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禅、武、医”看少林寺的“出世”与“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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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些年来，少林寺一直是媒体竞相追逐的目标，关于少林寺“出世”与“入世”的问题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通过对少林禅武医传统的梳理及古今比照，得出结论，应该放弃“出世”与“入世”的无谓争论，将少林寺的建设和发展与时俱进地放到现代科学的管理与运作理念之中，为中国文化的复兴贡献力量。

关键词：少林寺；少林文化；出世；入世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4-0161-03

近些年来，少林寺一直是媒体竞相追逐的目标，关于少林寺“出世”与“入世”的问题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反对者认为，真正的少林文化已经被弥漫的铜臭腐蚀殆尽；支持者则认为，少林寺是在用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事业。但是，这两种表面上相互矛盾的观点乃是基于同样一种考量标准，那就是，佛教应该是出世的。而少林寺作为当今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佛寺，它所倡导的价值观也应该是出世的，即便是在具体的行动上已经有了入世的事实，却仍然需要在精神上保持着出世的情操。

事实上，两种论断都不客观，前者失之武断，后者失之狡辩。没有任何一种宗教能够真正脱离世俗而存在，而寺院则构成了佛法与人间沟通的枢纽，因此，寺院一方面代表着佛法，另外一方面也表现了世俗性。少林寺也不例外。从所谓的少林文化“三宝”――禅、武、医在历史与当今的状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少林寺是如何在佛法与世俗之间灯灯相传，延续至今；还可以看出，少林文化中所弥漫的商业气息，正是当今世俗情况的反映，并不是“出世”或者“入世”的问题。

一、禅：从达摩面壁到少林问禅

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北魏时，印度僧人菩提达摩由海路到达中国南方，面见梁武帝，话不投机，转而北上，一苇渡江，在少林寺附近的山洞中面壁九年，终于觉悟。达摩即成为禅宗初祖，而少林寺也因此成为禅宗祖庭。

从禅宗在中国发端来讲，达摩在进入中国之初，就想寻找政治上的力量来推行他的佛教主张，因此禅宗与政治一开始就有很强的联系。从禅宗后来的发展来讲，它越来越中国化，主要表现在它融合了中国的老庄哲学以及一部分儒家的思想，使得佛教能够为中国人所接受，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而少林寺历史上的许多高僧大德就是通过禅宗这样一个媒介对社会与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少林寺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就是少林僧人参与政治拯救苍生的事迹。宋末，蒙金交战，中原生灵荼炭。以福裕为代表的少林僧人，四处奔走呼告，千方百计劝说蒙古人实施宽容政策，在汴梁失守后，避免了蒙古军队大规模屠城的历史惨剧。其中，福裕等人的意见主要是统过蒙古重臣耶律楚材传达给蒙古统治者，从而产生了重大影响。耶律楚材本人正是禅宗的信仰者，与福裕同为高僧万松行秀的弟子。福裕后来在为少林住持，并受命为元代佛教僧统，管理天下僧众与寺院，处理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对事局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暨南大学马明达教授在《百家讲坛――少林（历史篇）》中指出，人人皆知“十三棍僧救唐王”，岂不知“福裕雪庭救天下”。正因为如此，福裕圆寂后，元仁宗封赠福裕为“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并追封“晋国公”，又命文臣为之立碑[1]。身后荣宠，于佛家登峰造极。

我们可以从这些历史事实看到，正是禅宗使少林的僧人得以与统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从而对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进入明代以后，禅宗在中国步入繁盛，与理学相得益彰，大多文人酷喜谈禅，禅宗成为高僧大德与士人沟通的重要途径，少林寺也成为士人感悟禅机的圣地。这些士人往往具有学者与官员的双重身份，他们也留下了大量的作品，记录了当时与少林高僧交往的情节，而这些作品使少林的一批高僧不仅闻名于当时，更流芳于后世，少林寺也因此声名显赫。清代叶封修纂的《少林寺志》就收录了大量此类作品，在本书中，我们发现，以无言正道为代表的众多少林高僧与士人都有着深厚的交情，可谓朋友满天下，至于前往少林参禅的文人，更是不胜枚举。

