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至唐宪宗时期山南东道的商业发展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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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中期，北方商业遭受战乱的破坏，而南方的商业则保持稳定并持续发展，商业城市也开始了向南方转移，山南东道地区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新的商业中心。山南东道地区由于长江横贯其东西，顺江而下则可联系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又有汉江流经其地区，北行可入关中、洛阳。处于这种南北十字交通要道上，从而促进了山南东道地区商业的发展和繁荣。
Tang suzong to Tang Xianzong period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Shannan Prefecture
Wang Xuehui
( the first secondary school in Zhungeer Qi, Inner Mongolia, Erdos, 010400)
【Abstract】 during the Mid Tang Dynasty, the northern commercial suffered war damage, while the southern business remained stable and sustained development, the commercial city began to south, south of host area in this period also appeared new commercial center.Shannan region because the host across its thing, down the river to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Hanjiang River flows through the area and, in Guanzhong, Luoyang northbound..In the north and South cross traffic,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Shannan host areas of commerci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Key words】Shannan host; Tang suzong to Tang Xianzong perio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唐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国家的统一，政府十分重视交通的建设和管理，使得全国的交通四通八达，以都城长安为中心向外辐射，直至全国各地，各地也以州郡为中心向邻近地区延伸，山南东道地区处于唐代两京的南部地带，地跨长江两岸，腹地有贯穿南北的汉江交通动脉，陆路和水路交通都十分发达，从而大大加强了其内部各地之间以及与其它地区的联系。这时期山南东道地区的交通路线主要有以下几条：
武关道，是关中通往山南东道地区的主要交通线。它从长安南下越秦岭，经商州，出武关，至襄阳的一条驿路，因此路途径商山，故也被称之为商山道，沿此路亦可以由襄阳到达荆州甚至沿汉江而下通往江南及岭南地区。这一时期由于东南漕运阻绝，江南地区的租赋只有由长江、汉江溯流而上，再由陆路通过秦岭转运长安。正是由于其处于转输的交通干线上，这时期唐廷把这条要道视为次路驿，史载“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①。这时期唐政府也注重对这条道路的整修，史载“贞元七年（791年）八月，商州刺史李西华请广商山道，又别开偏道，以避水潦。从商州西至蓝田，东抵内乡，七百余里皆山阻，行人苦之。西华役功十余万，修桥道，起官舍。旧时每至夏秋，水盛阻山涧，行旅不得济者或数日，粮绝无所求籴。西华通山间道，谓之偏路，人不留滞，行者为便”②。此道还在唐宪宗时期进行过较大整修，元和八年（813年）树立在商州的《唐新修桥驿记》载“韦行俭撰，柳汉正书”③。虽然碑早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我们以此可以依稀看到当时修路的壮阔场面。
东都洛阳至山南东道地区的道路，此道从洛阳南出伊阙关至汝州，南行经邓州、襄州而到达荆州。乾元二年（759年）郭子仪与安庆绪战于愁思岗，兵败，“东京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汝州刺史贾至奔于襄、邓”④。此亦是洛阳南至襄阳，从而经汝州、邓州之明证。此外，这条道路亦可以南至荆州，过三峡北岸而达巴蜀地区，杜甫曾记载“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⑤”之句。
