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语境下的文学分野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翻译文学语境下的文学分野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 要：二十世纪末期以来，翻译文学逐渐确立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这既是跨文化背景下文学繁荣的表现，也因此引发了人们对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分野的重新思考乃至争论。而学理分析表明，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有着血缘关系，却又是民族文学的特殊组成部分。

关键词：跨文化 翻译文学 民族文学 外国文学 分野

由于文学翻译活动的繁荣，曾经于五•四时期出现过的翻译文学概念在新时期以来又被重新频频提及。翻译文学的介入，又使得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原本分明的界限也模糊起来。那么，在全球化成为时尚、跨文化研究成为大势的当代语境，怎样认识这三者及其相互关系与作用?

一

翻译文学(translation literature)不同于文学翻译(literary translation)，它们两者虽然都与文学及翻译有关，都涉及原作者与译者，但二者的定义与性质各异：文学翻译定性于原作的性质，即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活动，与之相对照的是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品的翻译活动。翻译文学则是文学的一种存在形式，定性于译品的质量、水平与影响。前者强调的翻译实践本身，其目的是要使外国文学作品成为以目的国语言为载体的文学作品，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后者侧重于指通过有目的的翻译实践活动而实现的结果，即与原作相对应的新的客观物，这是一个呈完成时的静态存在。如：英国诗人George Gordon Noel Byron的Don Juan，若将它通过再创造翻译成中文作品，这一过程就是文学翻译；查良铮或朱维基将它翻译成我们所见到的中文成品《唐璜》，则已成为翻译文学(作品)了。

在我国，翻译文学曾在五•四时期的某些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受到过关注。建国后，虽然北大西语系的学生曾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编写过专门的《中国翻译文学简史》(未正式出版)，但总地看，改革开放前，我国文学翻译活动严重萎缩，翻译文学这一独特存在也一直排除在文学史视野之外。结束之初，禁书开放，旧作重版，地下译作终见天日。随后，过去所谓“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学也以各种面目翻译引进(虽然其中有过一些曲折，如：1987年初湖南人民出版社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遭处理事件)，特别是现代派文学理念的引进与接受堪称这一时期也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这方面袁可嘉等选编的一套四册八本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985年版)功不可没。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翻译文学开始与西方文学发展同步。民族文学的长足发展使中国的翻译文学不再是为本土原创文学提供稀缺营养的雪中之炭，而主要是为了民族文学的营养均衡和全面升级而锦上添花。这时期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翻译界对文学翻译实践展开热烈的理论探讨。如：1995年前后，许均教授等人以《红与黑》的翻译为例开展争鸣与讨论，引起学界乃至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产生了良好效果，为翻译文学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

进入新世纪，翻译文学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但其中的某种商业气息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翻译文学凭着积累的实绩和一批学者的呐喊呼吁，逐渐在中国民族文学的版图内获得了一席之地；然而，市场经济下的翻译文学也出现了未必无可厚非的一些势头。如：文学翻译的无原则趋利化，导致了对社会正义与民族良心的放逐，结果翻译文学的良莠不齐也就不可避免了。翻译人才的缺乏和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滑坡也是翻译文学出现质量问题的重要原因。过去的翻译大家都是脚踏东西文化的，他们往往是一手翻译，一手创作，学养深厚，水平精湛，加上多有社会责任感，因而作品选择、翻译质量都有保障。而今，会查词典便敢当“翻译家”者有之，为了经济效益马虎急就者有之，不分美丑善恶、管他怪力乱神拿过来就翻者有之。中国翻译文学刚刚爬出低谷就有人喊狼来了，并非完全是在杞人忧天。

不管怎样，新时期以来，翻译文学为民族文学的恢复活力与生气，为民族文学形式、内容、题材、视角上的开拓创新都作出了贡献。同时，翻译文学又为中国民族文学走向世界、与外国文学对话提供了最易于沟通的同质资源，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往的绝佳媒介。

