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暴富”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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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应对“一夜暴富”？在武汉，越来越多的“城中村”拆迁户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近年来，随着武汉“城中村”改造渐入高潮，不少村民获得数百万元的拆迁补偿款而一夜暴富。然而，“拆迁暴富魔咒”让不少人中了招：有的游手好闲、坐吃山空，有的深陷“黄赌毒”，一幕幕悲剧重复上演……

“靠双手挣来的钱。才会懂得珍惜”

“比起那些一夜暴富后深陷‘黄赌毒’的拆迁户，我真的非常幸运。”加工厂老板徐顾淳如此感慨。从拿到巨额拆迁款到整天与麻将桌相伴，再到猛然醒悟投资实业，他“仿佛坐了一回过山车”。

2011年起，武汉市石乔口区长丰乡被列为“城中村”改造对象。作为首批拆迁户，徐顾淳拿到了一笔“让人手抖”的安置费，以及两套90平方米的安置房。

“每个人都神情兴奋，相互递烟道喜。”徐顾淳这样形容村民们拿到拆迁款时的情景。

有了百万巨款后，生活迅速改变。徐顾淳和妻子很快辞了工作，吃穿用的档次也大幅提高。“穷日子过了那么久，现在有了钱，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啊？”

和村里许多拆迁户一样，徐顾淳迷上了打牌，每天吃饭后就跑到麻将室打牌。“有段时间，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坐在麻将桌前。”

实际上，徐顾淳已经算是“克制”的了，“很多人沉迷赌博，有人一晚上输了近10万元，还有人不到半年输了30多万元。”

赌博、酗酒、吸毒……一些拆迁户沉迷于种种“消遣”，还有人开始放高利贷。

在一次闲聊中，徐顾淳听到了一个悲剧：武汉的一对拆迁户夫妇一年内输光了200多万元拆迁款，还欠下100多万元债务，最后家破人亡。

“继续这样下去，我也会步其后尘。”徐顾淳说，那天晚上他失眠了。

徐顾淳决心改变现状。他刻意与牌友们拉开距离，投资开了一家食品加工厂。如今，他的加工厂年销售额达400多万元，“靠双手挣来的钱，才会懂得珍惜。”

“你们要是不做事，我就把房子捐给国家”

许多拆迁户不仅要学会面对“暴富魔咒”，还要担心子女。环卫工余友珍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53岁的余友珍负责武昌徐东路上大约3000米马路的保洁，每天要沿街清扫6个小时，擦洗8个垃圾箱。谁都不会想到，她家里有17套住房，总价值超过千万元。

但媒体“扫马路的千万富婆”的报道给了她巨大压力。“我从没想过炫耀自己有多少套房产，即便是对孩子，我也一直瞒着。”她颇为无奈地说。

上世纪80年代，余友珍是洪山区东湖村霍家湾菜农。夫妻俩起早贪黑，辛苦攒钱，在湾里第一个盖起了三层楼。后来，她又将空余的几间房用于出租。攒了钱后盖房、加层，几年下来拥有了3栋5层楼的私房。

从1998年起，失地后的余友珍到武昌区城管局当环卫工，凌晨3点半就要到岗，一周只能休息一天。没想到，2008年开始赶上征地拆迁还建，她先后分得21套房子。后来，她陆续卖掉了4套。

尽管突然成了“富婆”，余友珍并没有放下手中的扫帚。很多同事想不通：“你这么有钱，为啥还吃这苦？”余友珍回答：“我要给子女做个榜样。”她耳闻目睹了不少拆迁户的悲剧，她对自己有信心，但很担心如果不能以身作则，子女会不会学坏、会不会沉沦？因此，她对子女有言在先：“你们要是不做事，我就把房子捐给国家。”她还曾经欺骗孩子“房子已卖掉还债”。

余友珍的儿子因为工资待遇问题经常换工作，曾经有3个月没出去工作，余友珍便开始数落儿子。儿子也理解：“妈妈的担心并不是没道理。确实有些‘拆二代’游手好闲，靠打牌混日子，有的还染上了毒瘾。”

如今，在余友珍的鼓励下，她的子女均已找到工作。

不同的路，不同的结果

“不同的路，不同的结果。”武汉市政协委员、洪山街新路村的村主任余加卿说，武汉“城中村”改造使一些人成了新富翁，但他们走的路不同，有的吃喝玩乐不务正业，整天打麻将；有的仍然坚持劳动，勤劳肯干。这也带来了不同的结果，有人因过度挥霍而迅速变成“负翁”，有人投资创富，成功转型成为新市民。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运清认为，这种现象是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的结果。特殊的时期造就特殊的人群，这是社会进步发展创造的机遇。换个角度说，这也是原始积累的一种方式，最重要的是把握机遇，使财富增值，否则这笔因拆迁而来的财富会慢慢流失。

湖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冯桂林则表示，拆迁使“城中村”拆迁户失去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对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人们不应只关注一夜暴富的轰动，也要看到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困难。

的确，对于这些拆迁户来说，“洗脚上岸”后，最需要做到的是“洗脑进城”。

（罗西摘自《工人日报》2013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