还有一条上津道，即从长安南下，陆行经商州上津县，然后改由水路顺汉江而下可达江南和岭南地区。安史之乱使得长安一度沦陷，江南物资“皆自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道路无壅”⑥。后来，建中四年（783年）由于叛将李希烈据邓州，不得已而为之，史载“希烈使其将封有麟据邓州，南路遂绝，贡献、商旅皆不通。壬寅，诏治上津山路，置邮驿”
⑦。这都是在武关道不通的条件下，作为辅助运路而使用的。在这一时期，经上津路北上的道路不仅有由上津路经商州至扶风的路，而且还有经上津路至商州再运至洋川、汉中，复转运扶风的道路⑧。上津路的开通可以说是成为了山南东道地区联系北方地区的良好补充。
总之，在唐肃宗至唐宪宗时期经山南东道地区的道路，与其周围地区，北通东西两京，东可达长江下游地区，西抵巴蜀地区，南至岭南甚至广州的水路交通网络已经形成，处于这种南北十字交通要道上，有利于商旅的往来，从而促进了山南东道地区商业的发展。
2.山南东道的商业繁荣
由于具备这样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该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才使得山南东道地区的商业日益繁荣，逐渐成为了长江中游最繁华的地区，南北贸易的商人集于这一地区，从而大大促进了本地区商业的发展。唐肃宗至唐宪宗时期，山南东道地区商业繁荣的重要表现即为境内几座城市的繁荣，特别是这一地区的重要城市荆州，史载“荆州上游，襄阳冲要，北据汉沔，利尽南海，连缀吴蜀，非才勿居”⑨。荆州还是东西水运和南北陆运的交汇处，唐人宋之问曾说“南荆乃九都之会”⑩。这使荆州成为了这一地区最为繁忙的商业城市。早在唐前期，《法苑珠林》就已经记载了有广州商人，乘船北上，“不久遂达渚宫”。这一时期又有“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的诗句，说明荆州的珠宝生意比较繁荣。杜甫也有很多关于吴蜀物品在荆州中转的诗句，如“众水为长蛇，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我今远游子”。这时期除了荆州外，重要的城市还有襄州、夔州、房州、朗州等。作为江汉漕运线上的枢纽，襄州的商业也得到了迅速的提升，刘禹锡诗句中的“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窦巩“烟水初销见万家，东风吹柳万条斜。大堤欲上谁相伴，马踏春泥半是花”等等，都生动地描写了襄阳城西大堤的一片繁荣景象。夔州作为三峡门户，商业也比较繁荣，“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另有诗云：“吴樯楚柁牵百丈，暖向神都寒未还”，“舟人渔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泪满襟”。房州的竹山县因傍汉江而成为“舟船往来，商贾所凑”之地。据沅水入水口的朗州，从荆州至潭州，西南至黔中，以及从岳州走水路达西南地区，皆须通过该州，城外的市桥步尤其繁华，刘禹锡称“家家竹楼临广陌，下有连樯多估客”，及“拥楫舟为市，连甍竹覆轩”。由此可知朗州商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这一地区旅馆业的兴旺，开元年间这一地区就开始广造旅店，“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到了这一时期，旅店业进一步发展，不仅有接待上客的五花馆，如《南部新书》载“荆南城中旧有五花馆，待宾客之上地也。”还有比较简单的乡野小店，如戎昱《过商山》诗云：“雨暗商山过客稀，路傍孤店闭柴扉。卸鞍良久茅檐下，待得巴人樵采归”。可以说，这时期旅店业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地区商业的发展水平。
商业的繁荣促进了这一地区草市的兴盛。这一地区交通以水运为主，特别是此地区众多水运线上的津埠渡口，既是舟船停泊之地，又是水运与陆运的交通枢纽，同时往往还是官家传驿所在地，因而往往形成行旅辐辏、商货聚集，成为草市繁荣的理想之地，故唐人有“关必据险路，市必凭要津”之句。杜牧记载此地区大量存在的草市，“水劫不便，逢遇草市，泊舟津口，便行陆劫。……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及“今在郢州汩口草市，绝俸已是累年”。荆州附近著名的沙市虽然不是以草市命名，但是实际上也是一个初具市镇规模的草市，草市在这一地区的大量存在也吸引了大量富有的商人在此地区定居，从而反过来有促进本地区商业的发展。
商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城市市民文化生活的活跃，《太平广记》载“江陵旧俗；孟春望夕，尚列影灯。其时士女缘江，阗纵观。子牟客游荆门，适逢其会。因谓朋从曰：‘吾吹笛一曲，能令万众寂尔无哗。’于是同游赞成其事。子牟即登楼，临轩回奏，清声一发，百戏皆停”，从中可知荆州城的繁华状况，这一地区夜晚的影灯和百戏活动显然是城市市民文化生活活跃的最好体现。
总之，本地区早期商业活动虽然主要是依靠来往于此地区的商人，是为这些外地商人驾船招待他们住宿而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地商人买进卖出带走一些商品的同时，也促进了本地商人的迅速成长，他们也把所得的商品积极地贩往各地，从而更快地带动了本地区商业在这一时期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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