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国 西部旅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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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名家传道”栏目所涉及的两个问题都无法在短短几千字内讲清楚,一个是中国西部,另一个是大画幅黑白摄影。我们只能请出一位摄影家,作为这两者之间的纽带,冯建国在长达十多年的西部旅途中,用无比精湛的大画幅摄影技术,给观者带来了平寂禅定的黑白震撼。
十年前,我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
院,还在办理入学手续的时候,师哥师姐们都来探望我们这些新生,并一个劲地说:“你们运气真好,冯建国带的第一个班就是你们。”于是我知道了冯建国是我们的班主任,不过毫不隐瞒地说,那时候我确实不知道冯建国是谁。
传经讲道
2009年的圣诞节,我和冯建国老师是在九寨沟度过的。这是由《数码摄影》杂志与国航共同举办的一次拍摄活动,邀请了包括冯建国、于云天、高屯子等名家在内的30位摄影师,我们一起享受了一次冰雪九寨的淡雅与静谧。
一路上,我一直跟着冯老师,他的8×10英寸相机太重,我帮他扛着捷信5号的三脚架。沟里的栈道崎岖漫长,他和我一前一后了然而行,本来话语不多的冯老师此时被景致所引,我们就更默默无言了。走着走着,我记起了六年前,我们全班跟着冯老师来川西创作,我和他也是这样在九寨沟里行走,那时我恰巧也这样帮他扛着三脚架。时间真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我就去过两次九寨沟,竟都是扛着冯老师的三脚架。只是这前后的很多年,冯老师都是独自背着30来公斤重的设备,行走在中国西部。直到现在,我对大画幅摄影只能说停留在敬仰的阶段,原因是什么,可能是我扛的次数还不够多。
我一直就认为,学习是一件身教大于言传的事,这一点放到冯建国老师身上更为贴切。冯老师是海南人,他的普通话带有明显的南方口音,还记得刚上他的课时,他老爱说“这张片子拍希(虚)了。”弄得我们很茫然。到现在他来北京也十多年,可这个字的发音还是那么有特色,乡音不改呀。不过,这毫不影响冯老师的传道,追崇他的学生越来越多,有很多已经是社会上很有地位的摄影师,就连喜爱大画幅摄影的影坛巨星周润发,都曾有一年在电影学院与学生座谈会的公开场合拜冯建国为师,让我们这些有虚荣心的学生都觉得很有面子。
回想在学校时,冯老师很少跟我们讲那些虚无缥缈的大道理,他的课堂上永远是围绕技术这个话题,“预先想象”、“区域曝光法”、放大的技法与作品保存等等。有时候听得累了,我们就起哄,让冯老师说说他在日本留学的故事,因为在我们看来,留学肯定是一个很好玩很轻松的话题。结果冯老师注视着窗外的斜阳,语塞了许久。
冯建国在日本自费留学了十一年,1988年在广东电视台工作的他,“觉得日本的广告摄影世界顶尖,国内当时少有这样的学校,学成之后,回国应该有用,于是就进入东京千代田工科艺术专门学校学广告摄影专业。”两年专科学校毕业时,冯建国包揽了学校的全勤奖、成绩优秀奖和毕业创作奖。但他却觉得意犹未尽,在老师推荐下他报考了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的摄影系,读完了本科及硕士学位课程。
当时在日本留学的费用大概是一年十万元人民币,为了赚到学费,冯建国每天下午3、4点去地下室的餐厅打工,有时候到夜里12点。十一年,冯建国就这样半工半读挣到了一百多万,全部交了学费。“有一天我因为有事没有去地下室打工,我突然看到了一个让我激动万分的美景――落日。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多很多日子没有见到落日了。”这就是冯建国给我们描述的留学故事,让我们全班黯然神伤……
