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则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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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一声巨响，又一个年轻的生命悄然陨落。
在高压下迷茫，在迷茫中失去判断力，最后选择非理智的了结――今年以来，发生在代工巨头富士康的连续性跳楼自杀事件，已频频刺痛外界神经。尽管如此，悲剧仍可能继续，却没人知道下一个跳楼者身在何处。 这究竟是富士康的罪恶，还是富士康的悲哀？在《鄂商》看来，那些还未盛开就匆匆凋谢的面孔，不是他们没有 维权意识，而是他们还来不及觉醒，就在沉睡中，梦游一般地走向终结。
两年前,世界曾将目光投向富士康。只因富士康某一线工人在检测苹果手机照相功能时,忘了删掉给同事拍下的照片,英国的一位小伙意外地从新买的手机里发现了一个东方女子甜美的笑容,欣喜地上传到网上,其后还引发了一场中国女工“勤劳美丽”的大讨论。
两年后,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富士康。这次却是富士康深陷“坠楼门”泥潭后,董事长郭台铭为澄清富士康绝非“血汗工厂”的事实,欢迎海内外媒体自由采访的结果。
短短两年,富士康,这个代工行业的雄狮如临深渊。究竟是十多名员工偶合地选择以相同的方式终结各自不太顺遂的人生把富士康拉下“神坛”,还是富士康自身的不断下沉无法自拔?
“聚才乃壮,富士则康”,此为郭台铭为富士康定位的企业精神,亦为“富士康”名字的由来。代工神话缔造了坚实的“富”与“士”。至于“康”,恐怕已定格在郭台铭低首拭汗的一刹。
看不见的天网地网
搭上鲁巷开往江夏纸坊的专线车,沿途的风景逐渐暗淡,在五彩斑斓到灰蒙的过渡完成之后,目的地――富士康武汉科技工业园即已抵达。烈日炙烤下的园区有着与气温不符的冷清肃杀。
工业园的繁盛不能从三三两两结伴而出的厂工数目推断得出,倒是厂区门口大型集装箱货车鳞次栉比地停列暗示着这家知名企业正正常而高效地运转着。
正值中午,一些佩戴厂牌的员工稀稀疏疏地从工厂侧门出入。周末的加班似乎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好心情,不少人相约而行,有的是到邻近的摊点品尝小吃,有的则完成了一轮小型采购携伴返回,神情轻松自如。他们中有的身着印有富士康标识的蓝色T恤,有的身着黑色T恤,也有少数人身着白色T恤。从后面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只有组长以上的级别才可以穿白色T恤。将不同职位的人从着装上作简单的划分以便区别,等级森严可见一斑。
郭台铭在富士康“十一跳”发生后,专程于5月26日召开深圳富士康事件说明会,其间声称将改善富士康的硬件,要做“天网”、“地网”、“隐性网”,从天防、地防、心理防三方面护航员工安全。随后的“十二跳”给了郭台铭的“笨办法”最响亮的耳光。郭台铭没有发现,他的公司在拉下“三网”保护链之前已经被一张更大的网牢牢压覆。令人窒息的氛围让他的员工用极端的方式逃脱这张网。
提及富士康的管理严苛与自由受限,员工们几乎是众口一词。不过,身处不同岗位的员工对这种严格有不同程度的体会。具体而言,岗位与生产的关联性越强,感受越强烈。
富士康移植了战后日本工业复国的那套管理模式,近乎“管理到牙齿”。记者从员工处了解到这样的细节:寝室的鞋子必须呈一条线摆放,室内不得抽烟,并且有专人检查。对生活的管理都如此无微不至,工作细节要求的繁多就可想而知了。厂内必须穿着工服,静电鞋不得穿出生产线,作业时不得讲话,不得在厂区打架闹事,出入园区及前往园内任何地方都必须打卡。至于迟到,哪怕一分钟的迟到也记作旷工,而两次旷工就给予开除。
