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讳 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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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子孙对父祖名字和臣民对君王名字的避讳由来已久。对名讳最大的僭越，莫过于父子、祖孙同名。

无论战国的合纵连横、秦末的楚汉之争，还是三国对峙，都是中原汉人之间的争斗。即便秦始皇严峻的焚，也不能动摇西周以来中原文化的传统。但晋室南渡以后，中原一带出现五胡十六国。五胡是指北方内迁的少数民族氐、羌、羯、匈奴、鲜卑。他们虽然此前已接触汉文明许久，而且心向往之，但本族传统与习俗却难以朝夕改变。与此同时，偏安一隅的东晋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因仓促南渡，东晋的传国玉玺及乐器乐手竟被遗落在北方，象征国家文明的礼乐，也在此其间被硬生遗忘。

即使在这种背景下，东晋的士人们依然不忘避讳。但奇怪的事出现了，书圣王羲之有五子，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将父子的名字放在一起，简直如同六兄弟的排名。更过分的是，徽之之子名桢之，献之之子名静之。

同一家族，瓜瓞绵绵地蕃衍既久，后世子孙们便难以分辨彼此的辈分。为辨明行辈，人们规定同一辈分的人在名字中通用一个字，这就是家族“派字”。这个派字可以落在二字名中的前一字，也可落在后一字。东晋王氏祖孙三代，名字里都有“之”字，俨然“之”字辈的同族兄弟。

王羲之死后，王氏家族还继续着这种不避讳的传统。王弘有子名僧达，另一子名锡，王锡有二子分别名僧亮与僧衍；王弘的弟弟王孺有两子，一曰僧谦，一曰远，王远之子则名僧祐；王孺之弟王昙首二子名僧绰、僧虔。如果不列出世系行辈，人们极容易以为这些“僧”字辈的都是族中兄弟。

但这并非东晋时期的主流形态。《晋书》记载了一则故意冒犯别人的名讳以示侮辱的故事。东晋车骑将军刘裕在剪除桓玄后，逼迫司马氏禅让江山，创建了刘宋王朝。刘裕崛起之际，曾着意拉拢东晋建威将军韩延之，但韩延之直斥其为“欺诳国士”。

刘裕的父亲名翘，字显宗，于是韩延之便以显宗为自己的字，给儿子起名为翘。这不仅是僭越，且是公然挑战，以彰示自己决不臣服刘裕。后来他果然出走，投奔北方的姚兴。

对于这种僭越现象，近代史家陈寅恪作过解释。他说，“东西晋南北朝时之士大夫，其行事遵周孔之名教，言论演老庄之自然。”又说“六朝人最重家讳，而‘之’‘道’等字则在不避之列，所以然之故虽不能详知，要是与有关”。前述之王氏一族世代信奉天师道，也就是东汉末年的“五斗米教”，其西汉时期的先祖王吉被天师道尊为仙人。

陈先生还指出，王氏家族的家学也与这种宗教关系甚密，以至于王羲之爱鹅也与此有关。但这种宗教究竟如何，陈先生也不能细说，唯言其滨海，可能与异族文化有关。据此，我们仍可认为王氏家族“之”“僧”不讳，是一种僭越。

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情况更严重。清人赵翼曾举出北魏宗室同名者59人，其中颇有父祖子孙同名者。迄于隋唐，仍有大量此类记载，甚至在唐宋以后仍然存在。

自宋以后，避讳制度森严，社会不再容忍悖谬的父子同名。但清人王之春在《椒生笔记》中举史书所载同名现象时，指出晚至明代犹有父子同名的两位“刘江”。《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这类工具书中却并未记载刘江父子。王之春既有此说，必有所依。

遍寻之下，果然在《明史》刘荣传中找到记载：“刘荣，宿迁人，初冒父名江。”此刘荣即王之春所说父子刘江中的儿子。刘荣乃成祖时代的武将，《玉芝堂谈荟》中说：“刘忠武父名江，为戍卒死，忠武仍其父名不易。累战功至都督佩大将军印，犹与其父同名。后封广宁伯，始更名荣。”

刘荣“仍其父名”，应在其父死后，不存在父子并时同名。《明史》只说他“冒”父名，或有隐情，自不必与南北朝时期的情况相比，但子冒父名毕竟有悖于名教纲常，仍可视作软性僭越。

如今人们起名只寄托美好愿望，很少受制于各种禁忌，谁会在起名前先查族谱呢？这大致是历史的必然。今人对古人、先祖早就超出了僭越，进入到批判的层面。无论人们如何维护传统，传统都永远在改变之中。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