如果说冯建国在摄影技术上教给我们的是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那么在学术和理念上他传授给我们的是一种摄影精神。与一些急功近利的教学思维不同,冯建国从来不鼓吹那些看似新鲜的观念和表象,直到大学四年级,他在审阅我们作业时候的第一条,还是焦点和影调问题,他经常强调,作为学生,在学校学习时,重要的还是要先把基本功练好,练扎实了。无论画面的想法多前卫出奇,没有最基本的影像品质作保证,在冯老师那里都是过不了关的。
大学四年,我们随冯老师走过了大小不少地方,一起爬箭扣长城、游坝上草原、走川区。现在回想,那时候是我学摄影最快乐,也是对待摄影最严肃的时期。如果说现在我对镜头前的景色还保留一点敬畏之心,那么都是得益于这几次与冯老师的出行。在红原塔林,我们经历了暴雨将至、黑云突袭的惊恐,当日出云开,霞光四射在那片圣洁的塔林上,相机仿佛与我们一起经历了一次轮回,此时相机里记录下的已经不仅仅是风景这么简单;在唐克草原的黄河第一湾,冒着风雪我们爬上山顶,冯老师架好8×10英寸的大画幅相机,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这一天他就拍了一张,从此我明白等待也是学摄影必修的一门课程;在若尔盖草原一片不知名的草场上,年轻的藏族牧民面对大画幅相机表现出的那种恬淡和随性,是用一生都读解不完的奥妙,与此相比,这之后我所见到太多拿人民币换取镜中人一笑的龌龊伎俩,真是对摄影的侮辱。
著名摄影评论家顾铮曾经为冯建国写过一篇文章,文章中不仅把大画幅相机所展现的“精确的描写能力与照单全收的宽阔的视域”,称之为不同于肉眼所见的“摄影的真实”,而且“它更是一个追求一种对于现实的深切理解,与人类精神深切理解的,真正意义上摄影家的内心真实的特质性证明。”“大画幅照相机,是需要操作者以一种无比的耐心与沉静的心情才可驾驭的特殊机种。而更重要的是,大画幅照相机与它的面对的对象的关系,无论是景观还是人物,都有一个从主(摄影家)客(对象)相互对峙而走向主客相互融洽甚至融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终可能达到中国哲学意义上的一种物我两忘的主客交融,甚至是主客互换的境界。”
在写这篇文字时,我一遍遍观看冯建国老师的作品,希望能找到一个适用的词语来形容,最后我选用了一个佛教术语,叫做“禅定”。当我兴奋地向冯老师述说时,他有点吃惊地问我:“你是怎么想到这个词的?”然后翻开他的个人第一本作品集《西部旅路:1996-2006》中的“创作随笔:影调的寓意”指给我看,原来冯老师早就用“禅”和“定”给他的作品定义过了。
在佛教中,禅定是指“心――静性”,意思是让混乱的思绪平静下来,外禅内定,专注一境。禅定必须先由“入静”开始,而到“至静”,才能达到“寂静”,此时已经是忘我的境界。禅的意义就是在定中产生无上的智慧,以无上的智慧来印证,证明一切事物的真如实相的智慧,这叫做禅。
用大画幅拍摄中国西部,冯建国的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对大自然敬仰、崇尚的表现。“十年的光阴,引领我在神奇的中国大西部印证下无数执着和探索的足迹。我执意地通过8×10英寸一方独特的取景框和黑白胶片,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中,寻找心中一片渴望已久的绿洲,在万水千山的天界雪域,去寻找梦萦中的一块圣地,那就是我的香格里拉。”他还说:“摄影是一种观看世界的独特方式。一台古老而又沉重的相机和由它带来的几分笨拙而又充满凝重感的观看世界的方式,正好对应了我在中国西部寻梦的心境与朝圣的仪式,这既是我对摄影的一种理解,也是对摄影的一样追求。”
在生活中,冯老师给人的感觉永远是谦和、安静,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着急,他的这种性格注定在争名夺利的今天,不被社会所认可。就连做学生的我们,也经常为他不平,有时也被他这种不紧不慢的脾气弄得没有脾气了。记得去川西,我们到达一个小镇时天色已经渐黑,同学们问冯老师:“我们是先吃饭还是先住店?”冯老师稍加思索后回答:“好吧,好吧。”……