当问及多名上级共同责骂下级的情况时,武汉富士康某位主管这样回答记者:“科长根本不员工。”但这个说法在另一位生产线上工作的员工那得到了否定的回答,他眼见过全技员、线长、组长一齐责备一名女工,直到对方失声痛哭。
他们中有人交友广泛,有人因进出生产线,与室友错时上班而互不相识。这些对他们而言似乎都无所谓,能按时领到钱,趁着假日从他们眼中的偏僻地奔到城区纵情娱乐听起来更吸引人,或者至少能到附近的网吧消磨掉不多的可控时间。但这一切的前提在于身体未被疲劳侵蚀殆尽。一切休闲过后,如果还能剩下几个铜板,那就算幸福了。
对于外界就工厂纷纷扰扰的探讨与时不时的窥探,他们见怪不怪也不以为意。有人理解,有人觉得蹊跷,也有人毫无感觉。
五月初,武汉富士康开会宣布,从下月起底薪提升两百,从原来的七百提至九百。会上并没有为此作更多的说明,只是附带让员工签署了不自杀协议书(含自杀免责条款)。用某位员工的话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近日,厂区多了些台球、乒乓球桌,不少人兴致盎然地参与活动。通往天台的门与部分窗户已经上锁,不时有巡视人员向楼顶望去。
记者最后一次与一位富士康员工联系的时候,他刚下白班,行走在夜间的厂区。通话中,时而听到背后喧哗的乐曲声。他告诉记者,厂区内新增了点歌台,安放了一块大屏幕,有意愿唱歌的人可以自行上去点歌,当晚是举办这一活动的第一天。
茫然与觉醒
当所有目光汇集于富士康,当不同身份立场的人都运用自己的话语权为整个事件作注脚的时候,我们竟然集体忘记了――我们不是当事人。记者为了避开主观意识的干扰,专程连线了卧底富士康28天的刘志毅(《南方周末》实习生),但他却并未用更多的言词详述外界以为的局内人观感。在他看来,富士康员工本应与我们放在同一高度,但却被遗忘了很久。“卧底”只能从不同生活的对比上解读,但真正让他们成为社会成果的享受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确实,归根结底,我们都只是局外人。
富士康是郭台铭的富士康,是富士康人的富士康,从茫然中走出的,也只能是他们自己。
在富士康员工接连坠楼的同时,广东本田员工却开始了他们的私力救济。尽管以罢工的方式争取自身的权益不是最理性的作法,但考虑到工人维权意识的觉醒,它的意义性更甚一筹,尤其是在富士康员工以自毁作对抗的对比之下。
2010年5月14日,梁超(21岁)从楼顶跳下,死亡。此为富士康“第九跳”。
2010年5月17日,南海本田数百工人因不满工资低、福利差罢工,停工一天损失4000万。
2010年5月21日,男工南钢(21岁)从楼顶跳下,死亡。此为富士康“第十跳”。
2010年5月21日 ,据传本田公司不会加薪,不调整员工工资待遇,两度停工。
2010年5月22日 ,本田直面“停工门”,处理“领头羊”,领头维权工人遭辞退。
2010年5月24日,本田“工资门”续:本田让步,称员工每月加薪55元。
2010年5月25日,男工李海(19岁)清晨坠楼,死亡。此为富士康“十一跳”;同日,本田首次百字表态,希望通过协商解决问题。
2010年5月26日,本田零部件公司工人拒绝新补贴方案;同日,郭台铭就一连串的员工跳楼事件向员工家属和社会鞠躬道歉。但此后不久,某男性坠楼,死亡,此为富士康“十二跳”。
2010年5月27日,富士康某女工割腕自杀未遂;中央部委组成联合调查组赶赴深圳,调查富士康。同日,本田在华4家组装厂因工人罢工被迫暂停生产;广汽本田发表申明,承认被迫停产,称地方政府正在协调。
2010年5月31日,经劳资双方努力,据传,东风本田将于6月2日复产;广州本田也将在这周复产,不过具体时间尚未确定。
一名富士康离职员工在向记者讲述工人们独立地机械化生活时,说了这么一句,“几十万人,每个人都是这样。”当人关闭自己与外界的通路,自顾自地行走,选择时,放弃于他们而言也就相当的容易了。
