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私塾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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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学校不应当居于垄断地位，教育内容也不应当由国家统一规定。父母才是教育制度选择的主体，国家只有协助父母们的义务，而没有对父母们指手画脚的权力。

在美国，古老的“私塾”似已被很多有识之士视为替代效率低下之公立学校的重要出路。

有人类就有教育，因为，人之为人的关键之一就是知识的高效率积累。很自然的，这种教育是由家庭和社会来进行的。即便出现了书本知识之后，教育后代的事业，也依然是由家庭、家族承担的。在中国，家族、宗族会创办自家的学校，即“私塾”，以教育本家子弟，也不拒绝外姓子弟。在西方，教育产品也长期是由社会供应的，不过，其供应者不是家族，而更多地是教会。这两套教育体系都是非常有效率的，满足了当时社会对于教育的需求。

近代民族国家自始就带有全权主义的特征，由国家设立学校，将国家的意识形态灌输给其臣民。公立教育的倡导者要求专制君主向臣民提供教育，固然是为了让人具备理性能力，但此种理性能力正合国家之意，因为启蒙了的个人不再“迷信”，踏踏实实地做起了国家的顺服臣民。德国、日本的公立教育体系最完善，其军国主义信念及服从权威的精神也最普及，这并不是偶然的。

不过，在美国，这种公立教育体系始终没有成为绝对的唯一，某些族群和宗教派别通过法院，获得了自己的孩子不上公立学校的豁免权。他们在自己的教育机构中――通常就是在家中，用自己的方式，教育孩子本族群或教派特殊的文化和知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很多经济学家、社会人士无法容忍公立教育之低效率，寻求打破公立学校体系的垄断地位，这其中包括特许学校及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制度。就在学者、政客们为如何推进这两种制度吵架的时候，在家教育（homeschool）悄然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如果从字面上理解，用私塾一词来对译“homeschool”，倒也恰当。

在美国，过去几十年中，接受私塾教育的孩子的数量在增加。1978年，私塾学生只有12 500，全国教育统计中心报告说，2003年，有110万孩子接受私塾教育，也即，过去25年中每年增长20%。2000年，有3%的小学、中学生在家接受教育。比起弗里德曼倡导的教育券制度来，私塾教育更为盛行。

这些孩子的成绩也是出色的。在各种形式的学生竞赛中，私塾学生的表现十分引人注目。比如，在华盛顿特区，进入今年拼写竞赛决赛的孩子中，有12.5%出自私塾；最终，前7名中有3名出自私塾，包括夺得全国冠军的孩子。2003年和2005年全国地理竞赛的冠军是私塾学生。2005年，一位16岁的私塾学生赢得美国象棋锦标赛冠军。有机构拿私塾学生与全国学生的平均水平进行对比，结果发现，按照几种标准进行测试，私塾学生的每门功课、每个年级，都远远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私塾学生取得这样好的成绩，秘密当然只能到其家庭中寻找。哈佛大学教授Caroline Hoxby的研究显示，97%的私塾学生生活在已婚双亲家庭中，而公立学校学生相应的比例只有72%。接近88%的在家教育家长自己有高中以上学历，普通学生父母的这一比例不到50%。这样的家庭创造了较好的教育环境，孩子更加用功，看电视时间更短。

新技术也让父母能够胜任教师的职责：父母们可以很方便地在互联网上找到所需的材料，获得外界的帮助。比如，知道教学重点、课程计划等。当然，私塾成功的关键，恐怕还是父母给予孩子的爱、了解和巨大的时间投入，这些都是孩子在学校教育中所无法享受到的。与这些相比，学校的专业优势，未必具有多大效能。公立学校的教师也许有资格证书，但证书比不了爱。

确实，不是所有父母都有能力、时间在家教育孩子，因此，公立教育作为一项现代社会的基本公共品，仍然是必须的。但美国私塾教育成功的事实证明，那些有条件的父母如果愿意在家教育自己的孩子，那人们，包括政府，就没有理由怀疑孩子在家能否受到良好的教育。广而言之，人们，包括政府，没有理由怀疑父母关于自己孩子的教育安排是最优的。政府的一切教育政策均须以此为基础，而不得剥夺父母安排自己孩子教育的自由和权利。

这也就意味着，每家父母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孩子的意向，或自己在家教育孩子，或把孩子送入外面的学校，既可以是私立的，也可以是公立的。这样的教育制度才是最好的教育制度。各种类型教育机构间的竞争，必使其潜在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孩子就是最大的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