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空间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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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都市人，总有两个空间需要日复一日地把自己塞在里面：在『家这个空间里，你与你的家人发生关系；在『办公室这个空间里，你与你的同事发生关系。而在另一个『异度空间，你可能与陌生人甚至只与自己发生关系，与性情、愉悦、放松，与社交、心灵发生关系：那就是会所、别院，或者是香堂、茶馆。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异度空间，在那里，生活与生意不至于把你完全充满。

会所 少数人的私密空间 颐和悦汇位于地下一层，葡萄酒、画和钢琴把这里打点成一个艺术空间。在它的外面，是北京传统的砖混建筑，看上去已经有些年头。内外的巨大反差，让这个地方拥有意外的私密感，这里，也由此成为少数人的私密空间。 南三里屯路，就像北京城无数的毛细血管一样，笔直、车流不息。这是一条传统的北京马路，路的两侧，高高的树冠挡住了大多数阳光，繁茂的枝桠则轻易地遮住了路边的房子。看上去已经荒掉了的北京机电院，就是马路边一个不显眼的大院。 往里走，散落着一两家装潢考究的餐馆，对面，是一个不起眼的会所，颐和悦汇。这家路过时很容易被错过的场所，时不时地，会招来一帮红酒、艺术爱好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因朋友的介绍而来，由此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小圈子。 颐和悦汇位于地下一层，葡萄酒、画和钢琴把这里打造成一个艺术空间。而它的外墙，是北京传统的砖混建筑，看上去已经有些年头。内外的巨大反差，让这个地方拥有意外的私密感，这里，也由此成为少数人的私密空间。 私享的天堂 “七月里没有女人，也没有蜗牛。”在喜欢把这句话挂嘴上的达利的眼里，蜗牛就像是一个精神导师，是弗洛伊德的化身—那也是他最推崇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只是对于这个带壳的导师，达利会为他装上一对翅膀，于是有着迷人几何图形的蜗牛成了天使，超现实的天使。 在“颐和悦汇”进门下楼梯的头顶处，策展人刘彭生放置了一组木头做成的白色翅膀。“达利的天使作品里有天堂、地狱、炼狱，天堂当然是最好的，是我们向往的生活。我们的翅膀也是从小到大，变成一个无限的东西，因为天堂就是我们所向往的地方。” 刘彭生想把“颐和悦汇”变成一个圈内人向往的地方。这家位于地下的会所，早年前是一家工厂的所在。穿着整齐天蓝色制服、把袖子卷过手肘的年轻的工人们，是这个地方的主人。工厂倒闭后，这里空了段时间。 后来，来的人换成了一些端着高脚杯的人—葡萄酒会所是这里的前身。再后来，刘彭生和另外几个人接手，于是这里有了现在的模样。 刘彭生对这个接近900平方米的空间进行了改造，宫廷红成了这里的主色。下完楼梯，会看到雷云端的几个青瓷作品，再往里到大厅，一面墙挂着当代艺术画作，另一面墙是一组“残荷”的作品，画的下方是一段枯的木头。 “‘残荷’短暂，是尘土里长出的绿叶，可以表达我们内心对社会的感激和眷恋，古树则是大自然几百年的踪迹遗留下来的，现在许多都已经消失，我们希望用根来表示对古木的尊重。”刘彭生想通过这些元素来告诉人们，这里是以当代艺术品、红酒及雪茄为主题的艺术会所。 天使犯困的时候，会从树上折根树枝，支撑自己沉重的翅膀。当人们犯困的时候，可以到这里的沙发，边聊天边打盹，然后接着聊天，晃晃手里的酒杯，看看墙上的画。 “颐和悦汇”有六个不同主题的包厢，每个包厢大约20平方米，分别针对不同圈子的人。其中包括给喜欢雪茄的，红酒主题的，可以在里面听黑胶唱片的，喜欢西餐的……在不同的包厢，分别有不同的设施的装置。 在其中一个包厢，挂着蔡志松的作品《玫瑰》。人们可以看到三次创造中国雕塑家在国际市场上最高拍卖纪录的人，用黑色的铅皮，如何塑造出玫瑰花的娇艳欲滴。另一个包厢，陈列着来自北京奥运会金镶玉灵感的手表“宝玉时”，表盘用和田玉做成。中国制造。 除了有不同主题的包厢，“颐和悦汇”还提供特别定制的私房菜。会所里没有固定的厨师，需要的时候，就从集团下的另一家会所那里调来厨师，根据客人的口味，有时候是擅长麻辣的四川厨师，有时候是喜爱醉虾和糖醋小排的上海厨师。 放下，自在 郎晓雷是“颐和悦汇”的常客。他经常活跃于北京的各大会所，堪称北京会所通，所熟知的会所分布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据说即使每周去一家，一年都可以不带重样。 这位活跃于政界和商界的中年男人，一直以来就走在时代大潮的前面。上世纪80年代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从别人带回国内的录像带里，第一次看到了时装表演，于是就和几个同学攒了个大学生时装表演团，并请来著名的设计师马羚。后来，他还给《服装》杂志当过模特，为老一代国货做形象代言，拍过的照片包括“长城风雨衣”和“北京衬衫”等。 郎晓雷还记得他第一次知道“会所”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深圳。只是，那个年代还不叫“会所”，叫“俱乐部”，比如位于北京长安街边的长安俱乐部。 “那个时候，俱乐部里的活跃分子，女的叫名媛，男的叫成功人士。”当时在郎晓雷眼里还算稀罕的会所，在今天已然是铺天盖地了。 每个会所都会刻意营造自己的小圈子。身为满族人的郎晓雷说，自己的祖父早先在故宫里写匾，父亲也是书法家，因此自己小的时候就受到书画的熏陶，因此对一些崇尚书画、有独特文化品位的会所情有独钟。 “会所就是提供一个平台，带着有共同兴趣的一群人一起玩。红酒、游艇、私人飞机，有些人都玩过了，没有感觉了，后来变成只是喜欢这个圈子里的人。”郎晓雷认为，圈子里的人在这个时候似乎比场所更重要了，“比如说那英开了一个圈子，某个世界小姐开了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就是有特定关系的一群人，他们在里面可以放下身段，身份平等。” 在他身为书法家的父亲80岁生日的时候，郎晓雷就找了一家有字画的会所，请了些朋友一起写字、吃饭。 在“颐和悦汇”，刘彭生想做到另一种“放下”。他不时在这里举办画展，最近的两次画展，一次是写实风格的，一次是传统风格。“国内有很多好的艺术人，却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作品，甚至连温饱都没法解决，而另外一些人，却在基金的操纵下，成了被人架空的大师。” 刘彭生想通过自己的会所做一些改变，“有些艺术家没有被发掘，有些却被吹抬得很高，我们希望能提供一个展示的空间，对社会起到一点点平衡的作用。” 每次画展，会所都能吸引六七十人到场，有的是院校里的老师，有的来自学术界，也有些是爱好收藏的。刘彭生说，希望这样的活动能让大家放下自己的身份，在艺术面前，人人平等。 走进来，接近艺术 在北京，类似的会所越来越多。比如黄州食府，有很多艺术家的字画，有四合院、戏院、宫廷菜式；在健一公馆，不但有自己的图书室和高尔夫场地，还不时举办小型音乐会；在华南会所，则以福建和广东人居多，有些类似于商会的性质，里面摆放着南方的茶道器具与文房四宝。 