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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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30年间，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变革。这场变革是在怎样的起点上发生的?也就是说，中国这场变革的初始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弄清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国这场变革的起因，理解这一历史进程的实质并展望其未来走向，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在工业总值中，《中国统计年鉴1984》公布的数据是：1979年，全民所有制工业占81％，集体所有制工业占19％，没有私营工业。1978年的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90．5％，集体所有制商业占7．4％，个体商业只占O．1％，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占2％。1978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7451万人，占职工总数的78．4％，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2048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6％。

第二，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了国家计划。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买卖，全都由国家计划调拨，国家统管的物资达700多种。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交给国家，由国家统购包销。工厂赚的利润全部上交国家财政，工厂花钱由国家财政支出，这就是财政统收统支。此外，劳动力由国家统招统配，外贸由国家统进统出。

第三，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原则”而已，真正的按劳分配是没有的。说是实行八级工资制，实际上多年没有调工资。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大多数是二级工，月工资40元左右。到了“”时期，连按劳分配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而加以批判。工人的收入和他的劳动成果没有关系，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在分配方面，中国比苏联还要“社会主义”。还批评苏联的“物质利益原则”。在农村，农民记“大寨式工分”，即吃“大锅饭”。

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方式生产，都由国家决定。工厂的一切技术改造，甚至连盖一个厕所，也得报上级批准，得盖上几十个图章才能得到资金。

在农村，由于实行经济集体化，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小秋作物等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怎么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行政机关决定指标。农民都是集体劳动，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地头等候队长派工；太阳已经落山，队长不下收工的命令，谁也不能回家。

1953年国家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定量供应。这些票证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籍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他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要拿证明文件到当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如果要出省，还得带全国粮票，全国粮票必须交具省公安厅允许出省的证明才能换取。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当时，绝大多数农民终生的活动半径不超过50公里。

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要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架使几万万人都按照一个指令工作的机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这是因为，计划工作者的主观判断很难反映经济运行的客观实际、确定的各种经济指标很难如期实现，计划工作很难满足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

技术上不可行却硬要搞计划经济，只能是主观的计划。事实上，中国的很多重要经济指标并没有经过测算，而是根据政治需要提出来的。比如，在1957年访问莫斯科时说过，15年后钢产量要达到3500万吨到4000万吨，没有作任何论证(即使论证也没人敢提反对意见)，就作为第四个五年计划(197l一1975)的钢产量指标。脱离实际的主观计划必然错误百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都是一架机器上的零件和部件，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工人和农民不能通过自己的加倍劳动增加收入，企业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得到发展，地方不能合理地利用资源求得繁荣。

这种体制，使每个经济细胞都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平衡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尽管国家可以用“军工动员”的方式集中国力搞出“两弹一星”，但是，生产领域的经营状况和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国家。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综合国力的差距越来越大。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1980年下降到2．5％。1978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355．1亿元，即206．4亿美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不到世界贸易总额的8‰。

极度贫困是计划经济必然结果。

接连不断的错误计划，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多年遭到扼杀，最终的结果是极度贫困。改革以前的中国贫穷到什么样子呢?

全国人均粮食产量1956年为310公斤，1960年下降到215公斤，1978年达到320公斤――整整徘徊了22年。自从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没有真正吃饱过。

1978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等到安徽的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凤阳县前五生产队，十户人家有四户没有大门，三户没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没有棉裤。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老战士史成德，七个孩子，十口人，只有三只缺口碗。

沈祖润看到的不是个别现象。1978年前后，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出几位记者，对中国西部农村情况作了调查。1979年全年的农民人均收入，最高的是山西吕梁地区，为70元；陇东庆阳第二，为64．86元；延安地区第三，为57．20元；榆林地区第四，为52元；甘肃平凉地区第五，为47．60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为36．80元。

据农业部管理局的统计，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

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革命圣地延安采访。他们亲眼看到，社员薛登恩家全部家当不值30元，他们吃的饭食像猪食一样。最早唱《东方红》的歌手李有源的儿媳对他们说，在70年代，生活实在没法子了，不得不外出讨饭。老乡的生活水平，不如当年李有源最早唱《东方红》的时候。

处于城乡差别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较富裕呢?不是。1977年，我在天津调查时发现，工厂的生产第一线70％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41．50元，再没有其他收入。城市居民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梦寐以求的“三大件”。当时，天津市工人的平均月薪40元，按当时的官定汇率(1美元兑换1．60元人民币，人民币的币值已是高估了很多)计算，大约25美元，平均每天约0．83美元。联合国规定日薪低于l美元为绝对贫困，可以说，当时中国工人总体处在绝对贫困线以下。

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留下的不仅是贫穷，还有产生贫穷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需要指出的是，既然国民经济是一架听最高当局的指令运行的大机器，国家也只能是听最高当局的指令运行的大机器。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相互依存的。要把全国变成一架大机器，要让所有的人听命于一个计划，就不能有杂音，不能有噪音，就得在政治上高度集中。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民主也必然是奢侈品。

起步于30年前的这场经济改革，其中心内容就是变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不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就没有出路。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