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调控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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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投资过旺，依赖出口，消费长期增长乏力和不足。按照我们过去的宏观调控模式操作，摆脱不了过热、过冷的剧烈波动，以及可能出现的滞胀。我们需要寻求一种新的宏观调控思路和模式。

过往宏观调控模式剖析

宏观调控主要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手段较为简单：当通货膨胀时，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央行卖出债券，加上信贷收缩规模窗口指导；当通货收缩时，则反向操作。中国宏观调控运用货币政策的技巧日益成熟。

但是，货币政策调控的一个前提是，对象是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其经济结构和制度是既定的。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体制却是特殊的：1．国内推动增长的主导因素是投资，产业结构以工业为重心，地方发展战略侧重大企业、大资本和大项目，而微型和小型企业发展的体制环境很差；2．货币渠道以国有垄断的大型银行为主，社区小银行十分缺乏。

单纯货币政策对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体调控的结果是：1．当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时，银行保国压民，保工业压服务，保大压小，由于社会资金全面紧张，小企业在社会上的融资利率急剧攀升，甚至大银行与大企业勾结起来给小企业放高利贷，使小企业大量倒闭，供给萎缩，就业岗位减少。2．而当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时，资金主要流向大工业、大项目、大国企，经济迅速过热，物价水平被拉高，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更加失衡。

货币运行决定于实体经济运行，货币运行对实体经济运行有反作用。仅仅迷信于货币政策的单一反作用来调控国民经济，而不解决国民经济实体结构和体制问题，则国民经济会处于“一控就趋冷―一放开就急剧过热”的恶性循环之中。

财政政策在中国只用过两次，而且只是在遇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经济低迷时，用过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方式是增加赤字和发行国债，包括财政对家电下乡的补贴，也可以看成是扩大和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

从这两次扩张性宏观调控的对比来看，第一次财政扩张没有造成后来严重的通货膨胀；而第二次却使得消费价格严重上涨。当然，我们不能将这次通货膨胀严重的原因全部归结于2008年的宏观调控政策。

然而，在中国，当通货膨胀严重时，从来没有看到过财政使用收缩方式进行宏观调控。即使对付这次如此严重的物价上涨，也是货币政策单打独斗，财政政策根本不配合和不出力。也就是说，财政在让其多收钱、多搞赤字、多支出、多发国债时，对宏观调控很积极；而当让它减少收入、少搞赤字、少发国债、缩减支出时，其对此根本不感兴趣和无动于衷。这可能是背后政府的总体利益或者是部门利益使然。

当然，除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外，我们还采取了行政干预的宏观调控政策：包括对食品等一些消费品进行行政限价，对商品房进行限购限价；政府主导增加廉租房建设，增加房屋的供给；控制一些涉及居民生活的电、水、气资源性产品的价格调整。这些都是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来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

现在看来，国民经济运行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居民消费部分增长乏力和比例不足。多少年来，都是投资和出口为主导在拉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经济增长格局中，如果消费增长的速度与之相适应，特别是在国内通货膨胀严重和全球经济低迷时，消费增长能调高而相应进行替代，国民经济就不会受到大的影响。然而，目前的投资、消费和出口的格局，令人失望。

在这样一个宏观经济运行格局下，再用上述的宏观调控办法，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陷入“控冷―放热”恶性循环的怪圈，不可能实现一个长期的经济快速、平衡、健康运行的局面。

宏观调控新思维

面对特定的经济运行情况及其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组合，实际上是一个宏观调控大的眼光和全局性的谋划。我们需要寻求一种新的宏观调控思路和模式。

因此，中国新的宏观调控的一个逻辑过程是：1．宏观调控综合性的目标是什么？无疑是物价平稳，经济健康快速增长，真实的失业率较低，国际收支平衡。2．达到这一目标关键要解决什么问题？无疑是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投资强、出口依赖和消费弱的国民经济运行格局。3．什么样的宏观调控政策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以实现宏观经济运行的上述目标？无疑需要寻找能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新的宏观调控模式和政策组合。

如果再深入分析，我们发现，传统的宏观调控模式应对的是传统的发展模式。因此，不仅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转变，经济调控模式也有一个转变的问题。不转变调控模式，要转变发展模式，可能很难落实。

宏观调控的新思路是：以人为本，宏观调控目标以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为重点。宏观经济管理从以需求管理为主，转向以供给为主、需求为次的管理，宏观调控政策以促进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为着力点。统筹协调，正确组合货币、财政和其他经济政策；宏观调控与促进发展模式相结合；宏观调控与促进相关改革相结合；扩大国内消费，摆脱出口依赖，消化和平衡全球经济萧条可能带来的影响。

那么，在这一宏观调控模式下的政策组合是什么呢？

1调整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具体是将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控制在15%以内，以求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相适应。

2实施促进供给和增加就业的财政政策，在企业规模上，给企业、特别是给能大量增加就业的小企业减税，建议增值税降低到10%，营业税降低到3%，社保“五险一金”交费率从目前工资总额的50%左右降低到35%；坚决清理一切政府行政和事业机构对其的收费和罚款，以增加全社会生产和服务的供给水平，平衡需求，同时改善“就业―收入―消费”的国民经济运行格局。

3货币政策调控一定要与银行体制改革互动，打破银行业高度垄断局面，大力发展社区小银行，从体制上形成能将货币流动到小企业的正常渠道，使能增加供给、就业、收入、消费的小企业获得正常规模和正常利率的信贷资金支持。目前，一些部门以过去农业部和民政部提倡搞的合作基金会和股金会形成的呆坏账为由，反对发展社区小银行。合作基金会和股金会实际上是当时县乡两级政府的钱袋子，与产权明晰、规范运作的社区小银行根本上就是两回事。如果不从改变目前资金垄断流向国有企业和大企业的体制着眼，想从垄断渠道中分羹给小企业的思路和做法，笔者认为事实会证明是一种乌托邦，将会误国误民。

4宏观调控与增加土地供应与改革土地制度结合起来，鼓励投机炒作抬高物价的社会资金投入到未利用的土地改造，增加土地要素供给；放开房地产的土地供应限制；改革行政一家卖地、千家竞争的局面，所有的土地都平等地进入市场；延长土地使用年限，确立近似产权；彻底改革目前的地方政府财政体制，以土地和房产交易增值税和房产税替代出让金等其他房地产收入渠道。这样，宏观调控和改革的结果将是：地价和房价下降和平稳，贫富差距缩小，土地和房屋投机性需求得到抑制。而在房地产供应和制度上任何修修补补的调整，其结果都是中国居民的民生永无宁日。

5宏观调控与财政体制改革相结合，特别是在需求过热、物价上涨特别严重的时期，每年压缩行政公务支出比例二到三个百分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压缩“三公消费”规模和比重，以抑制行政公务消费需求，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