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下我的翅膀,盼着你去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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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们总是念叨：老师是园丁，我们是花朵，我们在老师的哺育下茁壮成长。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当所有人回过头来，想想自己还是顽皮孩童的时刻，极度叛逆的青春岁月，偶有波折的青年时光，中间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老师们孜孜不倦的教诲。

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直到今天，依旧如此。

23岁的重庆巫山县乡村女教师曹瑾，为了几十个留守儿童，带病坚持工作，最终倒在岗位上。

32岁的贵州毕节大方县志愿者教师孙影为了山里的孩子，延期延期再延期，当地人因为心疼她“赶”她走，可她就是“赖着”不走，从而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支教钉子户”。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乌史大桥乡二坪村，李桂林和陆建芬在最崎岖的山路上点燃知识的火把，在最寂寞的悬崖边拉起孩子们求学的小手，21年的清贫、坚守和操劳，沉淀为精神的沃土，让希望发芽……

是他们，就是这些看似平凡的人民教师，谱写了一首首崇高而伟大的生命之曲。

“对于支教，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因为我爱那些孩子，至于生老病死，是每个人的造化！我想着再有机会回到课堂，回到那些需要我的孩子身边，想着在教室里安一个空调，让孩子们告别遭热挨冻的日子。”――曹瑾

曹瑾：只要活下去，还要进教室

2011年8月5日，重庆巫山县平河乡小学曹瑾通过媒体公布了自己的“遗愿书”。

“爸爸、妈妈：女儿有一个心愿，请你们同意，如果我走了，我想把我的眼角膜等有用器官捐给需要的人，让我能继续看着家乡的孩子健康成长……”

这是一名刚满23岁的乡村女教师，她是34名孩子的老师。

她被称为最美乡村女教师，她叫曹瑾。

2011年8月26日凌晨2时40分，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刻，遗憾的是，由于眼角膜受癌细胞侵蚀，她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

“我就想在山区里当老师”

对于巫山，没有人比曹瑾更熟悉，因为她出生在这里，生长在这里，这里距离县城140多公里，紧挨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大山连绵，生存环境恶劣。

在曹瑾的记忆里，上小学的时候，每天都要走上两个多小时的山路，而上中学的时候，要想回趟家，来回就要走上十三四个小时。

曹瑾的同学李远丽说：“山高坡陡，每次走得都让人绝望，有时身上还要背上预备上学时吃的大米、玉米和咸菜，去新学校时还要背上课桌和板凳。那时候许多坚持上学的孩子都有这样一个想法：走出大山，再也不回来了。”

而这里面却有一个最特殊的人，她就是曹瑾。

“我就是想在山区里当老师，或许因为爸爸就是这样的，或许因为自己离不开这片土地。”曹瑾的回答很简单。

2006年，刻苦的曹瑾如愿考入了重庆师范大学数学系，朝自己的梦想又迈进了一步。四年的大学生活依然没有改变她儿时的梦想，当周围同学都在各个城市奔波的时候，她却谢绝了老师的推荐和同学的介绍。对于自己的“下一站”，曹瑾早就有了规划――回乡当老师。

2010年9月，曹瑾如愿地来到巫山县平河乡小学，成了六年级34名学生的班主任。由于学校与家相隔100多公里，工作后，曹瑾仅仅回了4次家。

平河乡小学坐落在平河乡场镇狭长的坝子里，坝子周围是数不尽的大山，所以这是一所被大山包围的学校。这里没有开设英语与计算机课，也没有专业的音乐、体育、美术老师，条件极为简陋。全校有学生362人，其中338个是留守儿童，206人寄宿。这里是方圆百里内唯一的中心小学，它寄托了全乡的希望。

乡里小学的作息时间是从早上6点40分开始的，每到这个时候，住读的孩子们就开始起床，然后洗漱、晨练、诵读、吃早饭；8点40分上课，时间一直紧张有序地安排到晚上20点35分孩子们熄灯睡觉。