本田人能够自发地反抗有一个前提条件――判断能力尚存。而走上极端的富士康人则是精神上失去判断力的浮木。其实,无论是自力抵抗还是自毁抵抗,其力量都无法与权益团体的协商议价相提并论。然而,现有工会的职能缺失却使得施救方爱莫能助,呼救方投靠无门。
本田罢工里,我们看到了工会的失声。富士康事件里,我们也没有看到计划经济时期工会最大限度的关怀身影。在体制与体制的跨越间,工会的权力真空还需要更多实质的体制构建来填补,而不是大而空泛的《工会法》条款。
符号“富士康”
一时间,富士康成了广受挞伐的责难中心。富士康究竟是个怎么样的公司?这样的追问一而再再而三地随着下一跳而从话题底部泛起。最终,争议导向了富士康模式的是与非。
诚然,“坠楼事件”与富士康不够人性的管理模式有关。但不能肯定,类富士康的代工厂是否未曾发生这样的事件,是否有更多的悲剧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在不能完全否定的情况下,“富士康”成为了一个代名词,它只是广大代工厂的符号。它身后背负着更大基数的群体,他们的生存状况同样值得关注。
代工厂的发家与跨国企业的品牌化经营是同时起步的,或者说代工厂是在跨国公司的品牌化经营下诞生的。娜奥米・克莱恩在《No Logo》(拒绝商标)一书中揭示了这样的逻辑:“企业不该把有限的资源花在需要维修的工厂、会生锈的机器,抑或注定老死的员工身上。反之,他们应该集中资源,购买打造品牌专用的虚拟砖头及水泥,亦即赞助、包装、扩张、广告。”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工厂被外迁到人力成本低廉的地方,同时,品牌公司还无需为外包工厂的员工负责。这一策略大获收效后,企业于是不断地提高品牌成本,同时不断地削减外包成本,造成外包厂家的获利微薄。层层盘剥之下,到工人手中的数额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员工,他们的工作方式又沿用了自麦当劳开始为控制成本所采用的单向重复工作模式。麦当劳模式即指麦当劳的每位员工只需要做同一件事,例如一个汉堡的制作,一人负责煎猪肉,一人负责铺汉堡的A面,一人负责把煎好的肉放到A面,一人负责把B面压上。整个过程中,个人如同螺丝钉一样。由于不用完全依赖任何一个人,员工的成本可以压到最低。同时,他们因无法学到全套的技能,而只能依附于现有的工作。即使有人离职,找一个替代者也很容易。
其实,富士康与其他的代工厂相比,已经给予了员工很好的待遇,甚至提供免费洗衣服务。但这样的高成本就注定需要通过高效率的工作生产更多的产品。《纽约时报》引用人权组织“中国劳工观察”采访富士康员工所作出的报告,其中,某员工的一句话即体现了这种高效,“我们非常的累,压力相当的大。我们每七秒完成一个步骤,这要求我们精力高度集中,不停地工作。我们比机器还做得快。”
富士康的N跳鞭策着代工厂的转型,也促使富士康自身加快转型。据《中国经营报》报道,2010年5月20日,全球第三大批发零售集团麦德龙在上海宣布,在中国推出消费电子零售卖场“万得城”零售品牌,并计划2010年10月在上海开出首家门店。而它的合作伙伴,恰是正处于风口浪尖的富士康。尽管富士康的此项决策完全是基于代工行业急速缩水的利润率,但三流代工企业的转身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5月11日,时值富士康跳楼备受关注的初期,郭台铭请五台山高僧为亡者做法。熟悉台湾文化的人可以理解港台的至深,并不会怀疑郭董的良苦用心。但如同此事激起层层涟漪反响不断一样,富士康走到今天这一步,有多少是固守冷漠的企业文化所致?答案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