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妹儿闯出国际劳务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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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名小裁缝到服装厂老板，再到服装技校校长，她用了20年。这期间，她的足迹从重庆铜梁县飘到云南、深圳，后来飘洋过海，在太平洋上的塞班岛打起了洋工。最后，她用一双勤劳的手为众姐妹搭起了一条出国的桥……
从帮工到老板
她叫刘远兰，出生在铜梁县旧县镇石碾村一个贫困的家庭。1979年，刘远兰初中还没毕业就辍学回家，到二哥在云南个旧开的缝纫店当学徒。
经过几年勤学苦练，刘远兰的缝纫手艺在当地小有名气。1982年,年仅16岁的刘远兰决定另起炉灶。起初，当地人见她这么年轻，不愿光顾她的缝纫店。她就厚着脸皮去抢二哥的业务。渐渐地，当地人熟悉了这个勤奋的小裁缝，刘远兰的业务逐渐多起来。但这样的单打独斗，刘远兰并不满足，她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
1988年，二哥应聘到深圳一家大型服装厂当主管，刘远兰跟着二哥在厂里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在这里，刘远兰比其他姐妹都更用心更刻苦，很快学会了制衣车间的整套技术。
两年后，兄妹俩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本钱，便回到铜梁老家。那时，刘远兰的三哥刚刚大学毕业，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兄妹三人一商量，凑足十余万元，大胆承包了当时濒临倒闭的铜梁县乡镇企业局丝织公司服装厂厂房，开始批量生产服装。那个深埋在刘远兰心中的梦，终于越来越真实地向她逼近。
在与服装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兄妹三人发现服装行业技术工人缺口很大，一些企业老板希望他们能代为培训技术工人。1991年，兄妹三人创办铜梁县服装学校，一边办工厂，一边进行缝纫工培训。
只身出国打洋工
1996年6月的一天，三哥兴冲冲地拿出一张报纸，嚷嚷道：“我们培训的学员既然可以南下江浙，为什么就不能出国？”三哥这么一提醒，刘远兰仔细一看，只觉得眼前一亮，高兴地说：“美国塞班加龙服装厂正在招工，我们何不让学生去试试？”刘氏兄妹说干就干，立刻电话联系上了这家公司。
没过几天，在重庆国际劳务公司经理的引领下，两名金发碧眼的外国老板如约来到学校。一场真刀真枪的擂台赛在学校制衣车间摆开了架式。
25名学生依次进行穿针、踩车实作。考试看似简单，几分钟内就可完成，但看了25名学生的实作，外国老板神色凝重地直摇头。
“让我试试看！”在一旁看到自己的学生全军覆灭，刘远兰有些沉不住气了。只见她镇定地来到一台缝纫机前，不用工具，徒手穿针，上腕针、下腕针瞬间完成，平车、边车手法娴熟，整套过程费时不到学生们的一半。外国老板竖起了大拇指，直呼：“OK！”
刘远兰露这一手，原本只想挣回学生丢失的面子，并没有出国的打算。然而，外国老板对她非常满意，当场圈定了她。出国手续很快摆在刘远兰的面前。用工方承诺按时计酬，每周工作5天，每天8个小时，每小时薪水2.95美金，加班按1.5倍计酬，包吃、包住。
虽然条件诱人，但年迈的父母坚决反对。三兄妹觉得，这倒不失为一条培训输出学生的好路子。“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刘远兰决定出去闯一闯。
怀揣着三哥塞给她的1.2万元钱，刘远兰踏上异国之旅。加龙服装厂位于太平洋塞班岛，这里四季如春，但刘远兰却无暇欣赏美景，一头扎进了工作。
为了学到一套成熟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她每天干完8小时规定的工作，还常常加班到深夜。到工厂的第三个月，刘远兰的工资就排在同工种工人的前面了。
用双手搭起一座“金桥”
虽然远在他乡，刘远兰仍不忘当初和哥哥开办的学校，仍不忘那些在贫困线上挣扎、只懂些简单缝纫技术的姐妹。她时常通过电话与二哥、三哥联系，告诉他们该如何有针对性地培训学生，用越洋电话为学校传经送宝。