二

翻译文学地位的逐渐恢复，吹皱了本来相安无事的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两大领域的一池春水，人们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现在有些理不断、剪还乱了。比如：谢天振曾在其专著《译介学》中介绍过两种观念。一是贾植芳先生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除理论批评外，就作家作品而言，应由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翻译文学五个单元组成。”二是王树荣对此表示质疑：“翻译文学怎么也是中国文学的‘作家作品’呢?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戏剧、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籍，成了‘中国文学’?”诸如此类的争论，还有很多。这是文学研究与发展过程中必须正视并加以清理的问题。

首先，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存在着源流关系。后者是前者的依据，前者是后者的变体或延伸，无论怎样创造、“叛逆”，“超越”，都恰恰说明了一个前提：必须有一个叛逆或超越的对象。翻译毕竟不是原创，翻译文学作品受制于原作，这都是基本事实。

但二者的差异表现在：一旦翻译出来，二者均存在独立的文学价值。原作与译作不仅在语言文字这一意义与内容的载体形式上存在根本差异，就是在思想内容的最终呈现和具体表达方式的选择上，也会因中外语言与文化的固有差异而有所变异。尤其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常常会使译作相对原作而言有所失落、增添、错位、变形。比如：《哀希腊》是摘自拜伦长诗《唐•璜》中的一个插曲，从1902年的梁启超起，不少中国人出于一种民族命运的共鸣和对拜伦式民族解放英雄的呼唤，多次翻译这首诗，出现了多个版本的《哀希腊》的翻译文学成品。它们中有梁启超的曲牌版，有苏曼殊的五言古体版，有胡适的“骚体版”等，连诗题《哀希腊》也是马君武用七言诗体第一次完整翻译该诗时确定的。那么，中文版《哀希腊》的作者就应该是它的各位中文译者梁启超等，而不是从未到过中国的英国诗人拜伦。是中国人梁启超等赋予原作新的艺术生命，以一种新的姿态和语言，面对新的读者群和“文化圈”了。可见，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实际上是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原作属于外国文学，译作属于翻译文学。

其次，在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关系上，我们认为翻译文学正在取得“民族文学籍”。如果承认了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独立存在形式，而它又如前所述不再属于外国文学范畴，那么，翻译文学就应该拥有“民族文学籍”(或属于国别文学范畴)了。比如：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小说，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所有这些以中文面目示人的翻译文学作品，都应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可惜在这个问题上，正如有学者谈到的，我国学术界确乎发生过某种倒退。因为在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出版的几部现代文学史性质的著作，如：《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陈子展)、《晚清文学史》(1935，阿英)，都曾辟专章专节描述讨论翻译文学的发展情况及其影响。也就是说，这些前辈都是将翻译文学纳入(中国)民族文学之列的。但此后长达约50年时间里，连“翻译文学”这个名词都几乎销声匿迹了。直到1989年，才有一部《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出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版，陈玉刚主编)。时隔16年的2005年，该书在新的思想原则指导和新的组织领导下推出了新版《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孟昭毅、李载道主编)。乐黛云先生在序中清楚的表示：“翻译文学应是本国文学的一部分则无可置疑。”这是对翻译文学性质归属的一个明确的表态。谢天振教授在《译介学》中也曾以一整章的篇幅奋臂高呼要为翻译文学“争取承认”，他身体力行，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将翻译文学置于跨文化的文学交流、文学关系、文学影响的广阔领域中加以深入探讨，运用大量丰富的实例与相关的理论，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定义、作用及归宿进行了深入分析与评述，令人信服地论证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三

在人们的印象中，民族文学和外国文学似乎就是一对没有必要刻意辨析的概念。一般而言，民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通常也叫国别文学、本国文学等)就是一种纯粹由本民族成员所创作出来的全部文学成果。按日本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大冢幸男的说法，就是“一种具有一国风土人情、民族性及传统等特征的各个国家的文学”；外国文学(foreign literature)则是除本民族文学以外其他所有文学的总和。它们彼此之间是通过对方的存在才存在的。然而，现在由于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出现了一个来势讯猛的“第三者”――翻译文学，人们不由追问：民族文学是否一定“血统”纯正?文学翻译在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除了发挥供双方互相了解和局部借鉴的“互看”作用外还可能干什么?

