这种政治沟通的特点可以概括为：调节性、功利性、良性互动性。调节性指这种政治沟通是协调政府与公民利益关系的一种方式；功利性指这种政治沟通是一种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而存在；良性互动性指这种政治沟通是公民与政府间长时期内建立在共识基础上达成的参与合作的互动模式。

我们知道公共决策的制定离不开公民的参与，离不开与公民的沟通，但如何才能将制度性政治沟通机制引入到公共决策呢？

要将制度性政治沟通作为政府重大决策的一项“法定”程序，尤其是听证会制度。近年来，我国听证会制度不断走向规范与完善，并在政府决策中得到运用。听证会制度作为近年来新出现的制度性政治沟通方式，是政府与公民通过政治协商协调多元利益冲突的过程，如铁路票价听证会、温岭民主恳谈会等，厦门PX事件后期召开的106人的座谈会，也是听证会的一种形式，它是对政府监督和约束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政府主动回应公民诉求的一种工作方式。

制度性政治沟通机制的培育

在政治沟通上，厦门PX事件留给我们的启示有哪些？

厦门PX事件等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应该将政治沟通从非制度性走向制度性、从不平等走向平等、从沟通结果缺乏约束力走向沟通结果对政治决策有约束力。为实现这些目标，针对上述政治沟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政府除了要树立民主行政、依法行政、服务行政的理念外，还必须注重与民众沟通程序的建设和完善。

前面您提及了非制度政治沟通的各种危害，而制度政治沟通对于公民利益的表达又有如此重要的价值，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推进和完善制度性政治沟通机制？

培育制度性政治沟通，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完善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发挥人大、政协等正式制度的作用与功能。人大作为我国国家权力机关，它遵循代议民主制的运行机制，是我国公民行使权力，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一种最基本的制度平台。为此，有必要加强人大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集中、反映和落实民意的作用。

第二，健全政治沟通的法律法规。必须加快政府重要决策与公民沟通的立法，将沟通作为一种制度，在政府决策制定过程中作为一个必须的程序由法律规定下来。

第三，制度性政治参与离不开培养参与型公民，离不开多种形式的沟通渠道以及参与机制。听证会、人民建议征集会、政府网站论坛等都是一种良性的利益表达载体。建议将这些沟通渠道制度化，以补充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在公民利益表达上的超载现象。这些机制可以为公民提供制度化的平台；政府也能够通过这一机制，实现各方利益的综合平衡。在制定政策以及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各方的利益，以达到社会和谐。

第四，将政治沟通作为一种民主价值来对待。政治沟通深层含义体现的是以人为本、民主的理念与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性政治沟通要求政府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政府决策、行政理念，要求政府除了将政治沟通看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外，更应该将其作为一种价值来对待。

（张丙宣，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民政治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