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与绘画的交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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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起源一定是与人类相伴而生，历史久远。在人类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约BC 1000年）、古印度（BC 750年）、古希腊（BC 600年）、中国（BC 100年）文字或绘画描述中都可获得医学的证据。无疑，人类渴望不断地深入认识自己，认识身体和与其相伴的疾病，也渴望揭示那些无法直视的心灵奥秘。

自人类创造的医学征服了许多疾病，缓解了病苦，由此更坚信医学技术的发展能改变人类更多的未来。但如果医学只被认作是科学技术的手段，却弱化了对其根本目的和价值，以及个体痛苦的考虑，病人被看作是一个问题，作为活体和实验室检测的对象。医学的真正目的更应该放在人的整体关联性上，不能遗忘人自我存在和自我感受的价值。

于是，想通过对有关医学绘画的了解，来认识医学技术发展以外医学的真实面貌。

绘画记录医学早期进展

应该说文字出现之前时期，图像和声音是人类思维的基本元素，中国的汉字更具有人类文化的考证价值。当你注意观察3000多年前殷墟时期使用的甲骨文“心”字时，如果有一些解剖学的知识，就会发觉这字与心脏的结构如此相像。象形字生于形，因形而得其意，正是汉语形象思维的缩影。医学的形态基础是否通过中国绘画的写意之法，而达到“得意忘形”之境界，值得考证。形意之间，在传统医学的认知表达是“医者意也”。

医学除从文字描述外，绘画更形象地展现医学活动的情景。西方早期的绘画更注重形似，可从古埃及壁画中清楚地看到医生在处理头部外伤的情节，在古希腊瓷器画上清晰描绘了受伤将士接受包扎治疗的图案。这些绘画直接反映出古代的外伤医治已达到相当水平，对几千年前的古遗址的发掘中，已找到在人体上进行医治迹象的尸骨，如断肢固定、脱臼复位和外伤处理的证据。我国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已可以在麻醉条件下行开颅手术。

从医学绘画中感受患病者的痛苦

希波克拉底认为：“医学认识一个病人是什么人，比认识是什么病更重要。”的确，学习掌握医学知识比了解病患的痛苦、疾病的成因相对容易，而医生对掌握医术，追求治疗效果更有兴趣。往往在复杂的医疗过程中，患者及家人艰辛痛苦的心身体验容易被轻率地忽略了。

艺术大师创造伟大的医学绘画作品，使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天才揭示人和疾病实质的能力，借助他们的眼睛观察人类自身更深层的本质。如同叔本华所说：“艺术品是使认识易于接受的一种手段。”人类抽象的语言很容易描述复杂医学机制，却难于言表疾苦隐晦而复杂的内涵。如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仅讲述奥菲利亚疯了，掉进水里死了。只有当你看到绘画中的奥菲利亚目光呆滞，伤痛欲绝，年轻美丽似落花流水般逝去时，会更深切感受精神抑郁病人内心的无助，丧失生存勇气的绝望，失落导致了死亡。一次，一位医生支边时被灌得酩酊大醉，醒来后第一个感悟则是以后要对酒醉者好些。痛苦常常缘自无辜者的无奈，医者责任正是帮助解除无奈者的疾苦。

绘画帮助认识医学规律

医学早期的教育是口传身带，绘画在医学中发挥帮助学医者更好地认识医学规律。文艺复兴时期大师达芬奇所作的人体结构图，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完整的人体结构和精确的比例，至今还被作为解剖学的典范。虽然，医学教育让学生掌握了许多共性认识和规律，而绘画对医学贡献的却是让人们感受典型表现和独特个性的实例。如同巴普洛夫说过：“医学所遵循的第一条规则，就是应当经常适合病人的个性特征。”

科学与艺术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和结果。如同两种不同的知识：不是来源直觉，就是来自逻辑；不是从想象中得来，就是从分析中得来。总之，不是意象，就是概念。当我们能够很好地把它们完善地整合起来，才能获得更正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