各自作为整体的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异质性占主导地位，这是无疑的，这也是民族文学概念成立的根基。比较文学认为，只有跨文化、跨学科、跨语言的民族文学关系才是它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这也描述出了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具体差异性，揭示了它们之间彼此的“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对于中国文学这样与西方文化背景距离甚远的民族文学来说，双方差异尤其是跨文化特征更明显。这一点无需赘述。

但是，翻译文学语境下，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发生了比一般的文化交流更深刻的血肉联系，两者中同质要素的比例大大增强。因为外国文学中的部分作品，通过翻译已经构成民族文学重要组成――翻译文学，这二者虽然存在作者原创与译者再创作、出发语与目的语的替换、文化信息的保值与失真等矛盾，但翻译的基本规则决定了原作与译作二者在本质上的一致性，从而决定了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联性。同时，翻译文学还为本土作家提供了外来文学在观念、方法、技巧等方面的信息，本土作家加以借用的结果，便是民族文学的另一块――本土原创文学也融入了外国文学的某些元素或风格。这样，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兼容面就更宽了。

需要警惕的是，作为翻译文学的目的语国家，民族文学带有主动接受和借鉴的动机，因而其文学翻译的强度直接影响了两者间同质要素比例的大小。由此可以想见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弱势的民族文学，当需要大量引进外来文学来发展自己时，同质要素的比例是很大的，若处理不好或处在殖民文化背景下，则由于异质要素太多，民族文学就有遭到彻底异化以致成为异域文学的翻版或宗主国文学寄生物的危险。曾有人主张“西化”，实际上就包含了因对民族文学或文化失去信心而主动希望改造民族文化本质或让民族文学“去本质化”的动机。这当然不是正确的发展民族文学与文化的方向。

那么，翻译文学在民族文学的发展和当下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交流中将欲何为?答曰：通过不拘一格的文学翻译，形成繁荣的翻译文学，为民族文学提供异质营养，发达其精神，强健其体魄，丰富其形式；它本身又应是构成民族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和一道独特风景。历史早已反复证明，民族文学的发展跟民族文化的发展一样，外部条件不可忽视，它甚至往往是一种文化发生质的飞越或重大转向的重大诱因。封闭的文学必然缺乏活力，而域外文学的进入必能促使民族文学面貌焕然一新。佛典翻译对中国文学艺术观念与形式的影响至今我们还能感受到，欧美浪漫主义诗歌及一些现代派诗歌的翻译引进对中国现代诗人革新精神的鼓舞和新诗形式的确立也曾立下汗马功劳。而新时期之初，也正是由于外国文学借助翻译文学之力进入中国、融入中国民族文学的肌体，从而极大地帮助了经过折腾，几近奄奄一息的民族文学恢复精气神，进而赢得强势文化的尊重。当下翻译文学发展态势强劲，我们相信它必将继续成为中国民族文学极具活力和开放精神的一支力量。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平台上，它的异质性和开放性将使中国民族文学保持着即时刷新的和更加友好的界面状态，更具与外国文学的兼容性。这样歌德等先贤近两个世纪前就曾憧憬过的各民族文学和谐相处共同繁荣的世界文学美景就一定能够早日到来。

说明：除非在行文中有专门说明，本文的讨论不包括本民族古代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翻译，也不含外译中国文学，而仅指涉中译外国文学现象。

参考文献：

[1].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佘协斌：《澄清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中的几个问题》，《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

[3].乐黛云：《中国翻译文学史•序》，《中国翻译文学史》，孟昭毅、李载道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4].谢天振《译介学》第五章；《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

[5].[日]大冢幸男：《比较文学原理》，陈秋峰、杨国华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倪正芳：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天津师大文学院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