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源:我的理想与麻辣烫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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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孤独的时候/走到人群拥挤的街头
是在抗议过分自由/还是荒谬的地球
一个人在创痛的时候/按着难以痊愈的伤口
究竟应该拚命奋斗/还是默默的溜走
只有你会理解我的忧/让我紧紧握住你的手
我们曾经一样的流浪/一样幻想美好时光
一样的感到流水年长/我们虽不在同一个地方
没有相同的主张/可是你知道我的迷惘
――《你知道我的迷惘》(黄家驹)
范小源似乎对父亲有着很大的怨气,他每天做得最多的三件事就是,睡觉,和父亲吵嘴,长久的沉默。
他对现实有着颇多不满,他说:“我讨厌每天一起床,就闻到麻辣烫的味道。”
1
二月末的武汉,细雨迷蒙。
范小源被父亲范志国在门外剧烈咳嗽的声音吵醒,不耐烦地嘟囔两句,翻了个身,拉过被角蒙起头又沉沉睡去。
但是不久他就被门口弥漫进来煤烟味熏得再也睡不着了。这几天一直下雨,堆在屋檐下的蜂窝煤受了潮气,生炉子时总是升腾起大团大团呛人的浓烟。
“你能不能把煤炉子拿远点啊!”范小源满肚怒气地坐起来,冲着门外喊了一句。范志国正蹲在屋外的水池边用钢丝球费劲地刷着铝锅,水流的哗哗声淹没了儿子的声音。
窗外淅淅沥沥下着雨,风将没有栓严实的窗户震得轻微作响,屋子里没有开灯,一切鸽灰仿佛傍晚。范小源仰头看了看对面墙上那个布满油垢的塑料钟:8:13。
四围的早点摊陆陆续续开张,锅盖的开合声、碗筷的碰撞声、男人的喝叱声、妇女的笑声、小孩的哭声此起彼伏,范小源裹着被子坐了一会,索性穿衣服起床。
这是一间不到30平米的低矮民房,原本是单间,被范志国用一块印着龙凤呈祥图案的旧床单隔成两部分,里面靠窗户的地方摆着范小源的床,外面则是他和妻子的房间,一顶40瓦的灯泡,一个旧衣柜,一个扶手和靠背部位磨破露出暗黄色海绵的人造革沙发,一个二手市场淘来的小电视机,几张桌椅板凳,熏黑了小半面墙的煤气灶台,还有墙角零乱堆着的一些杂物,除此之外再无多余摆设。
范小源拿起毛巾走出去在水龙头下接水胡乱抹了把脸,刺骨的水温一下让他精神了许多。在那件颇为宽大且布满皱痕的黑色风衣的筒罩下,这个刚满二十岁的少年看上去有些佝偻而瘦小。细长而浮肿的单眼皮,零星散落在两颊上的雀斑,一冷就发红的鼻头,一缕一缕耷拉在脑门上的头发,不高的个子,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一些。
范志国正在往炉子上的铝锅里一瓢一瓢加热水,一时间水雾蒸腾。范小源一边用手扒拉脑袋后面睡得有些翘起来的头发,一边甩着毛巾往屋里走,此时他的母亲梁秀玉正坐在门口的挡棚下往那些不锈钢的小盘子上套塑料袋。
2
范志国一家祖籍江西省吉安市官田乡,祖父一代曾是当地有名的私塾先生,“据说当时吃饭都是用的银筷子”,范志国向记者说起这段传说中的家史,依旧语带自豪。他当村办会计的父亲在中被打倒,理由是“孔的小崽子”,念完小学五年级的范志国被迫回家帮忙务农。1983年,刚满18岁的范志国与大舅南下武汉淘金。
范志国做过货车司机、贩过瓜果,甚至倒腾过建材生意,最终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归结起原因,他的妻子梁秀玉瘪瘪嘴:“太老实。”这个精瘦的江夏女人20岁不到即嫁给范志国,“当初就是看上他的老实,嫁过来的时候他家唯一值点钱的东西就是一辆破自行车,凤凰牌的。”
由于做这些小本生意居无定所,范小源出生两个月就给抱到了江夏的外婆家,夫妻俩闲暇时就提些东西去看望,顺便交上下个月的生活费。直到13岁,范小源才被接到他们身边生活,也是从那时候起,范志国才开始做现在的生意----麻辣烫。
从汉正街角的一辆小推车做起,范志国的麻辣烫生意一做就是七年,最辉煌的时候他曾在那里拥有过一家店面。“40多平米,比这个要大得多”,范志国向记者比划到,“前面放着6张小桌子,里面还有个大点的包间,菜就串好摆在旁边的架子上,客人想吃什么自己拿。”
两年前汉正街街道整治,范志国不得不辗转找到了现在这块地方――武昌某高校旁的“唐人街美食城”。与其称其为“美食城”,不如说它是一条小巷子――短短不到两百米的一条路被星罗密布的小摊位分错占满。
范志国的摊位就在巷子口的第一家,他在租下的民房前用一块崭新的油麻布撑起一片遮阳棚,下面是八条矮桌子围成的一个长方形,中间摆着一个巨大的炭炉子和铝锅,里面熬着麻辣烫的汤料。做生意的时候范志国就系着围裙站在那些桌子中间的铝锅旁边,听坐在周围辣得哼哧喘气的学生们喊:“老板,两串白菜!”“老板,一串丸子!”
