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时代的欧元与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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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17日晚，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主办的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在人民大学明德主楼830会议室隆重举行。就在此前一天，日本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中NI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作为第一大贸易国的中国，外汇储备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国际货币市场的每一次波动，都与我国的外汇储备安全息息相关。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元的命运成为讨论的焦点。欧元和欧元区经济发生了哪些变化?对中国的货币与经济政策，会有哪些启示作用?爱尔兰央行行长Patrick Honohan，《环球财经》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主席David Marsh分别予以点评。
我主要探讨的是银行与国家预算之间的关系，过去三年中发生了很多银行倒闭的事件，从而给这些国家的预算带来很大的困难，可见银行业与国家预算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也正是现在欧洲面临的问题的核心。
众所周知，银行及其释放的流动性在整个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国家预算也会对银行产生影响，例如税收政策会间接影响到信贷的供应。举爱尔兰为例，因为银行大量释放流动性，2003―2007年爱尔兰国内房地产出现了很大的泡沫，但同时也增强了经济的活力，使税收上升。
多年以来，爱尔兰一直是一个财政盈余的国家，政府也觉得没有必要去控制开支，于是就放松了。当国际市场信心动摇的时候，才发现所谓的“稳健财政”都是谎言。2007年下半年，随着政府赤字扩大，我们不得不收紧银根。很多银行资不抵债，政府要拯救它们，带来的结果就是爱尔兰的纳税人将在未来几年付出代价。
现在我来具体解释一下我们的做法：2009年爱尔兰开始对整个银行系统进行改革，首先就是债务核销，以便使银行可以把精力放在发放信贷刺激经济上。爱尔兰有一个国家资产管理局，就是用来剥离银行中房地产相关贷款的机构。在中国也有这样的资产管理机构，但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在爱尔兰，要求国家资产管理局能够做到一段时间内自身的盈亏平衡，也就是收购不良资产时，既要考虑账面价值，也要考虑市场价格。而银行会希望给一个高价，才会同意参加国有资产管理局，于是谈判的过程变得艰难而漫长――我们本来以为几个月之内可以做完这件事，结果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在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的银行是国有的，资产管理局也是国有的，协调起来比较容易。
帮助银行剥离不良资产需要大量的资金，政府的赤字也会随之上升。事实上，与总体赤字相比，救援银行并没有占到很大的份额。政府需要采取很多痛苦的措施来缩减赤字，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削减政府雇员工资。目前爱尔兰的预算控制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但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情况较为严重，如冰岛和拉脱维亚。
我们把冰岛跟爱尔兰的情况做一对比。在爱尔兰，我们动员政府预算对银行进行注资，可见在危机中，银行肯定要回去寻求本国政府的援助――即便它们平时自称为“国际性银行”。冰岛的问题就在于此，冰岛银行过多地参与国际投资活动，其规模已经与国内经济脱节。冰岛银行按照国际标准仅仅是中等规模银行，但是业务做得非常大，危机发生后，冰岛政府想救助银行，却发现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只能进行部分救助，对于外国储户存在冰岛的钱政府就不愿意管了，于是引发了国际争端。
拉脱维亚的情况正好相反，拉脱维亚国内主要是外资银行在经营，危机开始后这些银行都回去寻求本国政府的援助，从拉脱维亚撤走了。这些银行都收缩到本国来补充资本金，当需要出售资产时，也是向本国出售，不会向分支机构所在地出售。所以拉脱维亚的经济衰退都是这些外资银行造成的，这些银行在拉脱维亚发放的贷款，很多是以外币来计价的，这就使情况变得非常复杂。
以上这些告诉我们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对于政府而言，银行出问题必将回到本国政府寻求救助，那么如果该国政府的财政能力相对薄弱，就会产生很大的信用压力；另一方面，对于银行而富，当银行把钱借给信用发生问题的国家，银行也会面临很大的压力。这就是目前欧元区晟太的问题，幸好欧元区官方做出了及时反应，出台了7500亿的救助计划。救助方案出台以后，市场稳定了下来，但距离信心的恢复还有很长的距离。目前的利率非常低，表现出各国对经济都缺乏信心。为了避免债务危机必须削减公共开支，虽然在短期内将造成经济低迷，但长期肯定是有好处的。
除了政府用税收去救助银行，还有一个相反的问题。有人提出“银行税”的构想，想要对银行的增值部分征税，其实现在很多国家已经在对银行的一般性业务加税，例如利息税。在我看来，这不一定有用，也不一定能增加多少税收。在银行税问题上，我们还是要先形成统一的意见再开始行动。
鉴于银行与公共财政存在如此密切的关系，我认为一家银行获准开业是获得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权力，银行应当善用这种权力，尽全力承担起维护公众利益的责任。
点评：赵锡军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
就政府预算来说，有三个渠道影响到银行业：一个是融资的成本，就是说如果国家预算本身比较脆弱的话，会影响到银行的融资成本，或者会影响到银行再注资成本，政府预算对银行业施加影响的第二个渠道是所谓的相互持有债务。第三个渠道就是对银行收税。我想政府预算和银行业之间的互动是复杂的，关系也非常难以处理。