有两位世界级的人物对中国摄影界产生过无与伦比的重要影响,其一是提出“决定性瞬间”的法国摄影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另一位则是以“预先想象”和“区域曝光法”著名的美国摄影家安塞尔・亚当斯。布列松几乎一辈子都使用他那台小巧的莱卡135mm相机在都市中抓拍,而亚当斯则习惯在8×10英寸大座机后面细细咀嚼。
布列松影响了中国几代纪实摄影师,时至今日还有大批的人在学习他、研究他。而从绝对人数上说,亚当斯在国内摄影界的影响还要远远高于布列松。只要喜欢风光摄影的人,不管你用不用大相机,亚当斯是一定要知道的,他的作品更是百看不厌。冯建国则是亚当斯的绝对追崇者,他的影像也是追寻亚当斯的足迹慢慢成形的。在上世纪90年代初,大画幅摄影曾经在中国内地星星之火般地出现过一些,但是很快就归于平寂。直到1999年,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冯建国开始著书办展,那些多年拍摄于中国西部的大画幅摄影作品,立刻掀起了高品质摄影的高潮。于是对于冯建国有了这样的评语:“中国大画幅摄影的拓荒者”、“中国的亚当斯”。
授业点拨
大画幅摄影的魅力到底在哪?为此,冯建国老师专门做了比喻。他说把135mm相机的36张胶片,剪成六段,拼到一起,刚好跟8×10英寸大画幅胶片一样大,冲洗出照片的清晰度和质感就可想而知了。画面影调真切动人,许多肉眼不注意的细节都清晰地呈现出来,就如同超高清晰数字电视的画面一样,而这仅仅是大画幅摄影的优势之一。
与135mm相机,特别是与数码相机不同,使用大画幅相机最大的区别在于拍摄前的预先想象。也就是说从观察、取景、构图、测光、使用滤色镜到最终曝光,摄影师已经将景物所能呈现的终极影像成竹于胸。为此,冯建国老师特别讲述了亚当斯最为著名的代表作《月升》的拍摄过程,这是对预先想象非常完善的注解。
《月升》是亚当斯在一次摄影旅途中偶然拍摄的,1941年10月31日,亚当斯和8岁的儿子麦克以及好友塞屈克同行。刚结束了一天的拍摄,亚当斯驾车,从查马谷返回圣大菲城的路上,快到新墨西哥州的赫尔南德斯的时候,无意中朝车窗左边一望,一幕奇妙的景象出现了。
亚当斯回忆道:“东方一轮明月冉冉升起,挂在远方的云层和积雪的山峰上,西边则有傍晚的夕阳,从一片朝南流动的云层上半隐半露地投射出一道闪亮的白光,映照在教堂墓园的十字架上。我把车停在路边,跳下车来,急忙抓起摄影器材,嘴里还不停地对麦克和塞屈克大喊:拿这个!还有那个,快啊,没时间啦!我一面想象影像的效果,一面以最快的速度把8×10英寸相机架好。我把库克镜头的前后组相互调换,将32英寸的镜片置于前面,并在光圈后加一个雷登No15深黄色滤光镜。所有这些行动和对影像的想象都凭直觉顺利完成。相机架好,取景,对焦,却找不到我的韦斯顿测光表。身后的夕阳眼看就要落到云层后面了。这时,我忽然想起月亮的亮度是250烛光/平方英尺,我就把月亮的亮度值设置在区域VII,加上滤光镜的曝光因数,曝光时间定在1秒,光圈为f/32。但对前景阴影的曝光数值就没法抓得准了。拍了一张后,我飞快地将8×10的底片盒翻转过来再拍一张,因为我隐约知道我拍到了一张非常重要的照片,而重要的照片却最容易出意外或是受损。就在拍完的刹那间,太阳已经偏离了墓园的十字架,那神奇的一刻从此一去不返。”
正应为大画幅相机的复杂操作,以及对技术的严格要求,还有8×10英寸胶片和印放的高昂费用,使得摄影师对于拍摄这个行为本身,产生了谨慎的态度。数码相机一天能拍好几十个GB,8×10英寸的大画幅相机拍一张就差不多100元,这些客观条件也注定了两个机种引领出不同的思维方式。
1932年,亚当斯与爱德华・韦斯顿、威拉克・范・戴克、伊莫金・坎宁安、亨利・P・斯威夫特、桑亚・诺斯科威亚克、约翰・保罗・爱德华兹等西部有志摄影家共同创立了“F64”小组。决心“要以传教的热情结合大家的力量,抵抗当时令人难耐的艺术照潮流,为摄影创作找出明确的定义”。
在著名的“F64小组”宣言中,摄影家们提出“这个小组的名称来自相机镜头的光圈号码,由此镜头摄得的影像大部分都会呈现清晰、明朗的特质,而这正是我们作品中的重要元素……”