郎晓雷说，这样的会所在他和他的朋友们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一般情况下，他会把20%的时间放在家里，办公室会占去他时间的40%，另外的40%的时间，则是在会所这类第三空间里度过的。有时，他会带着家人到会所。“真正的会所不应该是权钱交易的地方，而是给爱好者们学习交流的地方。第三空间在人们生活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多，因为这在国际上也是一样的。” 对郎晓雷这样的顾客来说，“颐和悦汇”是他们的第三空间，但对于刘彭生而言，这却是他的工作场所。 刘彭生更乐于把自己的大多数时间花在这里。而对于他来说，开车的路上、旅游和出差同样也是第三空间，这还包括，那些没有家和办公室的城市。对于他来说，尽管会所已如雨后春笋般开始走俏，但仍是“尖尖角”，只是初见。在北京，会所很神秘，同时也经常被人认为，在某个角落，也许就在悄悄地进行着某种交易。因此对一些会所来说，他们尽量披上一层文化的糖衣，如果做不到，那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加神秘。 刘彭生对于这一点并不否认。他的集团所拥有的三家会所里，当代风格的在国贸，传统的位于颐和园，而艺术的就是现在这家由工厂改造的空间，有画、有酒、有雪茄。 “人们都在投机，买画是因为值钱而不是因为喜欢。”刘坦陈，在颐和悦汇，红酒就比画卖得好，“靠画展很难维持，有些客人来了看个三五分钟就走了，他看的是价格，而不是艺术品。知识和文化并不是一回事儿。” 尽管如此，刘彭生依然雄心勃勃，因为人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第三空间，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我们提供这样的空间让大家进来，在这样的氛围下，大家会慢慢成为行家，而不接触，就永远不懂。” 香堂 今古意韵余味绕梁 意韵堂，由两位痴迷茶道、香道的“外行”和一位浸淫茶道多年的“内行”始创。堂主吴金耀说，这个空间的主要功能，是供几位东主“喝茶、听歌、烧木头”。 以香道、茶道和紫砂为看家本领的意韵堂，虽然空间并不豪华，却受到不少商界、文化圈、书画界人士的追捧。虽深藏闹市之外，不大的香堂里，却满满地存放着堂主的私家珍藏，级别丝毫不含糊。而到场的客人多是堂主的私人朋友，他们的身份，从堂外一字排开的香车可窥见一斑。 这些到香堂中消磨时光的人们，内心深处所追寻的，并非一个纵横捭阖的名利场，而是一种短暂避世的快意。 堂，纳尽风雅 意韵堂，由两位痴迷茶道、香道的“外行”和一位浸淫茶道多年的“内行”始创。当堂主吴金耀和舵主杨振琛遇上勐海美女掌柜张蓉蓉，古韵盎然的东方文化空间“意韵堂”便诞生了。吴金耀说，这个空间的主要功能，是供几位东主“喝茶，听歌，烧木头”。 意韵堂堂主吴金耀，本是IT圈中人，公司从事服务器端开发，曾与金蝶等公司在提案现场交锋，拿下不少项目。朋友们都蛮羡慕他的生活的，因为24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基本实现了财务自由，每天喝茶听歌，日子过得颇为潇洒。“同学们还在忙着投简历的时候，我已经在看简历了。” 编程和运营公司是相当耗费脑力的事情，就像上了发条，神经紧绷的他发现自己不懂放松了，连闲暇的夜晚也无法入眠。为了给自己寻找一个安睡的妙方，他迷上了沉香。古书有记“一寸沉香一寸金”，沉香是昂贵的香品，也是中医药材，有安神、静心之功效，并且能制造出雅致脱俗的香境。 意韵堂藏的沉香，包括海南绿棋楠、海南土沉熟结、海南倒架等。品质高的沉香随着沉香本身的升温和持续的过程，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层次感，首香、中韵、末香，这是完全不同的气息和魅力体现。而普通的沉香味觉则较为单一。