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扰民可通过立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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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每一个城市的空地上，几乎都可以看到载歌载舞的“广场舞”大妈们。高亢激昂的流行音乐或红色歌曲，伴随着自得其乐的舞蹈动作，而周边小区的居民却不堪其扰，只能频频采取过激的手段来维护“安静”的权利。“广场舞扰民”遂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民间虽讨论已久，却似乎无计可施。

居民直斥广场舞大妈们毫无权利意识，不知群己权界，为一己之娱乐不惜影响大多数人的正常生活作息，其中还不乏对作为伴奏的《最炫民族风》等流行音乐的鄙视，再加上对“坏人变老”这种偏狭而先入为主的想象，更使冲突变本加厉；而广场舞的参与者和倡导者却苦言健身和娱乐场地的匮乏，力陈广场舞作为社交文化的重要意义。

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广场舞热度依旧，乃至红遍大江南北，而不堪其扰的居民和物业可谓各出奇招：有倒渣土者，有放狼狗者，有泼粪者，有鸣枪者，有集资购买高音炮“以噪易噪”者……广场舞大妈们与受影响居民们的“战斗”越发白热化。广场舞似乎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

其实，广场舞虽然有其特殊的政治和文化过往，但作为一项文化娱乐活动，其本身并没有多少值得争议的地方。问题根源不在于广场舞的文化水准高低，而在于广场舞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即噪音问题。所以，广场舞问题可以转化为广场舞噪音问题，如此一来，这问题就变得不是那么复杂而混乱了。

提到广场舞噪音，不得不提到广场，为什么大妈们喜欢在广场里载歌载舞？正如很多辩护意见所声称的，这并非是他们的偏爱，而是因为文化和体育场所的匮乏，使大妈们不得不转向居民小区附近的空地，这也是广场舞为何会影响到这么多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噪音，则是引发争议和制造冲突的直接因素。然而，噪音并非是无法破解的难题。且不说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早已对噪音级别和处罚规定做出了界定，地方也在不断探索公园、广场的广场舞噪音立法。譬如，广州明年或将出台的《广州市公园条例》就提出了“四限”办法：限音量、限时段、限区域及限设备。又如，去年12月1日正式实施的《湖北省全民健身条例》也明确指出，居民或者组织在健身活动中影响他人工作、生活和休息的，全民健身活动组织者或者健身设施管理者应当及时制止，情节严重的，可按相关法规予以处罚。这无疑都是务实而有效的解决手段。

可以说，在以往广场舞所引发的争议和冲突中，职能部门一直处于缺位的状态。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民间往往陷入互相鄙视乃至暴力相向的极端状态中，而无法通过自主协商来达成妥协。这不仅需要职能部门为广场舞建立明确的场地使用规则和噪音污染处罚规定，同样还需要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进来为双方牵线搭桥。不怕广场舞存在噪音，也不怕居民表达抗议，就怕无论是广场舞还是居民抗议，都缺乏明确的规则可循。

应该说，广场舞完全是可以规范的，广场舞噪音也是完全可以受到约束和控制的。广场舞噪音问题，无论是交由城管部门，还是环保部门，抑或公安部门，总要有一个部门出来负责，为厘清规则和建立执法权威奠定基础。面对居民投诉，职能部门不能再做缩头乌龟，任由广场舞大妈与居民之间的冲突逐步升级。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广场舞虽然有其政治和文化的历史背景，但作为一种公共交流活动，它同时还是一种社区文化。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不是与你我无关的“坏人变老”的典型，而是一个个渴望交流的父亲母亲。政府部门未能及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健身和文化场所，我们又怎能仅仅以噪音为由对他们抱以鄙视，或者强力呼吁立法取缔呢？（作者系新快报首席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