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掌控亚洲最大的风险基金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谁掌控亚洲最大的风险基金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编外档案：
最喜欢的运动：排球（插队前曾练过2年专业排球）、高尔夫
最大目标： 退休后打“常青藤杯”
最喜欢的书： 名人传记（《杰克・韦尔奇自传》远没有杰克本人有魅力）
最喜欢的收藏：传统明清家具、瓷器、机械表
最怕的事： 塞车、和愚蠢的人交谈
最憎恨的事： 旅行，尤其是跨洋旅行（生命中2/3的时间都在旅行，让他
身心俱疲）
最骄傲的事： 拥有与生俱来的自信和自豪感
自我评价： “泯然众人矣”
名言： “资金永远是短缺的！”
2001年2月，全球顶尖的网络技术厂商思科公司斥资10.5亿美元, 与投资网络而出名的日本软银公司共同成立了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SOFTBANK Asia Infrastructure Fund)，业务以亚洲地区为重点，辐射全球。紧跟着，从2月份到10月份，思科公司花了近8个月的时间在全球范围内为它的新基金物色杰出的掌门人。凭借对10亿美金数额以上基金的丰富管理经验和服务大中国区的亚洲背景，原AIG合伙人阎焱在80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10月，亚洲目前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的第一任CEO正式走马上任，成为全权管理海外风险基金全球业务的第一个也是当前为止唯一一个做到CEO职位的中国大陆人。
阎焱，祖籍河北，1957年生于安徽。
1975年入安徽安庆潜山县插队三年。此地为中国文学史上颇负盛名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张恨水的故乡，文风甚盛。多年以后，当阎焱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恭听中国思想史的时候，邂逅一代学人同为潜山县人的余英时教授时，颇有点他乡遇故人的欣悦，令阎焱至今念念不忘。
1977年，阎焱考入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毕业后进了当时三机部下属的合肥的一家工厂。
1984年，阎焱感觉在中国做工程师的前景有些暗淡，于是一直想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感觉“改革大任在肩”的热血青年考入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费孝通老先生的研究生。阎焱考北大社会学系的原因很简单，想当官。他那时总觉得北大社会学系毕业的人应该是去当总理、管理国家大事，但事实却与他的设想迥异。北大社会学系当时正值刚刚创建、人才青黄不接之时，阎焱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年的数学考试试题非常难，考上的四个同学都是清一色的理工科出身。更遗憾的是，他们只有幸听了费老的一次课。然而三年燕园之耳濡目染，令阎焱至今感慨受益匪浅。他早先理工科的直线思维习惯和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学会了如何对问题的思考向更深层次的拓展。
1986年，阎焱获得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奖学金，只身赴美。
先读社会学的阎焱在1988年改学国际经济。1990年底，圆满结束普林斯顿学业的阎焱进入了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的大门，成了一名专事研究工作的经济学家。这个工作有很好的福利且薪金丰厚，每年十几万美元，还不用交税，生活安逸，但弥漫在世界银行内的官僚气息让阎焱很不舒服，重要的是阎焱感觉在这里生活可以，但做事不成。于是，1992年底，阎焱辞去世界银行的职位，加盟美国当时知名的“思想库”“HUDSON INSTITUTE”，成为该机构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成员，研究美国对北亚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做了2年的时间，文章写了，书出了，感觉又做到了头，阎焱有点意兴阑珊，辞职开始寻找更有挑战性的机会。岂料这一辞职，阎焱是彻底告别了人生中的学术生涯！
说来颇有些戏剧意味。AIG（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Inc.,即友邦保险）早在1919年成立，其成立地却为中国上海。正是因了这份渊源，友邦保险一直对中国情有独钟。80年代，中国刚呈开放态势，友邦保险便开始计划一场卷土重来的大戏，当时他们还提了一句朗朗上口的口号，竟是――“打回老家去”！巧的是，AIG基金有阎焱世界银行的上司们的加盟，听到阎焱辞职的消息，阎焱曾经的老板便打电话过去，向阎焱发出邀请。就这样，1994年底，阎焱正式加盟AIG基金。到2001年离开，阎焱在拥有28亿美元规模的AIG基金里面已经整整工作了七年，成为该基金最年轻的合伙人。
阎焱和IDG高级副总裁熊晓鸽聊天，一致认为中国人在美国进入主流社会的尖端是从他们这一代人开始的。在他们这一代人中间出了或一流学府的一流的教授，或跻身华尔街，成为世界上大投资银行的决策者。国内风靡一时的“北京人在纽约”的生活状态在他们的视野中并不是真正的主流，而更像是一种边缘体验。他想有一天他老了，或许会写点文字，讲述一下他们这代人是怎样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也许在潜山的熏陶还能帮上点忙。