一般初玩者至老香客都会选择的是一种易行的焚香方式—炭熏，即是把沉香与炭火直接接触。需要的工具很简单，一炉一夹便可，炉里的火炭燃烧，用夹夹下小小块的香材放在火炭上，独品雅集均可。 茶，带人云游 因为意韵堂的机缘，从小生长在勐海的张蓉蓉，也推荐真心爱茶的老茶客们，可以从这个空间走出去，云游到彩云之南，吃茶去。香堂的活动空间，也得以向外延伸。每年到了春天，清明前夕收茶的季节，三位好伙伴就会亲自到勐海去，收茶，兼旅行。高山云雾出好茶，只有300年以上的，才能算古树，而他们独爱古树新茶。“凌晨四五点就上山了，要仔细遴选出当年最好的品种。一芽两叶。一口料，不拼配。”因为挑剔，四十多棵茶树里，每棵只能有几十公斤，产量稀少。 谈到茶，堂主坦言自己只是喜欢，却不能算太在行。镇店的除了普洱、紫砂、沉香等宝贝，还有出生在勐海的美女掌柜张蓉蓉。因为勐海盛产普洱，她从小就爱喝茶，“小朋友的时候就爱抢爷爷泡的很浓很浓的毛茶，不给喝，我就哭。”在勐海，当地人都爱喝做好的毛茶，而不爱喝茶饼，“抓一把杯子里泡的大壶茶，喝的时候是苦，回甘感觉很甜。就像我们的生活。” 因为地处高原，西双版纳地区的勐海、勐纳都是爱普洱的人们推崇的产地，“高山云雾出好茶。勐海是西双版纳的鱼米之乡，很适合普洱茶生长。”2006年正式入行学习经营家里的制茶生意，张蓉蓉眼见普洱茶正式进入上海市场，又迅速成为沪上身价最高的茶，而她也被不少同行的朋友笑称为“勐海代言人”。堂中数款茶，都以产茶的寨子命名。景迈大树茶，取景迈山百年早春乔木大树晒青茶为原料，精制发酵。老班章来自西双版纳布朗山脉，茶园海拔大约1730米。老曼峨来自布朗山海拔1780米的老曼峨寨，而班盆则来自布朗山脉与老班章比邻的寨子里，茶园海拔约1730米。 藏，百味人生 张蓉蓉说，“好茶，讲究的是茶气要好，汤要滑，喉腔舌腮，就是韵，就是层次，层次感要分明。”今古意韵，也在店里藏着的老曼峨、班盆和老班章茶饼里得到了最好的呈现。虽然生在勐海，其实她并不是非勐海茶不饮的，只是她说自己“更爱喝大树茶”，倍受茶客推崇的“老普洱”，她个人却并不是那么喜欢，“我更爱新茶，普洱只要是好的大树料，存半年左右，茶青火气已经完全退却，已经很好喝了。特别1到3年内的普洱，茶性、质感棱角分明，如人生里蓬勃的壮年期；老茶感觉陈味太过，如年长的儒者，喝的仿佛只是岁月而不是茶，长期喝总觉得这里面缺了点什么，喝不出茶性来，要把茶的本性品出来，才是对茶最大的乐趣。”闻一缕青烟，品一盏香茶。百味人生，在杯盏间，烟雾间，也就品尽了。如今，每到夜色降临，吴金耀总会到自己堂口“报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意韵堂更像是堂主玩性格的地方。“我们从来不为了销售而拿来任何东西，放着的都是自己玩的东西，无须刻意。”好几个路过的客人，会进店里咨询：有铁观音吗？有单枞吗？这样的客人，往往在听说“只有普洱”的答复后失望而去。不少熟人会跟吴堂主说，“你这叫不会做生意”。老吴自己的看法是：兴趣相投千里会，话不投机半句多。 空间初成时，本来也只是为了“自己玩”。意趣相投的两位东主，从自家搬出来二三十箱“宝贝”—年产量只有数十公斤的高山古树茶、名家精制的紫砂壶，都不大像是“商品”，而更像是主人家的“藏品”。按坡先生的说法，“活水仍须活火烹”。烧火，使的是橄榄炭；煮水，用的是山泉水。只要玩得尽兴就成。吴堂主说，“只要有空就会坐下喝茶，一天中最好的时间，就是晚上到这里小坐，喝茶，听歌，烧木头。”小小的空间，藏的除了香，除了茶，更多的是堂主和伙伴们的雅兴。 吴金耀说的“听歌”，用的是朋友手工定制的“胆机”，音色温暖；而他所烧的“木头”，坊间报价可观。比如一节600克重的海南绿棋楠，懂行的人一看会笑他说，“怎么把一台宝马就这样随便放在柜子里了？”而碰到好玩的人，吴堂主不时会从那“宝马”上磕下来几块，小炉熏熏，青烟缭绕，在这有形无形的韵味间，无边际地把茶言欢闲聊一番。够风雅的才是真空间。