麻辣烫生意的高峰期集中在晚上,中午和下午放学后也会有一拨一拨的学生过来,其余时间则零零散散来几个散客。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范志国便会喊坐在屋子里看电视的范小源出来帮忙给学生们摆碗筷和加辣椒酱,通常要喊上几遍才能看到他趿着拖鞋一脸不耐烦地走出来,而且翻找碗筷时总是弄出很大声响。
“一张臭鱼脸。”范志国说,“迟早要吃亏的。”
3
“这孩子以前不这样的,”梁秀玉对记者说,“他小时候,真的是非常乖的。”
梁秀玉还记得范小源小时候的样子,“白白胖胖的,穿着汗衫和小短裤,系着红领巾,趴在外婆家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安安静静的写字。”
回忆起这些的时候,这个脸上刻满生活艰辛的女人低头一笑,目光一下子变得遥远而温柔。
对儿子颇多不满的范志国在说起这些时语气也柔和下来,“他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去参加家长会,班主任当着全班家长的面对我说,‘你儿子以后一定会出息’。”
那是范志国到现在为止唯一参加的一次家长会,还是因为范小源考到年级第一的奖励。以前他和妻子忙于生意,一直都是外婆代为参加,后来儿子转到武汉读书,则是由妻子做代表,还是有空的时候才能去。
在梁秀玉看来,儿子的急剧变化是在转到武汉读初中之后。出于对儿子不在身边长大的愧疚,夫妇俩“找了很远的关系”,以每年2000的借读费将儿子安插在武昌一所还算不错的初中读书,希望他“能和这些城里孩子一样得到好的教育,将来考个大学,出人头地。”
然而不久梁秀玉就发现儿子变了,“不爱说话,老发呆,脾气也越来越大,经常为了一些小事发火。”
作为一个清晨就要起来帮丈夫摆摊,夜晚还要忙于一家人饭食,缝补浆洗的中年妇女,梁秀玉无暇顾及儿子心中的微妙变化,然而她却清晰的记得一件事。
那是个周末,因为不远在办一个露天的服装展,那天的客人特别多,临近中午的时候麻辣烫店里涌进很多人,正坐在角落里写作业的范小源忙合起课本起身帮忙。
门口突然有个小男生喊范小源的名字,“是个长得白白净净的小孩,和爸爸妈妈一起,穿着带钩钩的衣服,蛮精神”,梁秀玉边说边用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下,但想了半天也没想起那个“钩钩”到底是个什么牌子,“总之肯定很有钱啦。”
范小源有些不好意思,但是还是过去和小男孩打招呼,“估计是同学”,梁秀玉猜测,于是也赶紧邀请他们一家过来坐。在梁秀玉转身找开水瓶倒水的时候,她突然听到小男孩妈妈低低的说:“走吧,脏。”
“当时他(范小源)脸就红了,咬着嘴巴半天没吭声。”梁秀玉说,“那家人走了好远,他突然小声骂了一句,‘脏你妈*’。”
那是她第一次听到儿子说脏话。
4
范小源的中考成绩一般,由于学籍还在江夏区,为了让他进武昌的某普高,范志国一家又折腾了很久。
那所高中实行封闭式管理,学生基本上都是住读,平时不允许离校,两周放一回假。
“他每次回来总是提着一大袋要洗的衣服,书包里却空空的,偶尔才有两张卷子,也不见他做。”梁秀玉说,她突然为儿子的这种变化感到不安。