因此，曹瑾每天都要起个大早，然后去看看学生的情况，直到晚上住读的学生都睡了，她才独自回到寝室。

曹瑾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不仅是一名老师，更像是一名知心姐姐，为了与班里同学相互交流，她在教室里设置了一本学生留言的小册子。在扉页上写着这样的文字：“六年级二班的全体同学：同窗之谊，师生之情是多么的难得与珍贵，也许你在为生活中的不如意烦恼，也许你有什么高兴的事需要分享，说出你的烦恼，让我们一起为你解忧，说出你高兴的事，让我们一起为你分享喜悦！2010年10月12日，曹瑾。”

“孩子们都是喜欢被表扬的，表扬的时候就一定要明显，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优点。在批评的时候，先想方设法找孩子的优点，再委婉地指出他们的缺点。这样他们很容易便改正了。每一个孩子都喜欢吃糖，表扬时要给一颗大糖，批评时也要先裹一层糖。”曹瑾说。

“我想回到教室去，那里才是我的战场”

虽然工作时间不算太长，但是不管在同事，还是学生眼里，她都是最棒的。

曹瑾很有耐心，只要学生没有听懂，她可以反复讲四五遍，直到真正听懂为止。有一次，学生们遇到了一道很难的应用题，她在课堂上连续讲了四遍，最后，还是有几个同学没弄清楚。不厌其烦的曹瑾将这些学生全部叫到办公室，一遍又一遍地讲解分析。功夫不负有心人，县里的期末考试上居然出现了一道类似的试题，其他班的学生很少有答对的，而在他们班，却很少有答错的。

“我们老师上课的时候特别认真，课余时间，还给我们过生日，帮我们洗脚，冬天还为班里穿着单薄的同学买棉衣，有个同学头发长了没钱剪，每次都是曹老师带去剪，我们都叫她知心姐姐……”说起曹瑾老师，学生们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2011年4月，班上的几个同学看到曹瑾趴在讲台上，用手捂住肚子，额头上都是汗水。而这一幕，至此变成了常有的“镜头”。学生们争先恐后地给老师擦汗，曹瑾总是忍着疼痛强挤出微笑，“老师没事，你们不要担心。”

“我陪你去医院检查，不然会拖出大病。”“五一”假期，看着好不容易才回一次家的曹瑾吃不下饭，脸色也不好，父亲曹长华也察觉出了问题。

“学生马上要毕业考试，现在太关键了，考试一完我马上就去。”曹瑾对父母说，她手头的毕业班学生考试在即，从学校到县医院检查身体，来回坐车坐船至少要耽搁三四天，很影响孩子们的复习。

一个月后，曹瑾吃饭越来越少，有时一天只能喝下一碗稀饭，肚子的疼痛也越来越频繁。周围的人都劝她去医院检查检查，可是曹瑾算了算，从平河乡小学到医院做检查，来回坐车坐船需要两三天的时间。而对于升学班的孩子们来说，这是耽误不起的，尤其自己所面对的都是大山里的孩子，一次考试就会影响他们的“命运”，她不允许自己在孩子们最关键的时刻“掉链子”。

“我们大山里的娃儿其实并不愚钝，只是由于经济欠发达、教育资源稀缺、家庭教育缺失等原因才让孩子们落了伍，我回到大山深处教书，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带着尊严走出大山，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不能……”曹瑾欲言又止。

这一拖，就拖到了7月，曹瑾终于被“推”进了医院，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恶性淋巴肿瘤晚期。

曹瑾的手术医生张建波遗憾地说：“虽然是恶性肿瘤，但如果在发现肚子疼痛时就及时进行干预、治疗，效果肯定会更好。如今癌细胞扩散，给治疗带来了巨大挑战。”

手术之后，曹瑾依旧很痛苦，学生们的祝福信件似乎就是最好的“止痛药”。

“老师，你一定要好起来喔，我们在教室里等着你。”

“希望老天爷保佑‘老师姐姐’平安无事。”

“老师，我们真的真的好想你啊！”

……

曹瑾说：“我会一直保持现在的心态，与病魔抗争到底。因为活下去，才是给所有关心我的人最好的礼物。如果病好了，我要带上父母，到丽江、、海南……把想要去的地方都游览个遍，实地感受书中所描述的美景，再回到学校，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讲给学生们听；空闲的时候尽量多回家，帮助父母种种烤烟，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

