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草春晖 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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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现今社会的孝德缺失现象深入分析，从传统孝道文化发展、演变的角度揭示了孝德缺位的原因，指出重塑孝道文化并赋予其新时代内涵的重要性，最后从教育层面出发，探讨了重塑孝道文化的可行性措施。

关键词：孝德缺失；传统孝道；演变；重塑；新时代内涵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15-0178-02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此诗为诗人王维于重阳佳节思念亲人而作。诗句朴素无华，之所以脍炙人口，成为千百年来人们倾吐怀亲之情时最爱吟咏的佳句，正是因为诗句中所流露的真挚感情打动人心。重阳节由来已久，可追溯到先秦之前。九为阳数，两九相重，是为重阳。又因“九九”谐音“久久”，寓长久之意，所以民间常在这一天祭祖或推行敬老活动。1989年，我国更是正式定名重阳节为老人节，每年农历九月初九这一日定为全国敬老日，以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又逢重阳，各地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举办关爱老年人活动的报道铺天盖地。然而于此时，我却惊闻一则极不相宜的消息，四川成都一位老人以“裸模”为职，子女因嫌弃其“丢人”，要与其断绝关系。原来老人已然八十四岁高龄，十五年前老伴就走了，五年前小儿子也不幸辞世，亲人的相继离世在他身上刻下了不浅的伤痛。虽然身边还剩下一子二女，但不常见面，更不论照顾。独居生活让老人倍感寂寞，因此便找到了这份工作——给美术学院的学生当“裸模”，聊以排遣时间。老人说，看着学生们嬉笑打闹，觉得打发时间更容易了，自己也快乐不少。对于老人做“裸模”这件事本身，我们暂不置可否。但其子女对于这件事的态度、处理方式实难让人苟同，甚至为人唾弃。八十四岁高龄，风烛奄及，随时可能羽化而去。未知的死亡戴着它黑色的神秘面纱可以轻易给一颗强大的心带来压力和恐慌。没有人陪伴，甚至没有人可以倾诉，可以想见此时老人内心一定被恐慌、无助和孤独满满占据着。而他的子女们——他曾经寄予了全部希望、用尽心力疼爱的子女们，如今非但不能给他依靠，反而不安慰、不体谅、不理解，拒绝接受，嫌弃“丢人”，甚至要与其断绝关系！对于一位父亲而言，还有比这更残忍、更痛心、更悲哀的吗？

现今社会，孝德缺失的现象又何止此一例？不尊重父母，虐待父母，对父母巧取豪夺，拒不赡养父母，更甚者与父母反目成仇……这些事件屡见不鲜，时有发生。不禁让人发问：我们的社会这是怎么了？孝道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内核和主要特征，是诸道之首、百善之先、教化之始，是政治、文化生活中贯通性、统领性的意识。何以如今孝之一道没落至此？人类发展之初，混沌蒙昧，老者往往因为丰富的阅历与生产经验而被后辈尊崇、敬服。随着以血缘关系为联结纽带的氏族社会的瓦解，以夫妻为核心的家庭逐步定型成为最基本的社会生产单位。对老者的尊从亦随之转变为对父母、祖父母以及年长血亲的敬服。这里的“尊亲”不再是单纯的对智者、长者的敬服，更内含有对父母长辈哺育之恩的感念，是本能的发诸于心的爱慕之情。这种心理情感以及由此引发的道德伦理、行为规范可以说就是孝之本初了。随着社会发展与进步，“孝”这一伦理观念也被不断完善、规范，并因为宗法制度的不断介入、渗透而渐成体系。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但于“孝”之一道认识基本一同。而孝文化正式确立其在传统伦理道德中的根本地位，并以儒家思想为载体登上政治舞台是在汉武帝时期。“以孝治天下”是汉代统治思想的核心，甚至被定为选拔人才的首要标准，这对当时淳朴社会风气的形成、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生产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后，中央集权统治不断加强，孝道文化被政治绑架，成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实现其专制统治的精神工具，并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被不断强化，其影响之深、作用之大无异于一种无形的“国家机器”。以此为背景，孝道超越它原来的道德伦理范畴，上升到国家律法乃至天理的高度。由此所衍生出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极端孝行观念催生出无数畸形孝子在以黑暗为底色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帷幕后上演一场又一场惨烈的孝行事迹。本初纯粹的以爱与敬为出发点的孝开始变得面目狰狞。至清朝末期，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封建统治、冲破封建礼教禁锢成为必然趋势。其后数十年间，传统伦理道德受到严重抨击，尤以传统孝道首当其冲。可以肯定地说，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以暴力手段摧枯拉朽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这种刚烈的处理方式通常会留有后遗症。传统文化大厦坍塌殆尽时，传统孝道文化作为其重要内容之一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核心亦不能幸免。所谓“矫枉过正”，传统伦理遭遇前所未有的涤荡，污渍被洗尽，衣衫本身也索性被一并丢掉了。

近些年来这一后遗症逐渐凸显，国人开始意识到传承传统文化精髓的重要性，并且已经有一部分先驱投身其中。然而，“为数不多”的道德沦丧的例子在提醒我们，重拾美好伦理道德观念，尤其是重塑孝德并赋予其新时代内涵的重要性，这一点似乎还少有人认识到。孝德是人类一切美好德行的本源性基础，是进行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孝德立，进而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创造友爱、和谐的社会氛围；孝德不立，爱他人、爱集体、爱社会、爱祖国等一切德行都无从谈起，必然缺位。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快的今天，重塑新时代孝道文化更加紧迫。曾子是孝道典范，主张修齐治平、以孝为本，他认为：“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即是说，赡养父母是孝之底线，其次要正己身，勿使父母因己之过而受辱，最上者要尊敬父母。曾子的孝理论在今天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可取的。新时代孝德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内容：一能养，要在物质上赡养父母，使其晚年生活安逸无忧；二须敬，要给予父母充分的尊重，使其保持独立人格；三使无忧，要严于律己、爱重己身，不使父母因自己而担忧；三要爱与关怀父母，要关心父母的精神需求，创造快乐丰满的精神生活，这是精神上的赡养。

纵观古代孝道文化建设，不难看出，之所以“吃人”的孝行为观念亦能大行其道，主要受益于三方面因素的影响：政治上诱以利——“举孝廉”，定期推举一定数量的孝廉之人授以官职，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教育上熏陶，《论语》、《孝经》等古籍记载了大量的关于孝的言论观念以供后人学习，并辅以孝子践行实例为榜样；法律上保障，针对非孝行为制定了严厉的刑罚，对非孝行为构成了强大的震慑。其中不乏我们值得借鉴的举措，应该理性对待。教育工作者肩负培育未来栋梁的重任，如何正确引导学生品德提升，实现教育的社会文化发展功能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十分重要的一环。广义的教育不只包括学校教育，同时也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因此，要重塑孝道文化，就要以这三个方面为抓手，三者共济一舟，“协同作战”。父母是子女的启蒙老师，要关爱子女，为他们营造健康的成长环境；要孝敬父母，以身作则，树立榜样。学校则应开设相关课程，宣扬孝行；相关部门亦可展开活动，让学生亲身践行；还要打造浓郁的孝德氛围，鼓励学生以孝为荣。社会是个体孝行为的受众，要构建良好的认同机制，同时要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导向，激励孝行为，弘扬孝文化。良好的孝养文化风气必能使孝德回归本位。“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父母之恩的确不是我们点滴关怀所能回报的，唯愿众人携手，可以让操劳一生的他们度过一个健康安乐的桑榆晚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