Honohan行长提到了爱尔兰的房地产泡沫。我觉得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中国的房地产与银行业，以及地方政府的职能都存在密切的关系，这使得中国的银行业与政府预算通过房地产行业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们该采取哪些手段避免重蹈欧美覆辙?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美元体系的七宗罪，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整个危机的根源，如何对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调整，让它变得更加有序，是我和蒙代尔教授经常讨论的问题。
我认为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纯粹的美元标准；第二，主要国际货币，特别是欧元与美元之间的浮动汇率。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全球储备货币的总量没有限制。上世纪70年代以前实行金本位，那时候是有限制的。但1971年浮动汇率启动之后，就转变为一种不断增加国际储备汇率的机制，即基础货币发行没有任何限制，有一个自动的机制不断地生成货币供应。1971年以前IMF一直捍卫固定汇率机制，但1971年时态度陡转，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浮动汇率变得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而后来欧元的使命之一。就是对抗浮动汇率这种趋势。在David Marsh的著作
《欧元政治学》中，提到1991年德国提出要创立欧元这种货币，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减少欧洲对美元的依赖；第二，要形成EMS，即一种固定汇率，以消除浮动汇率体系的波动性。
在美元标准与浮动汇率的影响下，全球经济的问题可以总结为7个方面，即美元体系的七宗罪：第一是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实行浮动汇率后的40年里，全球累计的通货膨胀超过此前人类历史的总和。1971年全球的储备货币总量是451亿美元，去年年底上升到7.5万亿美元，增长了60倍；相对应的，1953～1971年实体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每年5％，19973年后降到只有3％，2002～2006年略有好转，达到37％。两者严重不匹配。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说过，1870-1913年是金本位的黄金时期，通货膨胀率只有0.2％，1939-1989年是4.5％。但根据[MF的估计，1980年到2009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24％。
第二是导致金融危机频发。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70-2000年，在93个国家共发生了139次金融危机，44次发生在发达国家，95次在新兴国家。而1945-1971年，总共只发生38次金融危机，都比较小。
第三是拖延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在美国，1950至1973年实体经济增长率是接近4％，日本超过9％，德国6％～2％，英国以前是3％～2％，俄罗斯原来是5％，后来就不增长了，非洲4％～3％。到了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是负数，只有亚洲一枝独秀。有人说这是因为“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之间涌现出十大新兴工业国家，所以自然那个时候增长较快。我认为最近几十年经济的下滑有货币政策因素在里面，具体原因还需进一步探讨。
第四是导致国际不平衡进一步加重。我认为美国财政部对“不平衡”的定义是错误的。在我看来国际不平衡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增长的速度比实体经济增长速度快很多；第二是地理方面，实体财富创造中心和虚拟财富创造中心两者脱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是主要实体财富的创造者，但是金融中心仍然留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美国。这对全球的劳动分工、全球收入的分配都有重大的影响，对各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也有很大影响。
第五，金融全球化导致金融崩溃。我认为金融全球化的源头在浮动汇率体系，浮动汇率导致全球经济呈现出新的形态，其中之一就是金融全球化。一个很令人费解的事实，就是目前呈现出资本从穷国流向富国的现象。上世纪上半叶，我们很少看到穷国去投资美国股市，但到了1990年代，很多发展中国家把钱投到美国的金融市场。究其原因，新经济体不能用本国货币进行债券发行，浮动汇率就这样形成了美元特权。1973―2004年，美国资产的回报率比美国的债务的利息高出332百分点；而1973年前美国资产回报率仅仅比美国的债务利息高不到一个百分点。从中可以明显看出美元在浮动汇率体系中的获益。
第六是美元强势地位造成的不良影响。我想引用一位法国经济学家的话，他说国家货币体系运作现在变成一个小孩子的游戏，每次游戏完赢家都会对输家趁火打劫。美国有贸易赤字，但这个赤字是用美元进行结算。法国政府获得美元，把获得的美元去拿到美国进行投资，显然对法国是不公平的。我们完全可以把法国换成中国，只不过中国比法国的规模还要大很多。
第七是造成了经济周期一盛一衰的不稳定局面。如果美元体系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好转。在这里我提出两个方案：第一，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多元化，减少对美元依赖，使用其他货币作为储备货币，我们需要欧元变得更加强劲，这样才能实现储备货币多元化。还需要进行国际金融合作，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第二，建议达成多边协议，以实现主要经济体之间汇率的稳定，包括欧元区、美国、日本、英国、中国。关键在于要稳定欧元和美元之间的汇率。点评：David Marsh(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主席)