实际上，正是因为在历史上的盛名，使当今的少林在禅学方面饱受世人诟病。但是，近些年来，少林寺举办的一些活动，使我们看到了少林寺正试图恢复这样的传统。其中影响最大的莫如少林寺与北京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在2009年联合举办的“禅宗中国――少林问禅 百日峰会”。包括学界泰斗汤一介在内的近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与僧人参加了开幕式。在随后的百日时间里，每天都有著名学者在少林寺经堂开讲佛学、国学讲座。方丈释永信在开幕致辞中称这次峰会是“为禅宗祖庭无与伦比的历史风采重新焕发青春而选择的不二之路”。应该说，少林正在逐渐改变单纯依靠武术宣扬少林文化的做法，转而向禅宗的历史文化本位靠拢。众多文人的参与，也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历史的影子。

二、武：从“深悟机变”到文化遗产

今天的少林功夫是少林文化的最亮点，也最能引起人们的兴趣。究其原因，除了少林功夫自身的魅力之外，还因为少林功夫在佛法与世俗之间的特殊文化意义。一方面，功夫是暴力，与佛法慈悲似乎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矛盾；另一方面，禅宗祖庭少林寺却以武艺和僧兵著名。在其背后，正是少林功夫的佛性与世俗性的相互作用。功夫在少林寺的历史中既充当了参与政事的手段，又充当了保护寺院与佛法免遭世俗暴力破坏的工具，少林寺从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实惠。因此，也很难说少林功夫是为了“入世”还是为了“出世”。

举例来讲，隋末，社会动荡，香火甚盛的少林寺成为山贼与官兵竞相劫掠的目标，为了保护寺产与佛门清静，少林寺初步建立了武装力量。唐武德二年（619），隋将军王世充在洛阳称帝，其侄王仁则占据少林寺属地柏谷坞，建■州城。武德四年（621），少林寺志操、昙宗等十三位僧人，协助唐军擒拿了王仁则，夺取■州城，立下大功。三天后，李世民派使宣慰，参战僧人均受到封赏，其中昙宗被封为大将军，并赐少林寺柏谷坞田地四十顷。此事后来被民间演绎为“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少林寺自此受皇家恩宠，并以武勇闻名于世[2]。

无独有偶，元末，天下大乱，少林寺又出现了一位守护神紧那罗。据《少林寺志》记载：元至正初年，有一僧至少林，蓬头裸背跣足，止着单■。在厨中作务数年，殷勤负薪执爨，朝暮寡言，暇则闭目打坐。人皆异之，莫晓其姓名。十一年（1351），颍州红巾率众突至少林，欲行劫掠。此僧乃持一火棍而出，变形数十丈，独立高峰。敌惊怖而遁。僧大叫曰：“吾紧那罗王也，”言讫遂没，众人始知为菩萨化身 [3] 。根据这个传说，有学者认为，这个传说说明了当时的少林很可能遭受红巾劫掠，并进行了武力反抗 [4]。

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至少林寺，见少林武艺虚花，真诀尽失，因携僧宗擎、普从二人南下抗倭，三年之中，亲自传授武艺。宗擎、普从在战场上立功后，也将功夫带返少林，自此少林得以掌握真正实用的军中武艺[5]。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当治世之时，少林功夫就成为少林文化的一个亮点，而每逢乱世，少林功夫则成为守护佛门、保家卫国的利器。唐太宗李世民曾评价少林寺“深悟机变，早识妙因，克建嘉猷”[6]，也说明少林寺关注时事，所以能不失时机，创建功业。在当下的和平年代，少林寺自然不需要用武艺来保证寺院的安宁，但是少林功夫仍然要承担起繁荣文化的重任。自从电影《少林寺》上映以来，少林功夫在世界范围内声名鹊起，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标志。

现在，少林寺也一直都在致力于少林功夫体系的重构与传播。一方面，少林寺采用各种新式而通俗的手法包装传播少林功夫，其中包括武僧团表演、功夫之星选秀、拍摄影视剧等；另外一方面，又能够独具慧眼，邀请武学大家马明达教授为少林寺唯一的武学指导，促使少林功夫从技术层面向更深层次的学问方面发展。近年来，少林寺又致力于向联合国申请少林功夫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说，少林寺这些举动表现出明显的时代意识，也可以算做是延续“深悟机变”的传统。