而这一切，都成了最美丽的梦，但是所有人都相信，即使在天堂，曹瑾依旧关注着她最最疼爱的孩子们。

“面对孩子们渴望、期待的眼神，我坚信自己一定会回来。因为许多贫困家庭无力负担这些费用，爱心人士的捐助帮了大忙。我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些爱心捐款能帮到真正需要的孩子。”――孙影

孙影：希望孩子们的笑声震彻山谷

拥有一张小书桌，对于城市里面的孩子来说，是根本不值一提的问题，家长们想的是什么材质对孩子最合适，什么弯曲度对孩子最舒适。

而对于一些偏远山区的孩子来说，如果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小书桌，那就是最美的梦想。

这一次，有人来帮他们圆梦了，这个人就是被深圳人称为大山深处“最美女孩”的孙影。

“让孩子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小书桌”

2010年8月，是孙影在贵州支教的第四个年头。

为了对贫困生进行调查，她奔波在各个山区的田野间。她突然发现，山里爱学习的孩子很多，但是因为没有书桌，只能趴在板凳或炉台边写作业。看着孩子们认真的劲头儿，再看看他们简陋的学习环境，孙影有些难受。

“为什么不呼吁大家给这些孩子捐赠小书桌呢？现在帮助贫困孩子的活动有很多，但资助小书桌的活动还没有。其实，给他们捐张小书桌，就是改善他们的学习环境，也就会改变他们的未来。”“爱心小书桌”的想法在孙影的脑子里慢慢成形。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想法居然得到自己的家乡，深圳市关爱办和《深圳晚报》的积极响应。仅仅过了100多天，“爱心小书桌”活动就正式启动。活动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关注贵州山区贫困生的学习环境问题，市民只需捐出100元，就可以让一位贫困孩子拥有一张梦想的“爱心小书桌”。

或许是想法新颖，这个活动居然得到了企业家、市民、茶友、歌手纷纷援助，100元、200元、500元……活动很快就募得首批1000张小书桌的善款。

2011年3月31日，贵州省大方县羊场镇陇公小学里笑声盈盈。首批“爱心小书桌”终于发放到孩子们的手中，陇公小学的98名贫困学生幸运地成为首批受惠者。

因为交通不便，1000张“爱心小书桌”不能一一运到学生家中，孙影就将小书桌运到大方县的陇公小学、中心小学、陇西小学、石板小学等13所小学，再通知学生和家长到学校领取。

短短半年，“爱心小书桌”活动就筹得善款34万元，2000张小书桌顺利走进了2000名贫困孩子家中。但在孙影的心中，活动不只是为孩子们捐赠一张书桌而已，她还有更长远的规划。

看着孩子们一张张纯真的笑脸，孙影也乐了。“我希望能以小书桌为纽带，在贫困孩子和深圳市民之间牵线搭桥，帮助市民通过小书桌与贫困孩子建立长期联系，实现一对一的帮扶，这样，给予到这些贫困孩子的，不仅仅是一张小书桌，更是一种持久的关怀！”

现在，孙影还在积极筹备“第三批爱心小书桌”的发放，“这次的捐赠地是贵州赤水。预计今年9月就可以发放了”。

“她把五年青春献给了大山”

曹瑾的爸爸是老师，所以曹瑾或多或少受其影响。孙影的原因也是一样的，因为妈妈是老师，她总是希望妈妈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

2005年，25岁的孙影从长春理工大学毕业，与当时很多年轻人一样，她选择了深圳这个高速发展的城市。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报纸上看到招募志愿者赴山区支教的消息，儿时的梦想一下子涌上心头，不由自主地拨通了报名电话，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她居然从80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

2006年8月，孙影义无反顾地放弃了一家高科技公司的稳定工作，远赴贵州毕节大方县大水乡鞍山小学，开始乡村支教。

大方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自然条件恶劣，大水乡更是地处偏远山区，距离县城有3个多小时的车程，是该县最偏远、条件最差的乡。刚到鞍山小学的那天晚上，当地老师和学生都回家了，学校停电，伸手不见五指。孙影躲在门窗残缺的宿舍里，望着黑漆漆的大山，听着呼呼风声、草丛里的虫叫声，害怕得难以入睡。