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哪个更好，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比如，1973年后德国实行浮动汇率是为了更好地打击通胀，浮动汇率赋予银行更多的自由，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史的。后来IMF提倡浮动汇率，可能也是借鉴了德国的经验。
1973年之后世界经济的确是下滑的，里面有石油危机的部分原因。在浮动汇率下，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比较严重，迫使当时的美联储采取激进手段，并且劝说银行收紧信贷。美元升值导致德国马克变得疲软，导致当时的德国总理不得不下台。
事实上，很难有一种货币体系让大家都高兴，各国的经济情况都不一样，肯定会带来很多不稳定性。我的老朋友索罗斯就在攻击英镑和其他欧洲货币方面获益很多。英国曾实行过一种半固定汇率政策，以便抑制通货膨胀，在当时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当时的首相撒切尔夫人认为这种措施不成熟，没继续下去，正如向先生所说，1987年欧洲的确有实行固定汇率的倾向，目的是为了打击美国，或者说报复美元对货币市场的主导地位。
向先生有些观点非常正确，欧洲试图有一个能够抗衡美国霸权的机制。现在欧元是世界储备货币之一，所占比重比当初的德国马克还要高。然而刚才Patrick Honohan也说到，现在欧洲的货币体制并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效果。我们没能建立一种保护欧洲免受美国影响的机制，次贷危机对欧洲产生的影响比美国本身还要严重。
每个国家首先要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处理好，这样才能实现欧洲各个国家之间的平衡，1999年欧元推出时，人们希望有一种神奇的机制，使各个国家不用采取很痛苦的经济政策。然而很快其他国家的信贷标准就被迫向德国看齐，而德国原本就是这些国家里最严格的。所以市场又变得过分谨慎，尽管欧洲通过采取完全固定的汇率，能够打击国际货币市场的投机者，但是太过严厉也不好。
我认为最好通过欧盟各国财政上的一体化来实现上述目标。这样才不至于陷入更深的危机或混乱，目前欧洲表现出的财政和政治上统一的意愿已经更加强烈，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本次危机使欧元区国家更加团结。其他欧洲国家例如英国，原本认为欧元跟自己没关系，现在也意识到欧元对英镑的影响，甚至有英国人提出明年加入欧元区的构想。
最后，向先生刚才说的行动方案，我非常同意。要降低各个国家在储备货币方面对美元的依赖，特别是新兴市场，正是这些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使得发达国家通货膨胀比较低，因此这些新兴经济体自己也要采取一些行动。不仅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要尽快实现可兑换，其他亚洲国家也应该这么做，应该让自己的货币跟国际市场保持一致。总之要在世界货币多元化过程当中发挥重要作用，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可能独自占比重很低，加起来就可以超过美国或者欧元。
其实当年德国要加入欧元区，就是不希望德国马克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因为成为储备货币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获得好处，很多人认为现在美国一定获利很多，只要开动印钞机就可以解决问题，但不要忘了美国人在70年代末也非常痛苦，所以大家不要认为成为储备货币就是一种很好的权利，这是一种权利，但也是一种带毒的权利。
就人民币来说，我认为中国央行不应该有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国家的外汇储备大不见得是好事，应该让私营部门也分得一杯羹。可以参考德国中央银行的做法，它仅仅有380亿外汇储备，这样就可以把美元风险转移到私人部门。我认为中国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措施：不要让政府完全承担汇率风险，要让私营部门也担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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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以下简称“货币所”)是隶属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与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的非盈利性学术研究机构。货币所以立足高远的战略思维与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致力于探究国际货币前沿理论、推动国际金融业改革实践、培养金融学国际化专业人才，并力争建设成为中国货币崛起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等国际金融领域理论与实践的顶尖智库。
货币所拥有雄厚的研究力量与高效的管理团队。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蒙代尔(Robert A.Mundell)教授、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教授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麦金农(Ronald I.Mckinnon)教授共同担任顾问委员；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陈雨露教授出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包括贲圣林、曹彤、郭庆旺、翟强、魏本华、向松祚、张杰、张之骧、赵锡军等11名来自高校、银行和政府部门的专家学者；张杰、曾彤、向松祚分别担任研究所所长、联席所长以及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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