直到有一天,梁秀玉在洗衣服时从儿子的裤兜里掏出了一盒已经被泡软的烟,拿给丈夫看,当时正在门口绑扫帚的范志国吭哧吭哧喘了两口粗气,二话不说跨进房里对着正在看电视的儿子抡起来就是一下。
扫帚上的铁丝还没理平整,打过去的时候把范小源的后颈刮了很长一条的血印,当时是夏天,伤口溃烂了很久才好。
高二上学期的一天,范小源突然脸色铁青的回家,对父亲说:“老师要你去一下。”
这是范志国自儿子五年级之后第二次去他们学校,却不是去参加家长会,而是直接被带到了校长办公室,那个“看起来慈眉善目”的老校长隔着办公桌对范志国说:“把你儿子带走吧。”
范小源当时被班主任领着站在门外,没有看到里面发生的一切,他只听到先是低低说话的声音,然后带点哭腔,最后有声闷响,之后是长久的沉默。
父亲出来后范小源以为他会扇自己两巴掌,然而范志国没有,跟儿子的班主任点头示意了之后,他小声说了一句:“走吧。”却没有看范小源。
从学校回家需要转车,那时候正是十月最热的时候,父子俩沉默无声地站在正在修路的站牌下等车,下午三点的太阳像毒箭一样的射在地上。一辆529过来,范小源刚要抬脚,范志国突然说了一句:“再等等,这是空调车。”
范小源说,那是范志国那天对他说的唯一两句话。
5
对于某些好事的邻居们询问范小源退学的原因,范志国一家出奇一致的保持了缄默。
“不是读书的料。”梁秀玉讪讪地笑笑,这是给予最多的回答。
范志国现在所在的美食一条街本是武昌三环线旁边一个偏远湖区,却因为接二连三的建起大学而逐渐繁华起来,房子的租金也开始水涨船高,这间不到30平米的民房就是范志国以400块的价格租到的,房东还嚷嚷着要涨价。据隔壁那个在这边已经卖了五六年鸭脖子的讲,原来这样的房子“100块都可以租到。”
然而范志国还比较满意,因为学校边上的生意比较好做,“这里学生多,又肯在吃上花钱。”
这是一所一级大学下属的独立学院,一些高考成绩不佳而家里又有能力负担这里动辄上万学费的学生们聚集于此。学生们的到来让这个原本黄土一片的国道突然热闹起来,周边的歌厅、餐馆、钟点房和小吃摊也雨后春笋一般地冒出来。
范志国的麻辣烫素的5毛,丸子和鸡柳之类的肉类1块,捎带卖点啤酒和饮料,以平均三分之一的净利润算,他一天基本能卖出100多块,一个月就是3000多,这对于他们一家来说,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收入。
最让范志国自豪的是,他已经在江夏替儿子买了座93平米的房子,“付了6万首付,正在还贷,08年跌的时候买的,2700多一平米,现在都涨到三四千了。”
说到这里,他又有些忧心:“贷款是20年的,一个月1000多,现在我们两个老的做得动,还可以帮着点忙,要是哪天没了,他怎么办。”
6
范小源从学校回家后就一直赋闲在家,期间姑父给他介绍过一个在正规酒店当门童的工作,却因为身高没有达到别人要求的“必须1米72以上”而被退了回来;后来他跟表哥去过丝宝集团应聘仓库管理员,也因为没有高中文凭被刷下来。
旁边有家饺子店的老板和范志国交情不错,问范小源愿不愿意去他那里打下手,一个月八百管中饭。梁秀玉喏喏着答应,范小源却黑着脸穿着拖鞋啪塔啪塔进屋,重重地摔上了门。
“个狗崽子!”范志国冲着屋里大声骂:“还有端盘子的大学生,你为什么不能?”
