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未来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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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实体经济发展开始放慢的时候，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往往会上升。在看似琐碎的服务业中，可以找到很多就业机会
面对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带来的衰退风险，政府大手笔的救市计划已经启动。保增长、促内需、提振经济，都是未来需要实现的目标。然而，面对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富民问题，中国经济在这次危机过后，在哪些行业才能找到新的增长点？《新财经》记者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与《财经》杂志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
恢复房地产业繁荣，最简单的办法是增加百姓收入
《新财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将房地产业定为支柱产业。如今，房地产的支柱地位已经动摇，政府是不是还要扶持房地产业？
沈明高：现在房地产行业所处的环境，已经与1997年的时候不一样了。十年前，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几乎还没有开始，我国的住房改革是从1999年以后开始的。由于那时的出口形势不好，政府从刺激内需的角度考虑，用房地产来拉动经济，效果还是比较好的。现在，房地产已经出现了泡沫，而且正处在调整过程中，如果要打断调整节奏，重新靠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短期内可能性不大。如果说还有可能的话，就要看政府肯出多少钱来拉动了。
我认为，启动房地产的关键还是需求。现在有些人认为房价还会下跌，所以暂时不买房，还有一些人即使房价跌了也买不起房。两部分人哪一类占的比重多，现在也没有相关的数据做比较。但是，2008年年初的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百姓的购买力。所以，房地产业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振作起来。政府如果想推动房地产业继续发展，除非有大量资金投入。其实，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增加老百姓的收入，百姓的收入上去了，对房地产市场就会有支持，否则只能让房价降下来。
解决就业才是保增长的关键
《新财经》：与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的救市措施相比，这次救市的很多资金仍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09年定的目标也是保经济增长。您怎样看这次的救市计划？
茅于轼：这里首先要搞清两个问题，第一，4万亿资金从哪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交待。如果以减少百姓购买来增加政府的购买，这是最糟糕的事情，总需求并没有增加。如果在增加百姓购买之外，再增加其他购买，这部分钱从哪来？只能发钞票。这样一来，再次发生通货膨胀也是有可能的。最坏的情况就是，金融危机的结束，就意味着通货膨胀的开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很多国家最后没办法了，只能用通货膨胀来解决金融危机。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要走到这一步，我觉得还没有这个必要。如果钱从银行来，也不太现实，银行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过去银行是政府的出纳，现在银行都是独立的。政府让银行给谁贷款，银行不一定通得过。
第二，4万亿资金计划很大一部分是投在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上，这个决策目标是不妥的。保经济增长是保GDP，但不能保就业。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解决就业问题。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还没上台，就已经承诺要创造250万个就业岗位，但并没有承诺要让GDP增长多少，这种思路是对的。GDP再下滑跟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大家有工作、有收入才是最重要的。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就业问题，GDP也不会下滑得太厉害，每个岗位都可以创造GDP，不是只有修铁路才可以创造GDP。一个保姆一个月虽然只有1000元的收入，但挣了钱就会去消费，就在为GDP作贡献。当然，上大项目是能增加内需，但那些都是一次性的项目，项目完工就意味这些人要再次失业。
沈明高：把这次救市计划的目标锁定在哪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政府想在很短的时间内渡过金融危机的难关，就要花很多精力稳定经济增长，忽略结构调整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退步。如果在“保增长”与“调结构”两者中选择，还真有点困难，主要是分寸的把握。要做到既能稳定经济又避免结构调整的步伐倒退，应该把重点放在刺激消费上。这样，问题可能就会小一些。
服务业是国内消费新增长点
《新财经》：您认为，目前哪些行业在刺激消费上会有新的突破？
