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秀的N个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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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这个夏天有13档选秀节目，每个都说自己是“音乐梦想的舞台”。参赛的年轻人不计其数，他们的眼里写满渴望。

人人都有机会

VS 只对A类选手饥渴

莫冰过五关斩六将走到了《快乐男声》北京十强选拔赛时，编导认真询问他的人生故事，知道他有个不太支持其北漂的父亲和一个下岗仍然供他搞音乐的母亲，重点是问出了一个细节：莫冰给父亲唱了一首《北京，北京》后，父亲被感动了，不再像从前那样反对他北漂了。编导想邀请他的父母来观战，顺便给他过生日，莫冰同意了这个温馨的提议。

上台之后，评委们饶有兴趣地问莫冰的北漂经历，莫冰不得不再从头细说一回。当提到那首《北京，北京》的时候，评委提议现场演唱一遍，唱完之后，莫冰没有通过，直到他看了电视，才知道自己有多么微不足道：编导只剪出了他诉说《北京，北京》故事的几句话，拍了他们一家三口落泪离场的身影，就迅速过渡到下一组画面。像莫冰这些人注定只能是背景。

2013年《中国最强音》和《快乐男声》在海选阶段都把选手分为ABCD4个等级：A类选手唱得好故事好，在电视上呈现15分钟，录制2小时左右的素材；B类呈现7分钟，录制1个小时的素材，C类呈现3分钟，D类则是十几秒。莫冰显然只是D类。A类选手极度稀缺。动人故事总是难遇，有好嗓子的歌手便成了壳儿，各色人生故事都往里面装。

选秀节目从来都不只是唱歌，这是制作方早就认识到的。《中国最强音》节目总监夏青在谈到赛制设置时最强调的是“戏剧化”。“好莱坞‘编剧教父’麦基告诉我们，首先不要让你的主人公过上好日子。”所以选手的各种苦情戏呈现在舞台上。

没有规则，没有门槛

VS 算计、黑幕

选秀的招募广告里都会标榜自己“没有规则，没有门槛”，只有投入其中的人才知道，不是没有规则，是规则要自己摸索。选秀节目越来越依赖“推荐歌手”，音乐学院的老师就成为权威渠道，学生们于是结交名师，方法就是“变相贿赂”：上老师收费昂贵的小课。

选秀节目自有一套人际关系规则，“和周围的人不亲密”很容易变成选手的缺点。编导24小时贴身跟拍，事无巨细地记下选手们的台下表现，和同伴或者导师“不亲密”就容易被剪辑出来放大。

2007年《加油！好男儿》十强选手闫安受邀参加了今年湖北卫视的《我的中国星》，2013年6月22日，他在微博上对另一位选手喊话：“不要耍小心机把别人当傻子玩。”闫安所列举的“耍心机”有：“故意唱错选择曲目给我造成选歌错误，假装练不熟歌给我造成紧张感……”

最让选手心寒的是真正的“黑幕”，莫冰就遭遇过。2004年他被选入人声团体组合“M6”，次年在上海参加亚洲音乐节新人歌手大赛。比赛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队长告诉他们：“每个人交3万元就可以进亚洲前三。”队员们没有交，最终的名次是中国赛区第二。但莫冰愿意继续参加“有黑幕可能”的选秀比赛，因为那里通往的还是娱乐圈的中心。

爱音乐，有梦想

VS 名利不是浮云

选秀评委们喜欢问选手：“你为什么来到这个舞台？”选手们的回答不外乎“爱音乐”“有梦想”。但私底下，没有选手会否认自己想要名和利，有了电视这种媒介，获取关注就和名利直接挂钩。2007年闫安初入“好男儿”十强，就被电视的魔力迷花了眼：“出去活动，就有粉丝租车，在选手大巴旁边并排走。一到宾馆，粉丝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的，门口提前站着，选手一出现就给塞各种礼物。”

观众容易把目光集中在决赛阶段的少数几个选手身上，但只要在电视上赢得了关注度，无论离席早晚，几乎都可获利。2012年没有拿到“好声音”冠军的吉克隽逸，现在的商演价格已经超过70万一场。残酷的是，身价的上涨要靠选秀留下的温度来维系。这也解释了“选秀老油条”的生存哲学：通过反复的曝光率增加商演的价码。

每一档选秀节目都会往自己身上大包大揽一些行业责任：拯救音乐、发掘新人、鼓励原创力量。“选秀，就是一个电视节目，一个商品，没有别的。”职业混音师阚欧礼甚至对电视里表现出的“天籁歌声”都没什么兴趣，现在的音乐真人秀录播居多，后期普遍要给选手修饰声音。他听同行说某个“天籁女声”根本就是跑调王。但是，谁在乎这些呢？观众需要填补这个夏天的空虚，电视台广告商需要推销各自的产品，选手需要在名利场上来一场逆袭。

（摘自《看天下》2013年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