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销在禁忌的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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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的事物总是有一种特殊的诱惑力，包括第一颗吃到的果实也叫做禁果，但行销在禁忌边上的人们，也许与禁忌根本无关。

杭州的靓女当街洗澡，颇有人关心她是不是真的不着一“丝”，尽得风流。这一行销的招数最近被武汉的商家沿袭，有关的新闻报道还配上了图片。可以让一些人释然的同时令另一些人失望的是，靓女实际上是穿着泳装在浴池里搔首弄姿的。

还是在武汉，一些世界名著与安全套放在一起配售。所谓安全套就是从前叫的东西，不过现在它的首要功能已经显著地变化了。据商人说这样配售的目的是旨在预防“艾滋”，谁知道呢？让武汉人不无遗憾的是，他们并不是此类配售方案的始作俑者，这一酷毙了的行销创意似乎首先来自广州的一家杂志，他们在杂志里附送一枚安全套，一时起而效尤的比比皆是。

有关这一套行销策略的高明和奥妙，无意中被一个小商小贩说穿了。有次看一台讲出售窃听器的电视节目，采访的记者问，知不知道卖窃听器是违法的？小贩回答，知道。记者问，那为什么还要卖？小贩说，越是违法的东西越好赚钱。随便说一下这次采访的一个有趣的地方是，电视台的记者接到消费者的投诉，说街头巷尾的那些人卖的窃听器根本不管用，能不能告他们是在卖假货？

配售安全套与之不同的是它并不违法，不过它显然违反了某种禁忌。法律和禁忌具有许多差异。禁忌更多地来自习惯法，来自风俗和文化传统的限制。安全套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时代的禁忌，至少，迄今为止，它还不被允许广而告之。即使迫于“艾滋病”的逼人攻势，人们在提到安全套时已不再像从前那样羞于启齿，但是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张旗鼓地去说它，心理上的障碍还是显而易见的。同样的，洗澡是个人的私密行为，当它被放到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禁忌也就被打破了。

商业社会的一大特点是，禁忌或者被开发成为商品，或者成为某些商品的最大卖点。行销在禁忌的边上，已然是商家的法宝；禁忌成了最好买卖的生意。禁忌之为生意远远不限于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些，比如禁书。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他不止一次地发现那些禁书在它们没有被禁之前，看过的人寥寥无几；及至成了禁书，几乎没有人没有看过了。一些美女作家写的宝贝系列，往往是街边那些“零售游击队”贩卖地主要对象。不少人购买禁书的动机之一是：因为这些书将不好买到了。

禁忌的事物有一种特殊的诱惑力，所以禁果是第一个被吃到的果实。这正是禁忌生意的心理学上的前提。在历史上，有些国家曾经开展禁酒运动，希望藉此减少酒鬼。然而事实上，禁酒并没有减少酒鬼。如果说，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的禁忌，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有所禁忌，那么，我们就应该清楚到底什么是必须的禁忌。在现代社会，必须的禁忌有着非常严格、非常有限的范围。

换句话说，可以被商业开发的禁忌，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文明社会的人们要去捍卫的。禁忌生意是对禁忌的颠覆，而在禁忌的边上开展的行销，往往可以极大地抹去禁忌的魅力，安全套的配售很快就将了无新意。禁忌强化了需求的程度、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限制了货物的来源和流通、减少了参与竞争的商家、提高了交易成本、并使消费者的权益得不到保护。禁忌是一部分商贩的乐园和财源。

街头巷尾的禁忌生意之繁荣，是由不适当的禁忌造成的。谨慎地和有针对性地解禁可以减少这种奇怪的现象。当禁忌是必要的，禁忌生意就不会呈现出繁荣的样子，比如说，我们很难设想在街边上有人兜售枪支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