1994年底，加盟AIG基金的阎焱以北亚和大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的身份回到中国。像熊晓鸽和周全一样，成为中国大陆最早的一批投资人。就这样，提着个皮包，一个人全国各地到处转悠，那种状态倒是像极了“皮包公司”，只是人家是到处想法赚钱，而他则是想着怎样把钱花出去。那时阎焱的感觉“就像是在过一条黝黑的隧道，前面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凭着感觉往前摸索。进了WTO之后的中国，即便是现在还没有完全走出隧道，但至少前面的亮光清晰可见了。”但就这样摸索着，主要以投资传统基础设施，如通信、电厂和道路等为主的AIG基金，如今在中国已经投资了包括新世界基建、中国海洋石油等七、八十个项目，总投资金额超过了10亿美元。
阎焱进入投资圈的第一个项目是大陆一家名为“路劲”的公司，AIG投了7000多万美元，1996年这家公司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AIG借机以60%收益率成功退出。但阎焱最为得意也是最为满意的一则案例则要数对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投资。2000年，中海油第一次纽约上市失败,中海油陷入低谷,其承销商中银国际找到了阎焱。2000年4月份，阎焱和以魏留成为首的中海油管理团队第一次见面,相见投缘。在阎焱的判断中，中海油自1982年成立第一天就展开了与外商的合作，熟悉国际企业运作惯例，更重要的是其拥有的是一支以魏留成为代表的专业化管理团队。这是阎焱所见过的国内最具开放意识的国有企业。阎焱当机立断，一个月的时间，AIG完成对中海油2亿美元的投资，在这之后两个月，李嘉诚才跟入。一年后，中海油在纽约上市成功，一年半的时间，AIG的大基数的投资数额翻了一倍多。
阎焱如今是高尔夫球场上的高手，能打七十多杆，最大的目标就是想退休后去问鼎“常青藤杯”。虽然像中海油投资这样速战速决、一杆进洞的漂亮活不少，但阎焱也遭遇过他的“滑铁卢”。1996年，阎焱对联通山东GSM网进行了几千万美元的投资。令阎焱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在投资合同尘埃落定后，政府竟介入要求其退出。阎焱明白，这就是经济学上的那个术语，所谓“国家风险”在现实中的演绎。这糟糕的经历着实让他长了一智。
这些年下来，阎焱为自己的每一个投资都设立了一个前提：即不管大小，每个投资里面都必须占有一个董事会席位，否则免谈。“这是血的教训。尤其在市场操作还不规范的情况下，小股东的利益最容易受到伤害。”其次，在直接投资中，阎焱40～50%是看商业模式，而一半以上则是看合作者的人品，“就像婚姻，你要给自己找个人品可靠的人”。
阎焱喜欢聪明人，最怕的事是塞车和跟愚蠢的人交谈。 从中你可以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挑剔甚至有些强硬的人，在谈判桌上，这一点表现的十分淋漓尽致。但总体来说，阎焱的个人管理风格可以说是有松树的风范：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和容忍度，但在原则问题上却非常强硬。阎焱习惯在合作最初，就明确告诉对方，哪些是原则问题，是不能碰触的，否则就要为此付出代价。在国内做了这么多年的投资，有四个问题让阎焱感到头痛：除了退出机制问题、本地融资问题、批准程序繁复的问题外，国内目前因“海归”渠道解决了技术和财务人才问题，却缺乏既懂中国国情又熟悉国际企业运作规则的优秀的管理人才。
阎焱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有自己的预测。他坚信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该国家经济政策的稳定成正比。1997年到1998年间，AIG在印度通信市场开放后，先后投入了近l5亿美元，至今无一赚钱。原因是，印度曾在10个月内换了几个经济部长，政策动荡，沸沸扬扬的安然事件与其在印度的状态也不无干系。而中国经济，自七十年代末至今，一直保持着一个方向，即走向开放，都未引起大的经济政策变动。不过，虽然对中国中短期的经济发展看好，但对长期之后的“生态灾难”阎焱仍存在相当的忧虑。
思科公司的这家风险投资基金显然和AIG基金有着明显的区别。其投资方向转向了时下流行的“TMT”（Telecom、Media and Technology）――通信、媒体和网络技术。而阎焱如今掌管的不再是北亚和大中国区，而是该基金全球的CEO职位。阎焱上任后开始建立自己的团队，为公司寻找一个合适的办公场地，他强调办公室是很个人的东西，要亲力亲为。无论如何，阎焱如今是重任在肩，他在四年中间要把10亿美元投出去，那就意味着每年要投约2.5亿多美元的项目，而其中的一年要投到中国。有价值的企业或许不少，但谁会最终成为“批判意识”很强的阎焱的合作者呢？
熟悉阎焱的人说，阎焱活跃，善于展示自己，与美国文化的融合如鱼得水。而阎焱认为，中国人要在美国获取成功，一是数学要好，二是语言要好！在普林斯顿读书时阎焱有个习惯，在空闲的日子里逛遍了美国知名的大学，他最终发现，北大的教育对他来说相当重要，使他有了好的智力和良性的思维方式，此外他需要的是再添加一些技巧训练。阎焱对自己的成功体验是“变”和“幸运”，经历多变，而幸运始终，幸运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给了他四年的奖学金，让他避免了为维持学业打工的辛苦；幸运的还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优秀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他在职场生涯中的自由选择和跳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