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国亮 我是一块古董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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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国亮的人生履历仿佛是一段香港流行文化的变迁史，当年他在为TVB写作剧本时，

杜琪峰还是写字楼里的一位信差；他发掘出王家卫与林奕华的才华，担任过卫视中文台台长，又在李嘉诚手下将新城电台发扬光大。他被誉为香港的文化创意“教父”。然而在他看来，

自己不过是一块古董手表，也许很值钱，可说穿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搭了一班电影快车

我从小是看香港的有线电视长大的，直到1968年，香港突然出现了免费的电视媒体。对于那时候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自然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物。我们第一次能够从电视上看到太空人登陆地球、赛车、李小龙接受电视台采访……它带来的是与过往看电影完全相异的感受，你并不需要坐下来把电影看完，而仿佛进入了另外一扇门，让你感受到自己真的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物。也是在那时候，我意识到一个人想要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完全变成电影导演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儿，却有机会去做电视台的艺人。因此在21岁那年,我加入了香港无线电视首届艺员培训班。

当时我的老师是在意大利念书回来的刘芳刚，他加入了邵氏电影公司的对手公司国泰电影公司，却陷入无戏可拍的境地，辗转进入电视台。可问题在于刘芳刚习惯了拍电影的感觉，只有三台摄像机的电视台显然无法满足他拍戏的习惯。这时候皇家警察局找到电视台，给了他们很多档案，说试试拍一部警匪剧情的电视剧。刘芳刚就被选中成为这部电视剧的导演，并且电视台许诺他，可以为他加多一半的成本，让他能够选择胶片拍摄。

但刘芳刚此时又遇到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不会说英文。于是他找到还是学员的我，说你试试看能不能把这些档案写进剧本。我的性格就是从来不会怀疑，你说我可以做我就做咯。所以也没有问一句为什么，写完之后就交给他看，心想就当做功课好了。

没想到的是，这个剧本居然就拿去拍了。当时我们训练班的学生有的还在念书，有的已经出来打工。我跟另外几个有意识学习拍摄的同学一起去了剧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服装间拿衣服，因为香港当时没有建立起外景制度，只能抢拍。所以我们经常穿好戏服，看到摄像机架起来之后就冲到镜头前扮路人。或许我唯一不同的是导演用的是我的剧本，因此在现场很容易观察到我写的东西为什么导演会这样来处理。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就像一次速成课程，我很快学习到拍摄知识，这些知识反过来又促进了剧本的写作。在训练班的第一年，我就写了好几个剧本。

毕业之后虽然也跟公司签了演员的合约，我更多的心思却在剧本创作上。当时也创了一个纪录，TVB有一个星期的剧本都是我写的，从电视剧到晚间笑闹剧再到综合节目的三分钟短剧，大大小小，没有东西我不敢写。时至今日，许多香港的老人对我的印象还是编剧，提到我还会给我脸上贴金说我是“创作人”。但哪里称得上创作人，说是“催工人”倒是更贴切一些。因为当时的香港电视制作是按影棚分配，一个小时大棚、三个小时小棚，所以写剧本就像用有限的材料制作一道道点心，最后将点心放进容量同样有限的餐盘里。既要运用到棚里的所有布景，又要受到时长的局限。这也让我很快懂得在创作中去顺应客观的要求与限制。

而另一个我完全没有料想到的冲击，是我看清了自己当艺人这条路。因为我只是龙套，不可能会有重要的角色，剧本的薪水已经足够我生活，所以也不愿意坐在镜头前连对白都没有。我盘算之后想出一招，把头发弄得像金毛狮王一样，这样没有戏愿意找我了。过了一两年，上天没有惩罚我，反倒又给了我一个机会，我认识了邵氏导演桂治洪。那时邵氏很多大佬导演占据着商业布景，因此桂治洪就总往外跑拍外景，而且最喜欢拍最破烂最写实的地方。他有部电影叫《蛇杀手》，找我去试镜。我从小到大都不能看蛇，连看漫画都害怕得不得了，但或许演员真的需要一种精神分裂，结果我进去试镜，抱着那么大一条蛇，竟然一点恐惧也没有，还念了一大段对白。最终我很幸运地成了这部电影的男主角，而这部电影也被香港电影协会选为“香港一百部重要电影”之一。

当然，这部怪片并没有让我继续在电影圈发展。入行五年以后，香港开始流行跳槽，电视台有许多导演离开，而我还固守在那里，于是有一天，我的另一位恩师周梁淑仪说要不你来做导演。我还是那个性格，你说可以就可以，便又干上了电视台的编导。简单来说，这十年里，我在电视台前进了好几步，最主要原因是我觉得电视台更适合我的性格，因为电视媒体给我更直接更快速的一种“对流”：今天做了一件事情，今天晚上或者明天下午就已经知道你得到了什么。香港有个词叫“餐餐快食”，电视台每天都会把吃的给你端出来，不管你需不需要，爱不爱吃。而且电视台也没有对与错的分别，不管你昨天做得多烂，明天还是可以接着把它做好，我也很快就能够控制电视台的每一个创作。但电影却要靠“天时地利人和”，我见过许多电影人陪着电影度过了一生，而不是电影陪着他。不是他们不好，也不是不努力，他们欠缺的只是一点点运气。

今日不知明日事

我刚到无线训练班的时候，写字楼里有一位信差，整幢写字楼什么杂务都要他来做。有老师觉得这个年轻人特别勤奋，就劝他去楼下念训练班，但他似乎对演艺没有兴趣。那时候我开始写剧本，当时影印还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我每次写完剧本都要刻在砧板上，然后拿给这个年轻人油印。有时候时间赶不及了，我写完以后就偷偷拿去自己印刷自己订装，以为这样就没人发现我其实是在最后关头写完的了。可这样就跟这位信差起了冲突，因为油印本来是他干的活儿，我自己料理完这一切，可还有人追着他要油印好的剧本。后来没办法我就自己印完之后，还交给他，再由他分发给剧组。这位信差就是杜琪峰。

在我做了编导以后，有一天一个中学生来敲门，说要采访我，给他们的《学生周报》写稿子。在采访过程中，他听说我在计划我的第一部电视剧《少年十五二十时》，就非常大胆地跟我说，不是说有人叫你写剧本你就写吗，我有没有这个机会？这个中学生就是林奕华。

而我与王家卫相识则更晚一些，他20世纪80年代入行，参加编导训练班毕业以后，不料电视台食言，说你们还要从助导开始干起。当时一些有性格有脾气的毕业生就负气而走，可王家卫是苦孩子出身，家里缺钱用，只能很委屈地继续做助理编导。我后来的第一部长剧《轮流转》就找来林奕华与王家卫跟我一起创作剧本，原计划拍八十到一百集，不想到二十集时就被电视台腰斩。就历史价值而言，这部戏非常有意思，因为一到五集的导演是杜琪峰，我是监制，第二个回合是王家卫做助导。也是从那时我与林奕华和王家卫开始建立起一段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