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和计生管理体制需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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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人口数量压力已相对减轻，但人口老化、男女比例失衡等问题却开始浮现。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即将达到总人口的1／5，“未富先老”将成为我国不得不面对的重大命题。

人口问题面临障碍

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日前召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人口计生网络发展研讨会”上指出，本世纪上半叶，我国将迎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人口高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还面临着观念和体制上的障碍。

张维庆认为，未来十几年，我国人口惯性增长势头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万－1 000万；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难以适应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大，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社会保障面临空前压力；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流动迁移人口持续增加，对公共资源配置构成巨大挑战；城乡、区域差距继续拉大，贫困人口仍然较多，成为制约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人口安全风险不可低估。

他强调，统筹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解决观念和体制上的障碍。他说，目前体制上的障碍主要是：人口发展宏观调控和公共管理机制不健全、有利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与人口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流动机制不健全，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难以适应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难以适应以人为本、群众需求多元化的要求。

现行生育政策暂且不动

张维庆列出了当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是：努力稳定低生育水平；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建立以流入地管理为主、流入地与流出地相配合的长效机制，提高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水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制定实施“十一五”人口发展规划。

他称，为完成上述任务，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对于明显加快的老龄化进程，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认为，首先，现在中国的老龄化问题，直接原因是老年人口规模庞大、数量过多，与人口年龄结构关系并不密切。控制出生人数，等于减少60年后的老年人口数量，有利于老龄化问题的缓解；而主张放宽生育政策，只会加重老龄化问题。其次，目前我国的年轻劳动力已经过剩，并将持续几十年。主张提高出生率，提高年轻人的比重，可能增加失业人口的数量，加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不平衡状况，这不仅无助于老年人的养老，反而会从老年人手中争夺资源。他说：“人口数量过多仍然是中国第一位的人口问题，人口结构是第二位的问题，现行的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动摇。”

面对人口政策调整的声音，张维庆指出，生育政策的调整是和人口发展的规律紧密相联的。在未来生育政策的调整上，我国必须遵循“整体稳定，适度微调，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进行科学周密的研究，避免人口增长的大幅度反弹。

调整结构为主控制数量为辅

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日前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新书会上表示，一味减少人口数量规模不一定是好事，我国应适当适时调整人口政策。他表示，2030年以后，我国人口条件将发生巨变，与印度相比，劳动力减少会使中国在国际经济发展竞争中处于劣势，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人口负增长”是一条底线。

胡鞍钢认为，人口的多少，不取决于人口规模，而取决于人类发展水平。他提出，我国今后人口政策的目标，应逐步转变为以调整人口结构为主、控制人口数量为辅。

胡鞍钢称，在人类发展指标(HDI)水平极低情况下，人多必然是坏事――既是发展的包袱，也是社会的负担，而当HDI达到高水平，人多必然是好事――既是发展的来源，也是发展的财富。从中国长远发展趋势看，当HDI逐渐进入高水平，人多就可以从坏事向好事转化、从人口包袱向人力资源财富转化。

他表示，一味地减少人口数量规模不一定是好事，我国过去的人口政策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完全是迫于人口数量压力，目前人口数量压力减轻了，但例如人口老化、男女比例失衡等问题开始浮现，人口政策面临条件已发生变化。同时，我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历史长期积累的问题，不可能用短期政策就能调整过来。

现在看来，我国至少需要花两代人的时间才能调整过来。从人口自身发展的特点和政策调整作用所形成的逻辑可能是：先严格控制一代人，后主动调整一代人；先控制人口数量，后调整人口结构。因此，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应逐步转变为以调整人口结构为主、控制人口数量为辅，逐步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

未来生育政策需动态调整

尽管学者们无法就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数据达成共识，但有一点是几乎没有争议的：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有专家称，一些地区可能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到“超低生育率”(多数学者界定为总和生育率低于1．3)的风险型人口阶段。

在北大人口所乔晓春教授看来，从长远看，理想的人口结构应该是稳定在更替水平时的人口，即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零附近波动。考虑到中国人口基数大的特定状况，人们希望人口达到峰值时的规模不要太大，甚至希望尽可能小一些。另外，必须在人口达到零增长以前生育率有所回升，避免出现过于剧烈的人口负增长惯性。

从现在开始，最多不超过10年，中国面面临着提高生育水平的选择。乔晓春说，“我们选择的时机不完全取决于目前我国的生育水平，更取决于无限制情况下，群众的生育意愿是在什么水平上。如果群众的生育意愿已经显著低于更替水平，那就意味着即使放开政策也很难使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人口有一个规律，当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再来解决，可能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他强调，我们现在的任务不仅是要搞清目前的真实生育水平，更要实时地检测群众的生育意愿，从而使我们不至于错过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

(摘自9月5日《中国改革报》记者薛秀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