别院 短暂逃离的休憩处 李建楼目前生活和工作都在北京，但太太和女儿，早已定居在新西兰。于是，办理投资移民时盘下的一个家庭旅馆，成了他生活和休憩的“别院”。 在古代中国文人的心目中，“别院”是主宅之外同属一个主人的宅院。它是主人家休憩的地方，也是主人接待客人，或者短暂避世的所在。古时，人们的别院往往会选在离主宅不远的地方，然而现在，打个飞的，你可以把别院建筑在这颗行星的另一个半球。 李建楼目前生活和工作都在北京，但太太和女儿早已定居在新西兰。于是，办理投资移民时盘下的一个家庭旅馆，成了他生活和休憩的“别院”。 身为香港上市公司的高管，李建楼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每年还会有三四次到新西兰探亲和休假，他调侃地说，为了这个第三空间，自己“把收入都贡献给了航空公司”。 远飞的候鸟 长年的“空中飞人”式生活逐渐形成了规律，李建楼形容自己是“候鸟”。 在新西兰的首都惠灵顿，李建楼把自己的“别院”安在了投资移民时盘下的一个家庭旅馆，“在国外的motel（汽车旅馆）实际上也是家庭旅馆，很多时候它的经营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李建楼的家庭旅馆有24套房间，是惠灵顿唯一一个中国人开的motel。在当地有大型会议或活动的时候，常常会客满。“请了很多当地人打理，太太偶尔在前台站站，收收钱。” 除去住客的使用空间，顶层的两套三居室，是他们一家人的生活空间。女儿女婿带着一岁多的孙子，偶尔也住在这里。晴天的下午，阳光透过屋顶玻璃房投在茶几上，屋外满目的苍翠，习习的凉风，无论是周边的环境，还是空气质量，都是在京城的时候不敢想象的。 网上有个段子调侃北京说：在法国，坐一小时的车，你就到德国了；再坐一小时，你到波兰了。在北京，你在朝阳区坐一小时的车，还在朝阳区；再坐一小时，你还在朝阳区。而不少人印象中的新西兰，是这样的：找一个红绿灯，要开一个小时的车；走路到高尔夫球场，却只需要10分钟。 李建楼在新西兰的房子，位于距离CBD一公里处，购物街、城市广场等地标也近在咫尺，还比邻南半球最大的博物馆—新西兰国家博物馆。各种地标，举步可达。 惠灵顿这里也有公园，但与在北京时不同，李建楼一家人并不会特地抽空在周末去公园散心，因为相比起北京，这个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公园。草地绵延不绝，羊群漫山遍野，差不多是“挖个洞就可以打高尔夫球”。 回不去的生活 北京，这座如今有着两千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中国的首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不少人趋之若鹜的地方。李建楼夫妇俩都是老北京，但对于把妻儿送出国这个决定，身为父亲的李建楼解释，“中国人都是为了孩子。” 当年为了解决女儿的上学问题，李建楼的太太不得不辞去工作，每天穿过大半个京城，负责孩子的接送。“当时如果要送孩子去上最好的景山小学，我们就得每天从亚运村到景山跑两趟来回。所以，打从孩子上学以后，太太就不工作了。” 到孩子三年级的时候，夫妻俩干脆把心一横，决定让孩子到国外读书。“她妈妈跟她一起去，彻底放弃工作，照顾她学习。派我一个养家糊口。” 选择国家的时候，他们颇费了一番心思。想带孩子找个清静地方，而且前提是必须安全。“加拿大和美国，总让人感觉不干净，不安静。新西兰除了环境好，而且政治上比较中立，又是移民国家，居民都特别善良。” 到今年的9月3日，李建楼的妻子和女儿已经定居新西兰足有12年了。李建楼坦言，因为亲人和朋友都在北京，移民后太太也曾后悔过，也曾抱怨过，“下决心不再待在国外了。但回来后大人和孩子都感到不适应。