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我的一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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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社会进步了，这种进步不光是表现在物质的进步和思想的活跃，更多的是人们对于文化现象冠以层出不穷的新名词。诸如“解构”“后现代”“后封建”“什么什么以降”等等。就象我们通常把阅读叫做“解读”，把看照片叫做“读图”。这当然是好事情，说明我们的思维方法更加缜密了，对于社会文化的思索更加理性化。然而事情的本身并不会因为我们使用了新的名词而使事情有了什么质的变化。象我这种以摄影为生的人，为了跟上时代的进步，在触及这个领域时也不甘落后地使用这些新出现的名词。

摄影不过是我的一支笔，这跟屠夫用刀，军人用枪，作家用笔，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对于镜头是一支笔的认识却使我足足花了近半辈子。提起我的摄影那还是60年代的事。我在北京铁二中上中学时，由于母亲调动工作要和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团聚，我也被迫离开北京了。班上有几个家境较好的同学有照相机，为了分别的留念，我们一起跑到颐和园，在昆明湖畔迎着落日的余晖，“嘁吃咔嚓”地照了半天，照片最后由同学寄到我的手里。照片的后面甚至写上了“铁林，我们最终还会在一起的”。本来湖光潋滟的昆明湖和薄如一黛的万寿山都非常好看，可等照片到了我的手里却成了一幅轮廓不太清晰的中国水墨画。听说那还是一部挺好的“卓尔基－Ⅲ”。可见当时我们的手艺实在是太“潮”了，可就是这么几张模模糊糊的照片我却视为珍宝。因为它毕竟表达了那几个小男孩彼此之间的友谊。可惜的是这些照片在那场史无前例的“”中，被三番五次的抄家，弄得找不到了。

“”使我第二次接触摄影。两派打仗，彼此要搜罗对方的“罪证”，照相便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我没有相机，借了我那派战友的一部，在“战斗”之余，也拍一些类似于现在的纪念照似的相片。在河南辉县苏门山脚下的百泉，我给我的同学和我第一个女朋友“结结实实”地照了一大摞照片。又可惜的是我们这派被“中央”打为“保守派”，在同学们四处逃命时，这摞照片也不知哪去了。后来听说其中的一些失散在那时的同学手里，可等我今年春节过去跟他们要时，大家都不给，说要保存在影集里教育他们的下一代，我没有下一代可言，也就不好掠人之美了。

1987年，我总算给自己买了一台“珠江S－201”。1990年，我开始经商，我的相机急速 增加，最多时达到7台。那个年代的名牌相机我几乎都有，“佳能”和“尼康”还不止一台。然而并没有拍出什么好照片，大多数是一些所谓的艺术照，照片保存了不少，但没有什么价值。经商失败以后，当我拿着相机走街串巷地给姑娘们拍“风尘照”时，我又一次走入了摄影这个领域。十年下来，这些照片总算得以分门别类地编纂成集，并辅以文字，我也算是走入了正途。如果说可以将摄影和命运交织在一起的话，那就是在我比较坎坷的时候拍的照片才有那么些意义，真是“文章憎命达”啊！

由此可见，我这个人是上不了大雅之堂的。我一顺利，照片拍得就不入路数，文章也不想写。等到一为生计而发愁时，就“文如泉涌”。想把它表现出来，这无外乎是“写”和“拍”。写，自然是用笔，拍，只能用相机。可是由于生活沉积得太重，也就无法用“第三只眼”，而是用心来感受。所以我拍的照片和我的文字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这就难怪别人总是说“赵铁林的照片张力不够”。张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