“那时候我天天哭，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到了这样的地方。你们要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就看电影《美丽的大脚》，真的很像。”孙影说，“学校离大水乡较远，采购物品要去10多公里外的沙厂乡。一日三餐，吃得最多的是当地盛产的洋芋。学校还经常缺水，要跟着别人去很远的地方担水。每天只洗一次脸，更别说洗澡了。”

但是看着孩子们一双双渴望的眼神，她终于明白自己这么做的意义何在。她要告诉这些山里的孩子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她要把自己的知识一点点传给这一张张期盼的面庞。所以当一个学期的支教生活结束时，当有些志愿者“逃难般”地离开时，她却选择了继续守候。

这一呆，就是整整五年。几年来，孙影徒步上千公里，走访了大方县、赫章县等地山区8所贫困学校的300多名贫困生家庭，一方面把需要帮助的贫困生的信息资料，通过朋友传递或者在她的博客，并为他们找到资助人；另一方面，每当遇到爱心人士的定向捐助委托，孙影忙碌的身影又会出现在大山中，按捐助者的要求落实捐助对象。她把每一笔捐赠款都登记好，在博客上公示，并给每一位捐赠者都寄去感谢信。

“正是有了这些好心人的帮助，我能更有勇气和毅力把事情做下去。”孙影说。

直至今天，由孙影牵线、爱心企业解囊捐建的4所希望学校，从选址、施工设计、采购材料、施工监理，到工程验收、落成剪彩，孙影均全程参与、跟踪负责，俨然一个“女包工头”。一位捐款建希望小学的深圳老板坦言：从规划、施工、建成到投入使用，自己从来没有过问也没去贵州现场看过，“因为我信任这个女孩”。

为了保证项目的公益性,孙影拒绝在其管理的公益项目中领取任何酬劳和补贴。5年来,她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还欠下3万多元的外债。

“我每次见了她,都会催促她早点回深圳。”曾担任过大水乡党委书记、现为大方县委常委的沈义勇说，“孙影身体不好,需要好好调养。她都已是过30岁的人了,她有自己的事业,要成家立业呀!你说我能忍心不‘赶’她回去吗?”说到动情处,沈义勇的眼圈发红,双眼湿润。

或许，孙影早就是这里的一员，大人们“赶“她，孩子们却很“粘”她。

又到了开学前夕，孩子们总是挂念着孙老师会不会回来。孙影家里的电话总是会不时响起。

“孙老师，您好不好？”

“孙老师，您还回来吗？”

“老师，您下学期还给我们上课吗？”

……

孩子们的电话里带着深深的期盼，孙影说：“我的朋友和同学都不再相信我的话了，因为我每次都说是最后一次支教，结果直到现在还在坚持。每当看到孩子们希望我留下来的眼神和表情时，我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

“我不忍心丢下这些孩子们。这里的乡亲和孩子给我们的这份情，是用金钱换不来的。贫困山区要想改变落后的面貌必须靠教育，如果没有接班人，只要我能爬得动，就要在悬崖上教孩子们。”――李桂林

李桂林 陆建芬：“悬崖”小学，21年坚守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乌史大桥乡二坪村，海拔1800米。

在这里，有一对夫妇，他们一起坚守了21年。

在这里，他们教书育人，把一批又一批的彝族孩子送出了大山，让他们去更广阔的世界飞翔。

他们就是李桂林和陆建芬。

254个孩子的幸福生活

在李桂林的小本子上，记着自己教过的每一个孩子。到今天，一共有254个。

2011年9月，李桂林和陆建芬的“学校”又要开学了，学校只有两个班，一共70个孩子，这些彝族孩子仍然要通过天梯上山下山来学校上课。李桂林带的是三年级，陆建芬带的是六年级，

这就是传说中的“悬崖小学”――二坪村小学。

“曾经，这里的木梯5米长，崖梯几乎和悬崖垂直成90度，四周没有任何护栏，脚下面就是万丈深渊，不时有松动的碎石落下。往上一踩就让我双腿发麻，有一种高空的眩晕。这样的天梯咬牙挨过了三道，心里还没有恢复平静，突然发现前面竟然还有第四道、第五道，比前三道还陡！”