刘远兰入厂仅半年，就以优秀的表现赢得厂方老板的信任。在刘远兰的游说下，老板答应再到铜梁县服装学校考察一批工人。因为有了她搭桥，学校开始订单式地向塞班岛输送服装工。
1997年2月，在第二批20个到塞班岛的出国务工人员中，就有刘远兰的丈夫周远荣。周远荣此去塞班岛，除了照顾妻子刘远兰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取经。夫妻两人发现，国外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很大，仅在塞班岛，就有外来劳工4万人，其中中国人占1/4，而重庆在当地打工的也有数百人。
2000年合同期满，刘远兰和周远荣回到重庆，两人用打工赚到的80万在潼南县创办了一所职业学校，专门教人打洋工。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后，夫妻两人手把着手，每年将200余名服装工人输送到国外。
2007年8月，从美国塞班岛上打来的一个越洋电话，让刘远兰思绪万千。
这个电话是自己的学生江碧华打来的。她在电话里动情地说：“刘校长，谢谢你了！我每月能挣上1000余元美金，可以很快还清欠你的借款了，可是我一辈也还不清欠你的情。”
在刘远兰的印象中，江碧华的家里十分贫困，其母亲长期卧病在床，一家人的生活全靠父亲挑着水果担走街串巷叫卖挣点钱。江碧华刚一进校门，刘远兰就免去她的部分学杂费。临近毕业时，江碧华实在缴不上生活费了。她的父亲打算让江碧华辍学，不然只能从家里拿米来冲抵生活费。刘远兰二话未说，当即决定免了江碧华的全部生活费用。学成毕业时，江碧华也想出国打洋工，但需要预缴一笔上万元的相关费用。在这个节骨眼上，刘远兰再次向江碧华伸出援助之手，主动提出为江碧华担保贷款缴纳费用。通过用工方的考试，江碧华最终如愿登上塞班岛。
刘远兰已记不得向多少即将断炊的学生伸出过援助之手，说到自己的学生，刘远兰不无感慨。到她办的这类学校来就读的，都是家境不太好的农村孩子。“看到他们，就看到了我从前的影子。”刘远兰说，这些孩子能吃苦，有上进心，理应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过上好日子，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能为他们提供一点帮助，自己很满足。看到自己的学生大把大把地挣美元，刘远兰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成就感。
“只要找对门，出国务工确实不失为农民工的一大‘钱途’。”刘远兰说，她最大的理想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农民工走上这条致富的道路。
从一个打工妹的事业看发展开放型经济
一个打工妹和发展开放型经济似乎扯不上什么关系，但打工妹刘远兰探出一条出国务工的路子后，每年可以输送200余名服装工人到国外务工，按每人每月1000美元计算，每年就可以挣到200多万美元，难道这不是一笔可观的“开放型经济”？
发展开放型经济，眼睛既要盯住大企业、大项目、大订单，但也不能忽视像劳务输出这样的“小买卖”；发展开放型经济，也绝不仅仅是政府官员、企业老板的事，用刘远兰的话说，“只要找对门”，人人都可以作贡献。
重庆最富裕的资源是劳动力。特别是在边远山区，如果不开发、利用好数量庞大的劳动力，富裕的劳动力就会变成沉重的社会负担。刘远兰仅仅教会农民孩子一点缝纫技术，就让他们找到了出国务工的门，这无疑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如果重庆农村的所有劳动力特别是新增劳动力都有一技在身，都能找到致富的门，重庆的“三农”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重庆的城乡统筹不就指日可待了吗？因此，把劳务经济作为第一经济，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大力开发劳动力资源，既不失为一条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现实路径，也不失为一条统筹城乡发展、根治“三农”顽症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