沈明高：服务业将成为未来国内消费新的增长点。当实体经济发展开始放慢，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往往会上升。国际经验表明，服务业发展方向会从批发、零售、运输、仓储向教育、医疗、金融、地产等高端服务业转移。如果政策环境得当，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很可能成为经济转型的助推力，舒缓经济转型的阵痛。
服务业不但可以鼓励消费，还能够刺激投资。服务业的发展可以减轻中国经济对房地产业和汽车行业的依赖。更重要的是，服务业是绿色产业，对于缓解环保压力和改善生活质量非常有益。
茅于轼：从宏观上看，中国的服务业在国民总产值中占的比重较低，有40%的产值是第三产业带来的。在印度，服务业在总产值中占50%，美国是80%。从微观看，服务业中的很多行业满足不了需求，供给不足。比如教育业，中国的家长很重视教育，再贵也愿意把钱花在孩子的教育上。但是，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各种补习班、特长班，都贵得厉害，收费特别高。
还有，我注意到马路上的很多店铺，有一多半是最近一二十年兴起的，像汽车修理、手机专卖店、电子游戏厅、婚纱影楼等，都是很小的规模，挣不了大钱，但解决就业应该没问题。虽然服务业很琐碎，不像投资飞机场、核电站一个项目就是几百亿元，但服务业涉及面广，长期趋势是供给不足。政府应该在这方面下大力气扶持，在中国发展服务业很有潜力。
改变经济结构方向不会错
《新财经》：中国经济经过了持续高速增长，再保持这样的速度有些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未来的形势？
茅于轼：现在发生的新情况迫使中国必须改变经济结构，这一点要看清楚。我们必须要适应这个新环境，不能还像以前一样挺着不动。目前看，很多政策都是在硬挺，比如人民币贬值、增加出口退税等政策。这些办法救救急还可以，但最后很多困难还是绕不过去，有时候甚至还会坏事。比如像出口企业，本来需要调整，但增加出口退税的政策一出，这些企业又不调整了，结果错失了调整时机。另外，人民币贬值这个思路也不对。从现在看，人民币还能贬到哪儿去？过几年可能会升得更高。总是把困难留到以后解决，这不是个好办法，政府的决策眼光要放长远些。
中国经济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市场化发展，已经具备了很强的一面。中国有很多企业，比如海尔、华为、联想等，在世界上都能站住脚。当然，这是比较突出的。还有一些大家不太知道的企业，它们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有一手。现在，世界上很多复杂的东西我们差不多都能制造，无论是核电站、飞机、大轮船还是数控机床等，我们都有能力制造。中国企业有产业升级的需要，也具备这个条件，完全可以干。中国不能老凭低工资、高环境成本来发展。
所以，一定要看准大方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就业、扩大内需、减少出口顺差，这个方向应该不会错，这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的大问题。
实施减税政府要增加赤字
《新财经》：在调整大方向确定之后，在实施措施上是否还应该有更具体的内容？比如说税收体制的改革？
茅于轼：在这方面应该是减税。以前我们的税收增长太快，每年几乎以30%的速度在增加，政府给老百姓相关的公共服务投入却没有增加这么快，很多税收收入都去盖了豪华的政府大楼，这些没有产出的投入，都是浪费性开支。现在面对新的形势，既要增加公共服务，又要减少税收，其实很难办到。目前，只能加大压缩政府的开支。
沈明高：在城市里，刺激消费的方式是直接减税。一般来说，刺激内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政府花钱，就是投资；一种是让百姓花钱，就是消费。积极的财政政策既包括增加政府开支，也包括减少税收。目前，增加政府开支方面已经做得很多了，无论是4万亿投资，还是地方政府的18万亿投资，都是非常大的数字。但是，减税方面的政策显然做得不够，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的一些税收等。
目前，减税政策实施起来比较困难，因为需要减税的时候，税收增长又在下降，好像又减不了多少。但在税收增长快的时期，也没有实施减税政策，因为怕出现投资过热或通货膨胀等问题。所以，对于减税措施，要有一个平衡的看法，无论是在经济低迷还是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政府都应该增加点赤字。从短期看，如果要马上见效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财政赤字，从增加政府支出和减少税收两方面入手。
解决农民工就业是大问题
《新财经》：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但社保、医疗等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这对于刺激消费也是不利的，特别是在农村。
茅于轼：没错。政府应该在社会保障上多出点钱，让公共服务均等化。但光均等还不够，应该偏向低收入人群，特别要偏向于农村人口。政府要花点钱，赶紧解决农村医疗问题，老百姓有所得，政府钱花得也值得。农村医疗搞好了，贫困问题就减少了。
《新财经》：解决农村贫困确实是个大问题。很多农民已经离开农村很多年了，一方面不愿意回去，另一方面回去了也可能没有地可种。怎么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
沈明高：在失业大军中，农民工占多数。这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的情况不同。政府推出的4万亿救市方案，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连续三次上调出口退税率，这对于缓解出口企业面临的需求压力或许有一定帮助。但是，由于救市方案主要以拉动投资为主，对出口增长和出口企业解决就业的影响有限。
另外，由于利率管制和偏低的资金成本，大规模的投资往往是“替代就业”而不是“创造就业”。城镇固定资产与城镇就业增速基本上呈负相关关系。这种关系并没有随着国有企业投资占整个投资比重的下降而有所改变。这是因为，尽管非国有企业配置资源的效率可能较高，但受低资金成本的价格信号驱使，私营企业投资也存在着明显的重工业倾向。
