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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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凌晨2点45分，收到这样一条短信：“齐老师，我不知道该怎么和您说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真的不想活了，我想杀人然后再自杀。”是一个学生发来的。5月23日，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坠崖自杀。之前热映的电影《南京!南京!》，主角自杀，最后说出“也许活下去比死亡更难”。

这样全方位的“熏陶”，死亡难道真成了张爱玲所说的，不过是“打了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中国人素来就有“死了死了”(liǎo)的说法。其实，死并不等于了。鲁迅写过一篇《死后》的奇文，后收入《野草》，对上述想法进行了严厉批评。这篇奇文开篇即写“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结果还能听到喜鹊的叫声和人们的脚步声、议论声，蚂蚁在脊梁上爬，青蝇停在颧骨上，爬到嘴唇和眉毛上，痒痒的，可自己就是动不了。后来，“我”被钉进棺材里边，可还是不得安宁，连勃古斋旧书铺的小伙计也跑进来推销什么明版的《公羊传》，还说是什么“嘉靖黑口本”，“我”愤怒又厌烦，他却说不碍事。他好不容易才走，结果，蚂蚁又在脖子上、脸上和眼眶周围爬了，“我”却动弹不得……

鲁迅的意思是说，死亡绝非事情的结束，只会使事情更糟，因为死者既已丧失了行动能力，更容易被人利用。指望通过死亡了结一切的想法，不过是逃避。鲁迅尽管很同情当时自杀的一位电影明星，但从根本上，他并不赞成自杀。

往上溯源，国人的死亡观跟道家学说有密切关系，老庄一直试图说服人相信生死不过是自然过程，“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但每个人骨子里都知道人的死亡跟花鸟虫鱼的死亡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跟儒家学说有密切关系，孔子老早就说“未知生，焉知死”，对死亡问题存而不论，这都注定了中国文化在死亡问题探讨上的肤浅。

西方文化一向重视对死亡的反思。古罗马思想家塞涅卡就提出“哲学就是学死”，这里的“学死”不是“学习怎样去死”，而是因死亡的拷问去学习怎样生，有所谓“向死而生”之意。到了帕斯卡尔，甚至把死亡意识提升到人的本质内涵角度来思考，他认为人是宇宙间一根脆弱的芦苇，一口气、一滴水都可以置人于死地，但人还是能比杀死他的宇宙更高贵，因为人知道自己会死。所以，海德格尔干脆把人定义为“有死者”，“畏死而生”并不是一般人所谓的“贪生怕死”，而是充分意识到死亡问题的严峻之后，珍惜活着的每分每秒。

这也是哈姆雷特思考“to be or not to be”的背景。中国文化没这样的背景，冯小刚导演的《夜宴》，无鸾只能说出“能死真好”这类平面化的台词。但哈姆雷特说的却是：“睡了之后还有梦，死了之后怎么能是一场空?”在那死亡的睡眠里，万一真有审判、真有天堂和地狱怎么办?因此，他才不敢自杀，陷入一再踌躇延宕的境地，这并不是所谓“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是人之为人的本性。其实，丹麦王子复仇的故事早多次被搬上过舞台，但只有莎士比亚版才流传下来，原因就在于莎翁加进去的这一点点“延宕”，把对人的思考由平面变成了纵深，成就了不朽经典。

对《圣经》稔熟的莎士比亚知道，既然生命是上帝创造的，人就不是自个生命的主人，而是管家。随便杀人和自杀，都是对管家身份的僭越，从根本上缺少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

史怀哲也就此写过一本《敬畏生命》。他认为伦理道德的基础必须从敬畏生命的前提出发，所有促进生命发展、提升生命品质的动机和行为都是善的，所有戕害、践踏、侮辱和损害生命发展的动机和行为都是恶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伦理观，拥有医学、神学、哲学、音乐四个博士学位的他，从德国跑到非洲加蓬的兰巴雷内，建立丛林诊所，帮助当地人跟病魔搏斗。1953年，史怀哲获诺贝尔和平奖，他把全部奖金连带演讲、演奏所得，都用来建造麻风病院，人称“非洲之父”。

20世纪获诺贝尔和平奖时最没有争议的两位，除了史怀哲，另一位就是在印度设立仁爱修会和“孤儿之家”的特蕾莎修女。特蕾莎修女曾被邀请参加美国总统的早餐会。她在早餐会上演讲，谴责美国人极随便的堕胎行为，她甚至说你们不要的孩子生下来给我吧。这可不是虚言，仅“孤儿之家”，从创立到她去世，就收养过6.7万个孩子。这么多孩子，哪有能力收养?特蕾莎修女却说：“对我来说，没有这6.7万的数字，我只看见这一个!”

他们是圣人，咱哪能跟他们比?有人也许会这样说。一个出国留学的学生对我说，老师带他们去河里捞鱼进行观察和实验，结束后，老师特地嘱咐大家要把鱼再送回河里，“因为这是从大自然借来的，还要还回去”。

对鱼都这样，何况对人与己的生命本身?我于是赶紧和发来短信的学生联系，告诉他：“生命可不是你自己的，你无权提前结束它。”

死，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