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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澎:重要的不是历史,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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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完成,吕澎最重要的身份已然是艺术史家。

"重要的不是历史,而是关于历史的问题

历史写作是开放的和自由的,不必奢望和希望终极历史,

因为历史不过是具体有生命和有思想的人的书写而已, 历史永远没有定论。"

从翻译艺术史说起

没能考入川美的吕澎在1977年去了四川政治学院,专业是“政治教育”―― “很自然的,我就从美术实践转向了理论和历史研究。” 在新近成立的个人网站 上,可以看到很久以前他的素描、速写和油画作品。出于挥之不去的艺术情结,大学期间的吕澎开始翻译西方美术的文章与著作,而翻译的经历在今天看来,无疑对其后来的历史研究及写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尽管如此,在1988年之前,吕澎也没想到自己会写作艺术史。李路明曾经数次向他约稿,希望当时已出版数部译著的他写一部关于中国现代美术的书,但他觉得当时的国内现代艺术没什么好写的。直到90年代末,吕澎的内心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我突然告诉自己,我应该将过去十年的艺术历史记录下来。我感到如果不去记录这段历史,也许以后的人不会了解80年代的艺术情形。” 于是,吕澎和朋友易丹在1990年1月完成了《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而出版却拖到1992年的夏天。

最好的批评方法是重写一部艺术史

面对众多关于他写作和策划的评论,吕澎毫不讳言很少读到正面讨论自己的文字,但从朋友的口传中听到不少。他也坦言难以了解别人完整的看法,但不管怎样,对自己的言行心中有数――“我很早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即:如果我们对一个问题有意见,就应该正面地发表出来;如果我认为别人的写作和行为有问题,我就应该以自己的写作和行为给予修改。举例说:如果我认为吕澎的艺术史写作毛病太多,最好的批评方法是重写一部艺术史,否则我就很难表达清楚自己关于艺术史的看法。总之,我对没有认真严肃地提出的意见不在意。”

马尔开(Pierre-Albert Marquet)说过一句话:人到了25岁之后就不必再看书了,因为社会就是一部新书。吕澎对此的解读是,人在这个年龄应该能够树立自己特殊的世界观了,除了技术上的问题,一个人观看世界的哲学立场和个性很难改变。

时间才是杰出的仲裁人

由吕澎担任总策划的“青城山・中国当代美术馆群”是目前最受争议的话题。但不论何种说法,他认为选择这八位艺术家的确是依据他对三十年来的艺术史的认识。还有很多艺术家非常重要,只是因为资源与条件的相对性,只能选择这八个人。但若将他们的艺术连接起来,也正好看出1976年以来中国艺术发展的脉络和变迁接点,因此计划建成的美术馆群也可以看成是一个艺术时期的物化象征。在2008年10月开馆的时候,将举办一个题为“历史的观念”的展览,目的也是为了说明:重要的是历史问题,而不是历史表彰。至于项目整体的学术性,则是个长期努力与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代中国的特点之一是干起来再说。对于有常识的人来说,时间仍然是杰出的仲裁人。

其实,从早年帮助西南的一些画家(他们中间有张晓刚、何多苓、毛旭辉、叶永青等)组织了“1988西南现代艺术展”,到后来的如1992年广州双年展等美术界重大事件的策划,吕澎始终对艺术充满理想主义的热情。他说无论是写作还是组织展览,都是希望中国的现代艺术有一个更加具有可能性的空间。尤其是在1990年底开始编辑《艺术・市场》之后,他注意到很多艺术家在经济上非常拮据,于是开始说服做企业的大学同学收藏中国现代艺术。“那时我很清楚:利用市场的合法性可以成为1990年代推动现代艺术的策略。但1992年之后,我发现很多‘艺术家’对金钱和利益突然产生病态的表现,也就没有兴趣再在艺术市场上投入精力了。”

而面对今天当代声嚣日上的艺术市场众多参与投机的短期炒家群体,吕澎说自己没有什么好话可说,他们没有作为常识的知识――好的收藏家都知道关于艺术史的学习和了解非常重要,他们的投资行为是机械的和生理性的,对他们提出看法就是对牛弹琴。不过奇怪的是,有时无意识疯狂对历史的生成也有作用。

重要的不是历史,是问题

谈到历史研究与写作,自己没有什么方法,仅仅有不断加强context分析的习惯。吕澎说他理解的方法的核心,是哲学态度。但过程中,他会经常灌注历史写作所必须的同情心与想象力;另外也需提出,艺术评论(art writing)与艺术史(art history)不是一回事,尽管之间有些关联。

现在的吕澎已着手整理资料,准备写作新世纪的中国艺术史(从2000―2009),他说他会以自己的眼睛观看这十年的艺术变化,并将在观看中发现的问题写入历史。即便每一次写作都要遭遇“历史是什么?”这类反反复复的老问题,但当代史的写作仍特别具有挑战性――因为在没有多少时间距离的情况下写作总是会面临身处山中退不出去的可能。重要的不是历史,而是关于历史的问题。历史写作是开放的和自由的,不必奢望和希望终极历史,因为历史不过是具体有生命和有思想的人的书写而已,历史永远没有定论。任何一次历史写作都是一次判断的历险,但早已著作等身的吕澎也同时认为没有什么比精神的历险更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