从增加就业的角度来看，除了逐步消除资金成本的扭曲，最有效办法仍然是刺激国内消费。这些措施与调整经济结构的方向是一致的。在目前国内消费水平总体较低的情况下，消费增长意味着对劳动力密集型产品需求的增加，可以减轻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企业的需求约束，引导企业向轻工业倾斜。此外，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市场，既是未来消费的新增长点，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必然途径。
茅于轼：我觉得应该活跃农村的金融服务，许多农民在城市干了很多年，也见过世面，回乡后也有很多想法。但是，他们没有钱，创不了业。如果政府能帮他们一把，拿出几十亿，每个人有几万元钱就能创业，还能增加一部分就业，解决这些人的生活问题，农村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潜力。现在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对农村金融有所放松，银监会也出台了小额贷款公司政策，关于民间债权人的法律规定也出台了。
《新财经》：这种小额贷款公司是以什么性质成立的？资金从哪来？
茅于轼：小额贷款公司是只贷不存，资金来源基本是民营企业、私营企业，而且可以把利率最高提高到25%。目前在浙江、山西、四川等省已经有几十亿元进入农村，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为农村提供金融借款服务。农村金融的大力发展，可以解决很多返乡农民的就业问题，他们可以搞非农业，自己开店或搞运输。
《新财经》：我觉得，除了解决资金问题，培养技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农民要自己创业，必须掌握一些技能才能适应新的环境。
茅于轼：是的。政府应该出钱对农民进行免费培训，农民没有技能，很多工作都干不了。农民经过培训，有了工作，政府就会增加GDP，政府不但不吃亏，还能赚到钱。
放开粮价
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
《新财经》：除了农民工，农村还有一大批真正的农民，这些人占了我国总人口的一多半。如果把这么大一部分内需刺激起来，那才能真正看到刺激内需的效果。怎样解决农民脱贫致富问题？
沈明高：从短期来看，消费增长比较快的就是农民，还有城市中等收入人群。针对农民消费就是要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政府也提出了要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但是，提高粮价是一方面，更多的是要放开粮食市场，增加粮食出口。
说实话，如果能早一点放开粮食出口，国内粮价就会高一点，农民的收入也会高一点，农民的消费能力自然会增强。目前，国际粮价已经下跌，在这个时候才放开粮价，从某种意义上看已经迟了，效果有多大还不知道。但有一点应该很清楚，不能在国际粮价高的时候限制粮价，在国际粮价低的时候再放开粮价，如果这样做，农民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好处？如果从2008年年初就放开粮价，通货膨胀可能会高一点，但当时如果对全球经济有前瞻性判断的话，通货膨胀也不会很高。未来，粮食价格一定要放开，让农民得到真正的实惠。
国有企业民营化是迟早要过的一关
《新财经》：金融危机发生后，倒闭的大都是中小企业，而国企却没有大批失业的现象，员工的收入也没有明显减少。如何协调这种不平衡？
茅于轼：解决这个问题是需要大调整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利润增长特别快，因为国企无论是石油开采、煤炭开采，都是不用付资源和土地成本费的，国企利润空间非常大，利润成千亿元的增长。但是，如果把国有企业的利润都拿走的话，它们创造利润的积极性就没有了，就会想办法增加成本，这个事情很难办。
我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国有企业民营化，或改成股份制。这个事情虽然也搞了很多年，但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从长远看，这是必须要过的一关。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但会加剧产业发展畸型，还会继续拉大社会财富的不合理分配。
编后记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全球资源共享，也将周期性经济波动和衰退风险裹挟其中。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经济很难独善其身。
在上一个经济增长周期，由于宏观政策到位，我们把握住了当时的市场机会，实现了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GDP、财政收入连年创新高，诞生了以房地产、汽车、钢铁等为代表的国家支柱产业。这些产业在上一轮经济周期中的表现，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火车头”。
然而，好花不常开。当美国金融风暴扫荡全球，国内有些支柱产业马上就患了“重感冒”。从目前情况看，外部风险虽然还没有更深地影响到中国，但国内市场持续的消费疲软，也在不断叠加产业衰退风险。
没有支柱产业的国家经济，一是不可能强大，二是不可能持续。西方经济体已陷入全面衰退，国内的房地产、钢铁、汽车等产业也相继进入萧条或调整期，中国经济一时似乎失去了前进动力。
未来的经济引擎在哪里？在本期内容中，专家们已经提出了许多建言。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国家产业支柱，一定是与消费高度关联的产业。
生产和消费是整个经济环节中的两头，哪个都不能忽视。过去，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更多倾向于刺激生产，而忽略了消费。在目前的政府拉动内需计划中，我们看到的依然是这样的导向。
拯救经济，更多的应该是拯救消费，而非拯救生产。在中国，只有全民消费能力的大幅度提升，才能建立起产业安全的庇护所。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我们就只能不断去重复“过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