大画幅摄影,拍摄只是一个部分,冯建国在书中引用亚当斯的名言“底片是乐谱,印放是演奏。”由此可见,亚当斯在摄影创作中将照片的放大制作摆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严格来说,底片只是摄影创作中的素材,只有印放到相纸上,成为摄影家最后认可的照片,才能算是完成的摄影作品。一篇乐谱,不同的演奏家根据个人经验,以及对乐谱的理解,可以演奏出不同风格的乐曲。摄影作品的后期放大制作也同演奏音乐一样,同一张底片可以制作出不同风格和影调的作品。亚当斯在一生中制作了许多《月升》照片,他在不同时期对作品不同的理解而演绎出不同的《月升》画面,便是其重视放大制作的一个范例。欣赏过亚当斯摄影原作的人,想必会为其作品中丰富的影调、真切的质感、深刻的内涵所折服。
近几年,在影像拍卖会上,冯建国的黑白影像作品总能以不菲的价格成交。高品质的手工银盐摄影作品成为真正的艺术品,似乎越来越被大家认可。其实早在冯建国回国之初,他除了倡导大画幅摄影以外,对影像作品的长久保存处理,也一直是他呼吁和研究的课题。
记得跟冯老师学习的时候,他就教导过我们,一定要珍惜对待自己的每幅作品。而且针对作品的用途,其印放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当初冯建国老师在清华大学办展时,最开始的工作并不是印放照片或者测量展墙,而是先确定展墙的背景颜色,用测光表和色温表测出射灯的照度以及色温,然后再根据观看的需要决定印放照片的明暗反差。至于收藏级的银盐制作和无酸装裱,那可是我们整个学期的课程。
我们与国航九寨圣诞之旅
当国航CA1405次航班在成都平稳降落,由著名摄影家于云天、冯建国为代表,《数码摄影》杂志邀请的30位高端摄影人,注定要在天府之城度过一个别样的平安夜了。
琴台锦里、宽窄巷子、美女美食、川茶川戏,蓉城的无穷魅力让这些摄影人顾不得劳累,一下飞机便掏出长枪短炮,深入到成都的街头巷尾寻找着点滴精彩。在如今“城市大同”的现象下,成都还能保持其独特的气质,着实不容易。无论是旅游者还是摄影人,成都对我们都有着太多的诱惑,这种诱惑小到一碗酸辣粉,大到几千年的巴蜀文化,都足以让人流连忘返。
不过我们还要赶路,我们的目的地是有着天堂美誉的九寨沟。2009年的圣诞节,我们降落在了国内第三高原机场――九黄(九寨沟、黄龙)机场,海拔高度3400米。短短一个小时的飞行,让我们从万米高空领略了川西的震撼之美,雪山、湖泊、河流、森林,当这些地貌都以俯视的视角从我们眼前划过,犹如《阿凡达》电影里壮观的场景,在真实中再现了。国航CA4484穿过机翼两侧巍峨的雪峰,最后稳稳地降落,飞机上的乘客无不感慨飞行员的高超技艺。
接着,在机场等候的两辆景区大巴直接把我们带入了九寨沟口。近两个小时的车程,天色渐晚时,我们住进了九寨沟的喜来登五星级酒店。大堂内闪烁的圣诞树招来了我们这群摄影人的拍摄兴趣,毕竟在这个人间天堂过圣诞节的机会不多,我们要好好记录下来。不过,当晚的圣诞晚餐却没有一点西方的节庆气氛,反倒是在热情好客的藏民家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年轻英俊的藏族青年和能歌善舞的藏族姑娘,把整个晚会的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听着这些藏民说着“扎西德勒,Let’s go go go”,我们不禁又是好笑又是感慨。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把全部的思维、活动、话语、感官都献给了九寨沟。冬天的九寨,简直就是冰雪的故乡。处处可以看到冰瀑与流水的动静组合,海子倒映着五彩的颜色,野鸭在湖泊中静谧游弋,天高云低放眼苍茫。
对于摄影人而言,冬季九寨沟最大的好处还在于此时是淡季,游人稀少。如果换成旺季,还想在栈道上支开三脚架安静地拍摄?简直不可能。拍纪念照的人流可能一个机位都不会给你。于是,我们这三十名摄影人幸福啊,幸福于冬季九寨沟的淡雅,也幸福于此刻九寨沟的宁静。
对话名家
《数码摄影》:我们在欣赏大画幅黑白摄影的时候,到底要看它的什么?