每次只要回来都会大病一场—北京太污浊，空气不干净，吃的东西也不干净。” 李建楼的女儿如今每年至少回国两次，“但回来以后感觉自己连马路都过不去了，节奏差距很大”。 这让人想起了新西兰国鸟—几维鸟。它是“世界三大奇鸟”之一，奇在它“是鸟不会飞”。7000万年前，几维鸟的祖爷爷祖奶奶留在了漂离澳洲大陆的新西兰。那时，几维鸟还是会飞的，而后来养尊处优，再无天敌的它们，翅膀逐渐退化，最后竟丧失了飞翔的能力 友善的国民、超低的犯罪率和缓慢的生活节奏，不仅让新西兰草长莺飞，也让这个国家的国民被这种安逸氛围所感染，不少移居新西兰的中国朋友都表示回国后再也不能适应快节奏的竞争。 离不开的工作 李建楼如今已年届半百，“在公司22年，这里凝聚着自己的心血，放弃太可惜，离开总感觉为时尚早”。 早在妻儿离开中国之前，李建楼的生活早已是忙碌异常，“我们做蒙古煤炭，出差是每周的必修课，压力挺大的”。与其他人相比不同，对于李建楼来说，新西兰“别院”带来的另一个福利是—家庭生活更和谐了。李建楼和太太是大学同学，夫妻俩学的是机械工程，“都属虎，她是副班长，我是班长。读书的时候常常是她带着一群女生，我带着一群男生。在学校就搞对抗，后来结了婚，回到家里也搞对抗。不是移民，也许我们很难在一起快三十年”。 妻儿到了国外，留下李建楼一个人在北京，对于他来说，要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时候，感觉反而更轻松了，“我的车上放着包，随时可以走。出差变得更简单了，要到哪里去工作一段时间都可以。” 如今，李建楼把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自己的爱好上：摄影，他是国家二级摄影师，后备箱里常放着相机和镜头；集邮，收藏古董，把玩木头。常年往来于奇石众多的蒙古的他，还迷上了收藏石头。 兴趣是李建楼在国内生活的主调，而连接夫妻俩的，是每天早晚那两个久久的电话，为此，他每天会在五点半或者六点起床，争取两个人能聊聊天。“早上一到两个小时电话，晚上一到两个小时。也许比通常生活在一起的夫妻聊得还更多些。”每天四小时的电话，都聊啥呢？这个上市公司高管不讳言地说，“生活上琐碎的事情为主，聊聊孙子，聊太太在新西兰的朋友圈和自己在中国工作圈的事情。” 如今，李建楼每年会到新西兰三四次，每次待上个十多天。对于他来说，北京更像他的工作空间，而作为第三空间的惠灵顿，更像是生活空间。“北京是我的家，新西兰是我的第二故乡。北京有我的父母，有我的过去，有我的同学、同事；新西兰有我的孩子，都很重要。” 因为人工高企，DIY是每个移居海外的中国人都乐道的。“国外每个车库都是一个车间，每个房子都要粉刷。我们家房子有很大的工具房，自己动手的时候蛮多的。”夫妻俩学机械的基础，这时候派上了用场，“我们对很多大型机械都不怵，拔草，种树，用机械的时候不少”。当他谈起在新西兰的日子时，言语间的欢喜是难以掩饰的。潜水抓鲍鱼，抓龙虾，在他看来都是非常有趣的事情，而李建楼自己则练就了一手抓螃蟹的绝活儿。 “在新西兰，只要有朋友来了，晚上我都会带他们去抓螃蟹。特别好玩儿，特别有意思。”只要做一个网，在网上拴一根线绳，拴上鱼肉或者鸡肉，然后站在岸边的防波堤上，“5分钟起来就是一网，一晚上可以捞到一周的食粮，红烧，特别好”。 李建楼在新西兰有另外一个爱好—打高尔夫。新西兰这个只有400万人口的“小国”，却是坐拥近500个高尔夫球场的“全世界球场/人口比最高国家”。 这里连中学生上学都扛个球杆，“打球很便宜，一场球打下来只要二三十元”。然而回国的时候，他却不爱打球，“顾不过来，忙不过来”。 他坦言自己偶尔也会有不想回国的感觉，而新西兰这个“第三空间”，会是他退休的地方。“我买了一块地，准备在新西兰的海边，盖一个海景别墅。等工作满35年，就可以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