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的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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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在世的时候曾经说：“今天，所有人都是社会主义者。”今天，面对经济衰退，所有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中国人对于西方的理解，有时是基于误解。凯恩斯理论也受到类似待遇。凯恩斯确实认为，经济衰退是因需求不足，应对之策是刺激“需求”。但凯恩斯也知道，所谓需求不足主要源于失业，因而，刺激需求的重点就是增加政府的需求，也即扩大公共开支，由政府创造对产品和劳动力的需求。但既然已经经济衰退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肯定要下降，那政府用什么钱来扩大开支呢？凯恩斯的办法就是发行政府债券，实行赤字财政，用明天的钱支持今天的经济复苏。

到了中国，不用凯恩斯教导，政府也会大规模扩张开支。政府投资搞建设，这本来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常态。人们真正从凯恩斯的理论中所得的教诲，也是误解后的教诲：要摆脱衰退，就得刺激个人消费。

于是，人们看到了一副奇异的景象：本来，处于经济衰退期，民众、尤其是像农民、农民工这样的群体，实际收入已经下降，或者已经形成了收入下降的预期。此时，专家和政府却变着法子要让人们把钱掏出来花，舆论为此也制造了“买房就是爱国”、“消费就是爱国”之类的口号。凯恩斯看到这些，恐怕会瞠目结舌。

种种口号让人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经济究竟是靠什么推动的？是生产还是消费？

在差不多所有文明传统中，勤俭都是一种美德。在中国，多数父母都告诫孩子，要勤俭持家，不能浪费，要量入为出，不能追求奢侈。这一方面是道德告诫，另一方面也是很现实的经济学教育。因为，勤俭节约确实可以积累财富，积累下来的财富可以生出更多财富。在传统中国有一种恒定的发家模式：小农户依靠勤俭积累一些钱，购置一点地产，历史上大多数所谓“地主”就是因此形成的。

在英国的清教传统中，勤俭也是一种高尚的美德，如英国史家R・H ・托尼所说：“清教道德家强调不懈工作的道德职责，工作本身就是目的，享乐和浪费是罪恶，强调预见、节约、谦虚和自我约束以及理性计算，通过这些强调，他们创造了一种基督徒的行动理想，这种理想把效率作为伦理原则，而经济学家也正把这种原则当作纠正社会混乱秩序的特效药。”现代资本主义正带有这种道德印记。

因此，在现代资本主义诞生之初出现的现代经济学，强调生产是社会财富增长之源泉，而生产是需要资本的，资本就来自于节俭。斯密相信，分工是财富增加、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分工推动生产力提高、产量增加、劳动者收入和企业家利润增加，这也意味着国家财富增长。收入增加后，不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会储蓄，这也就意味着资本积累同时增加。这些资本投入生产过程，推动分工进一步深化、细化。

在这个推理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萨伊定律”前提：生产能给自己创造出等量的需求。依据常识，人们也可以理解这一点：生产活动能够创造出财富，这些财富在投资人、企业家、雇员之间进行分配。这些人都是理性的，都有追求幸福的愿望，他们会拿自己分配到的财富安排自己的消费，自然就会消化生产出来的产品与服务。

不过，古典经济学也强调，每个理性人在花钱的时候，都会考虑到明天的不确定性，为此而未雨绸缪，所以，钱永远要省着花，必须留点后手。现在出台的种种刺激消费的政策，背后潜台词是：人们现在正在犯傻，有钱却舍不得花，那就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引诱他们、逼迫他们把捂在兜里的钱掏出来。

如果把金钱不是用于消费，而是由自己，或者通过储蓄由别人投入生产，更可增加财富。所以，理性的人们总是乐意在安排消费的时候节俭一些。但现在，按照经济专家们的论说，节俭似乎成了一桩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