三、医：从少林药局到慈善事业

相比与禅和武，少林的医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更加密切。佛家讲究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而救死扶伤的医道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佛家体现其思想的最佳方式。因此，在少林药局之前，有些寺院都也设过类似机构，以周济穷苦。但医药过于专业，大多不能持久。少林药局之设，距今已有近800年的历史。据元好问《少林药局记》记载：“少林有药局，自东林隆始”，东林隆，即当时的少林住持东林志隆禅师。

当时，有施主为少林寺捐献百金，志隆禅师深思熟虑后，决定开设药局，“取世所必用疗疾之功博者百余方以为药，使病者自择焉。”可见一开始，少林并不以医病见长，而是置备了平时常用的药材，供民众无偿使用。后来，由于少林僧人习武，因而在治疗跌打损伤等方面有独特的心得，并以此帮助扶众人。这种做法，正是“得之于民而用之于民”，表现出少林寺的济世情怀，也在实际行动中使少林寺所倡导的佛法与社会底层的大众生活联系了起来[7]。

虽然在随后的历史中，少林药局时有兴废，但它却一直是少林寺慈悲为怀的见证。今天的少林寺，同样也在这个目标上倾注了大量心力，并有了更多实现的途径。早在1994年，少林寺便创设慈善福利基金会。成立以来，确实做出不少善举，包括募捐义演、资助贫困学生、捐赠药品等。2004年，少林寺捐资的慈幼院成立，收养了50余名孤儿。应该说，在少林寺饱受争议的情况下，它的善举仍然赢得了广泛的称赞与支持。2008年，美国“今日世界”电视公司向少林慈幼院捐赠20万人民币，用于添置孩子们的学习及生活用品。

2010年5月，少林寺传出消息，少林药局医院正在积极筹备当中，土地规划得到批准。而这家医院将和其他医院一样，接受卫生监督部门的监督。医院的医生有少林寺的僧人，也有非僧人的专职大夫，但都要通过考试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目前已经有僧人被送入大学主攻中西医结合，毕业后将到医院上班。少林寺表示，医院建成后将以慈善为目的，诊断免费。至此，少林药局的建制将在现代社会中得到续写，它能否践行积德行善的传统，世人则拭目以待。

四、总结

忆古总是为了审视现实。通过上文对少林禅武医传统的梳理及古今比照，可以得出结论，所谓的“出世”与“入世”，都是我们强加给少林寺的道德判断。尽管少林寺现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放弃“出世”与“入世”的无谓争论，将少林寺的建设和发展与时俱进地放到现代科学的管理与运作理念之中，才能使其在新的时代继续弘扬少林传统，在佛与俗之间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中国文化的复兴添砖加瓦。为此，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少林寺要进行反思并加强管理。既然少林寺的发展已经不可避免地纳入了现代社会体系，那就应该遵循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与运作模式，提高僧众素质、实行科学管理，并接受社会的监督，使诸如六千元“天价香”之类让人非议的事件不要继续发生。

2.社会上对少林寺的各种行为需要理性的思考，而不是武断地认为与钱有关的就是坏的，同时也要尽可能客观的判断一些事件的责任者究竟是不是少林寺，以防那些打着少林寺名号的招摇撞骗者混淆视听，造成的恶果却由少林寺这棵“大树”承担。

3.对于少林寺不断商业化的趋势，整个社会都应当反思。因为少林寺的情况恰恰反映着世俗的世界。我们在谴责少林寺禅学尽失的时候也应该想到，整个社会都被轻浮功利的思想所笼罩，大多世人前往少林礼佛的行动，往往带有极明确的功利之心。将对社会道德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寺院的身上，显然是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根源。

参考文献:

[1][元]程钜夫.雪楼集:卷八[M],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程大力,张卓.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唐王”详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7,(1).

[3][清]叶封.少林寺志（不分卷）[G]. 嵩岳文献丛刊:第4册[Z].郑州市：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23.

[4]温玉成.少林访古[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266.

[5][明]程宗猷.少林棍法阐宗[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6][唐]唐太宗.告柏谷坞少林寺上座书[A]，嵩阳石刻集记:卷下[G].丛书集成续编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7][元]元好问全集:卷三十五[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