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如何应对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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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媒体的透明度加大，“突发公共事件”屡见报端，每每都引起社会的密切关注。如何应对突发事件，是现代社会必须关注的事。
老百姓感受最深的“突发公共事件”,还是2003年的“非典”。 事后总结，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正好发生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挑战总是比准备来得更早。从前以抓GDP增长为主、一切按计划运行的政府机构，必须尽快担当起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职能。非典给了我们的政府一个新启示。
这以后，印度洋大海啸、波及30多国的SARS、禽流感、开县井喷、密云游园踩踏事件、阜阳劣质奶粉、包头空难、辽宁孙家湾特大矿难、吉化爆炸、哈尔滨水源污染停水…… 这种“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更加频繁地进入当下的社会生活。
人类步入“风险社会”
按照学术界广为认可的说法，目前全世界处于现代化后期的“风险社会”时期。当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社会就进入“高风险”时期，各类安全危机的爆发数量持续攀升，进入高发期。这里面有自然原因引发的灾害、灾难，也有人为原因、技术原因等引发的事故，还有自然与人为等共同作用引发的。
近年我国突发公共事件突出，造成的损失惊人：2003年因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和社会安全事件等造成的人员伤亡逾百万，经济损失高达6500亿元，占当年GDP的6％。这还不算各种间接损失。我们身边一个铜川11.28事故，160人失去了生命，不仅使一个国有大矿遭到严重破坏，近两年内无法恢复生产，而且彻底打乱了死者亲人和周边公众生活节奏，使人们的心理受到巨大冲击。
在自然灾害类方面，中国地貌复杂，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发生频度高、损失严重。我国有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数以上的人口、75％以上的工农业生产值，分布在气象、海洋、洪水、地震等灾害严重的沿海及东部地区。受灾害影响的人口大体在2亿左右，占全国人口的1/7以上，自然灾害在中国有着较强的社会性。再加上我国许多地区自然环境破坏严重，潜在的危机有可能随时爆发。而建国以来建设的大量城市防洪防火排水等基础设施，年代久远，老化严重，又缺少及时的维护和更换，安全隐患也很多。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灾害造成的损失也逐步增加。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一般都要超过上千亿元。可以说，自然环境的恶劣以及城市发展历史欠账是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发生的直接原因。
在社会灾害方面，目前中国有着不同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独特国情：经济体制放开后，大众压抑了几十年的小生产欲望如火山爆发，以其丰富廉价的人力资源成了“世界工厂”，私营中小企业汇成大海，发财冒险的计谋夜生日长。 但是人口素质较低，而在这个举国“唯物”的国度里，人们没有信仰压力，不费心感恩，既不敬畏生命、也不敬重自然，喧嚣浮躁的心态，使人变得粗疏草率实用，思想完全被一种裸的金钱地位利益观所垄断。
我国城市化率很快达43%，可城市数量的增加抵消不了流动人员的增长，城市规模急剧扩张与城市安全保障能力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社会贫富悬殊对立，高风险高回报刺激企业采取短期行为，使形形的社会灾害事件接踵而来。
还有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安全生产事故等。更使政府头疼的是社会灾难，比如：执政中腐败不断滋生的压力，失业、无业者的就业压力，股市崩盘，银行坏账加大，致使挤兑变现和疯狂提现购物，金融危机、金融突发事件的压力，有产者施加各种利益相应诉求的政治压力，大量低价出口商品遭受反倾销的国际贸易摩擦涉外突发事件的压力，社保问题，社会治安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带来的群体突发性事件等等。
而全方位对外开放，国际事件和恐怖袭击也极易迅速传递和扩散进来。更可怕的是由于各种情绪的积累，有时往往一个单体的突发事件危机处置不当，极易被放大为群体的社会危机，发生连锁反应。假设松花江污染后哈尔滨全面停水一周以上，一旦发生重大工厂事故灾难、人们纷纷携款出城，再引发金融危机、哄抢市场，有个把心存不满的人在人口密集区爆炸破坏等大型恶性的刑事案件，那就不可想象了。
未雨绸缪应对突发事件
2006年1月8日，国务院正式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各级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都相继了政府和部门预案，针对各类公共突发事件，按照不同的责任主体，由相应的政府管理部门组织预防、第一时间响应处置、信息公开、职责界定和善后工作。
为保证预案的实施，正在编制的“十一五”国家各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建设规划，从机构设置、队伍建设、物资准备、监测预警等应急机制建立、法治的完善等方面全方位地搭建应急管理框架。届时将建成一个全国联网的、能应对国内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统一指挥、结构合理、反应灵敏、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这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与国家的对外国防建设意义相同。为此，国家将不惜投入巨资，致力于全面提高各级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恢复重建、应急保障等方面的能力，实现各地区和各行业信息、队伍、装备、物资等方面的有机整合，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相比以往红头文件，相继出台的各级政府预案和规划都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贯彻“以人为本、公众至上、生命至上”这一现代公共行政的最高原则。四川开县井喷，就是因为当地政府和企业没有合理的处置预案，只想着保油井，井喷失控近18个小时才点火，以致大量含有高浓度硫化氢的天然气喷出扩散，造成了243人因硫化氢中毒死亡、2142人住院治疗、65000人被紧急疏散，酿成了一出震惊世界的人间悲剧。惨痛的教训再次提醒人们：公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当灾难降临时，应对的出发点只能是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这是一个文明社会必然和唯一的选择。
考验政府执政能力
教训还告诉人们，处理中国特色危机的关键，一在反应快速，二在资源整合。有了“上面一根针”，还要理顺“下面千条线”。就绝大多数情况而言，突发公共事件的现场都在基层,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基层干部、群众怎样应对突发事件，对于控制事态、抢险救援、战胜灾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除了各级政府要认真执行各级各类预案，首先在管理层面上避免打乱仗、随意性、主观性、仓促上阵、临时应对的被动局面外，还要在平时面向社会基层经常开展预防、避险、减灾等方面的宣传教育，使社会公众增加灾前防御意识、灾时具备自救和互救以及灾后抗灾救灾的能力。
值得警惕的是一些精明算计已将算盘打在政府救急措施上了。比如，有出海渔民为了降低成本，谎报出海触礁要求海事救援，救援机构将报案渔船拖回港湾，却发现渔船根本没有损坏。
笔者也参与处理过一起上市企业无力偿还金融机构基金，向政府求援的案例。企业说市场变化难料，已连续亏损快被摘牌了，不能按期归还贷款；金融机构说因为无法变现企业抵押的生产线，到期还不了股民本息，恐怕会出现股民挤兑，危机事关社会公众利益，所以请求政府财政支持。本是借与贷双方的市场行为，理应各自承担市场风险，可真面临风险却让政府埋单，很难说双方没有把政府处理金融突发事件的职责做了他们的兜底。因为政府反正不能让股民闹事，害怕酿成金融危机影响社会安定，所以借的敢借、贷的也敢贷，反正都不会破产。
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建立危机处理机制、编制科学的预案、加大软硬件投入，强化培训演练，一系列重大举措使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不会再困难。而且一旦从混沌走向有序，就会发现我国紧急动员能力很强，矛盾不出在应对问题上，而是如何积极预警和危机的常态性防范，特别是针对社会根源的、经济根源的突发公共事件，使一些人类可控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因子在酿成危机前就得到化解。这才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新考验。
但愿天地人与时俱进，生活每天都风调雨顺，社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