范志国对于儿子颇有些无可奈何:“小的时候在外婆家被宠坏了,心气高,又懒得做事,小孩子就不能给老人带。”
今年过年的时候范志国一家回了趟江夏,因为买的那新房还是毛坯,一家人住在了外婆家。外婆对他们一家的到来很是高兴,把范小源拉到身边瞧了又瞧,一口一个我的乖乖。
初三上午,大舅领表哥过来拜年,刚刚参加工作的表哥提了一大箱牛奶和桂圆。发红包的时候他看了一眼范小源,迟疑了一下,然后拿出钱包翻出50块钱,范小源坚决不了肯要,被硬是塞在了裤兜里。
过年回家后不久,范小源突然跟父亲说他想做点生意,夫妇俩很高兴,给了儿子500块钱,让他去汉正街批点小件东西回来先卖着试试。范小源出去了一天,下午提着两旅行包的文具回来,兴奋地跟父母说那人跟他算的特别便宜,一个本子批发给别人8毛,给他才6毛。夫妻俩觉得不对劲,把包包里的东西清点出来看,果不其然,标着240根的笔芯盒里实际只有不到100来根,而范小源看也不看的进了10来盒,东西还没卖出去,钱却被别人骗去了一半。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范小源主动要求和父亲一起喝酒,“不到三杯两个人就醉了”,梁秀玉说,喝到最后,范小源大哭了一场。
7
那些批发回来的文具到现在还放在范小源的床底,他也从此开始了标准的“宅男”生活。
他每天都会睡到自然醒,当然在这个早点摊集群的巷子里被吵醒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冬天或者下雨的时候他会在被子里待更长的时间,每当范小源揉着惺忪的睡眼出门洗脸,范志国都会没好气地骂一句:“躺尸!”
心情好的时候范小源会主动帮母亲洗一下菜,或者把切好的菜按份串在竹签上。他明显对母亲要亲近得多,母子两个一起做事聊到高兴的地方范小源还会露出少有的笑容。
范小源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坐在门口听大学生们叽叽喳喳聊天,有时候听得入神,他会忘记帮忙去收拾那些前一拨学生吃剩下的碗碟,范志国喊上几遍就会吼:“像个游魂!”
父子俩似乎从范小源退学起就积起了深深的怨结。“就没有一天对儿子好好说话的,”梁秀玉说,“孩子小的时候打,现在孩子都这么大了,又开始骂。”
“你还晓得他这么大了,”范志国一激动起来嗓门就大得吓人,“都快20了天天窝在家里吃喝拉撒,你说我烦不烦!”
听多了父母这样的争吵,范小源筹划着想去广州,但是这个想法一经说出就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我同学说那里钱好赚,来得快,很多小学和初中没毕业的人都成了大老板。”范小源说。而范志国对儿子的这个说法嗤之以鼻:“人家那些老板是因为脑子活,又肯做,像你去了给人家提鞋人家都不会要。”
“你晓得?”范小源显然对父亲的这个说法很羞恼。
“好,那你自己说,你去了想做么事,或者说,你能做么事?”
范小源不吭声了。
父子之间为此爆发了长时间的冷战,一直护着儿子的梁秀玉这次破天荒的站在了范志国这一边。“儿子自小就不是在我们身边长大,现在才回来没几年,我不想他走,而且他才刚二十岁,什么都不懂,在外面肯定受欺负。我们还是希望他在武汉找个工作,钱多钱少都不重要,慢慢干着就行。”
范小源好像很不喜欢母亲这样说,压着声音吼了了一句“我自己晓得,你们乱操什么心”,转身钻进了屋子。
不过一会儿,屋子里传出了范小源的哈哈笑声,那台21寸的小电视机正播放着电视剧《奋斗》,陆涛那句“让他把遗产打我卡里”,范小源觉得很搞笑。
“喜欢看这个电视吗?”趁着放片尾曲的时候记者问他,“还可以,”一直沉默的范小源少有地笑了,“蛮好笑的。”
“里面的哪个角色,你最喜欢哪一个?”范小源想了想,说:“都不喜欢,他们的生活太假,理想实现的太容易了。”
“你觉得理想应该怎么实现,或者说,你的理想是什么?”
范小源似乎不怎么想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还是仰起脑袋思考了一会,然后低头用指甲抠弄遥控器上的按钮,“我也不知道,”他顿了一下,“不过,我的理想与麻辣烫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