冯建国:与所有的艺术品一样,内容和形式都是至关重要的。大画幅的黑白摄影在形式上可能更有看头。以前也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我的一个比较简约的回答就是“看它的灰”。其实大画幅的黑白摄影,恰恰是把黑和白扩展成为不同阶层的灰,在明与暗的无限分级中,不同的灰色调呈现出影像的细节。很多流传于世的经典黑白摄影作品,其实内容很简单,一棵树、一块石头,在相纸上最终展现出了它最细微的质感和纹理,加上大画幅相机所独具的全景深效果,使观者在品味的同时,心境与景致融合。
《数码摄影》:为什么要选择中国西部作为您创作的根源?
冯建国:我对中国西部的感情总结来说就是两个词:脱俗,投缘。人生是否苦短,往往取决于你对待生活的态度。人,总免不了要适应世俗,但精神的家园却是一片既自由而又空灵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翱翔。每次在西域边陲或是高原雪域,久久面对那苍茫的原野或是默默的磕长头的朝圣者,天上人间,人与自然,总是那么浑然一体。博大、原始、精深的大西部总会给我每一次造访带来无数的遐想和铭心的启迪。
《数码摄影》:大画幅摄影技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掌握的,现在拍摄您还有过失手吗?
冯建国:当然,失误是避免不了的。就在前段时间,我在拍摄北京胡同的时候,一张夜景的照片要曝光近2个小时,有一天夜里拍到凌晨3点,当最后终于曝光完成,我很疲倦也很兴奋,结果忘了插片盒的挡片板,就先把镜头摘下来了,近2个小时的功夫白费了。
《数码摄影》:听说您曾经扛着8×10英寸的相机跟着藏民一起转山,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冯建国: 2002年马年,我也体验了到阿里地区朝圣神山冈仁波齐的感觉。第一天我们走得比较慢,下午才到山的背后,海拔差不多5600米,就搭帐篷休息,由于海拔很高,头痛得难以入睡。第二天继续上路,神山海拔高,天气变化极快。有时哗啦啦地下起了大雨和冰雹,全身被淋个透湿,转瞬又是太阳暴晒,汗流浃背。转山回来后右膝盖痛了两三年,现在好了,算是一个切身的纪念。转山时我带上了我的8×10英寸大画幅相机,不是为了拍照,而是让相机也体验一下朝圣的感觉,带一点灵气……
转山是一种体验、一种信仰,一种坚定、一种虔诚,那种来自大自然的震慑人心的力量让体验过的人终生难忘。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先哲老子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敬畏大自然,感受大自然,摄影大师安塞尔・亚当斯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这也是我的人生座右铭,同时也是我摄影的座右铭。
存储大画幅
尽管是使用胶片相机拍摄,但是在用于出版和印刷的时候,大画幅底片需要扫描成超大格式的文件来存储、使用。
这样一来,普通容量的外接硬盘已经满足不了大画幅摄影师的需求,于是像西部数据这样拥有2TB超大容量的外部硬盘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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