李桂林原本并不属于这里。他在乡镇教书，那时候的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变化出现在1990年，当地乡干部把会彝汉双语的李桂林请到二坪村小学支教。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天梯是用藤条绑的。”李桂林回忆说，“第一次走进这个悬崖上的村寨，天已经黑了，村民们打着火把来山腰接我，吃晚饭的时候，纯朴的山民宰杀了家里仅有的老母鸡，像过年一样招待我。乡干部说学校因缺教师已经断断续续停学10年了，村子是远近闻名的文盲村，很多村民甚至连钱币都不认识。”

村寨的贫穷落后，孩子们一双双渴望的眼神。让李桂林感到心酸。那一年的九月，他做出了重要的决定――上悬崖当老师！

“对于这个决定，我父亲最初是不支持的，‘去那么艰险、野蛮的地方，你不要命了？我们都老了，要靠你赡养，难道二坪的孩子比你父母还重要吗？’但是我还是狠下心来走了。”这一走，就走到了今天。

21年守护大山孩子

由于停学时间太长，很多适龄儿童需要上学。就过了一年，新问题就出现了，学生增加到了三个班，他一个人根本带不过来。而李桂林也知道：要找到愿意来悬崖上教书的老师，简直比登天还难。他跑遍了县里许多学校，很多人听到“悬崖”就吓得直接摆手。低廉的工资加上恶劣的环境，他很难再找到一个和自己一样“头脑发热”的人。

开学临近，一筹莫展的李桂林把视线转向了同样懂彝汉双语的妻子陆建芬。妻子没有丝毫犹豫，拉着他的手就上去了。

至此，“悬崖”小学创纪录地拥有了两名老师。

李桂林心里很清楚，这里的条件实在是太过艰苦，孩子们对受教育的机会倍感珍惜。山上没有医院，他学会了看病，从老家买来常用药品放在学校备用；山上没有理发店，他就拿来剪刀一点点给学生剪头发；冬天山上冷，没有蔬菜，他和孩子们就连续吃两三个月的酸菜洋芋汤。

就这样，李桂林对这样的生活越来越适应，而对于很多人恐惧的的“天梯”，于他则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然而，即使再熟悉，惊险仍然是时刻存在的。一次，李桂林爬天梯时，藤条突然断了，他的身子不受控制地滑向悬崖，幸好几米处有灌木支撑着他，才捡了条命。看着满脸是血，伤痕累累的丈夫，妻子和他抱头痛哭。

1996年夏的一天，山洪暴发，李桂林去接正在半途中的学生。当他抱着一个小学生过山沟时，一股急流冲来，他踏翻了石头，被滑进沟中。情急下，李桂林用尽全力把学生抛向岸边，自己被急流冲走。可能是李桂林的行为感动了上苍，这一次他的身体被挂在了树桩上，得以脱险。

这样的事情，对于李桂林来说，似乎已经成了“习惯”。

这些年来，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下，学校的条件正变得越来越好。木头梯子变成结实的铁梯，还装上钢筋护栏，学生上山下山安全多了。

2009年9月，社会捐资100万余元修建的新校舍投入使用，操场、教室、洗澡间、厕所都有了，操场上两个钢化玻璃的篮球架成了孩子们的最爱。去年，经过农网改造后，二坪村也通电了。

更让人欣喜的是这学期，在广东某化妆品公司的捐助下，“天梯”小学给孩子们供应“中午一顿馒头”，从而结束了孩子们没有午饭的历史。

李桂林现在是双重身份，除了是老师，还是省人大代表。由于平时忙于教学，到了假期，他就会到周边乡镇去调查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发现还有些地方至今不但没有通路，甚至还没有通水通电，很多人都是在山下挑河里的水吃，为此他在今年全省“两会”上提交了关于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建议。

“悬崖”小学出名后，李桂林和陆建芬有很多机会离开二坪去过更好的生活。但是最终他们还是放弃了，“我们走了就没人来教了，总不能半途而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