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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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PI的强制执行终于在中美谈判中被施以无限期拖延的“判决”。国内一片哗然，激愤者有之，高兴者也不乏人在。就在这哗然声中，全美亚洲研究所一位政治学教授苏迈德很快就从美国政客关心的角度了一份特别报告：《中国入世后的技术政策：标准、软件及技术民族主义实质之变化》（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分析WAPI的实质时谈到：“中国开发自主技术标准是对全球经济的战略对策，在这一全球经济中，标准对于决定各方在全球化中获益的多少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不满于相对收益的分配，正在采取试探性手段来挑战现有的体系标准。通常只有资源丰富的国家（或企业）才采取这种策略”。
至此，WAPI事件进一步表明，技术标准已经远远超越技术含义，深及国家战略，乃至后发国家崛起与先发国家压制的利益之争。
互联网实验室把这一切称之为：“目前已经进入了标准时代，标准已经成为了新的核心竞争优势。”这说的没错。
不仅仅是技术
当WAPI标准推出后，反对声音最大的是以英特尔和德州仪器为首的美国芯片厂商的反对，它们认为中国政府此举是为了将国外芯片企业挡在中国市场之外。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的芯片行业协会一直敦促布什政府向中国施压，美国国务卿柯林・鲍威尔、美国商务部长唐纳德・埃文斯以及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泽奥利克曾经联名致函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明确表示了对WAPI的反对。
在WAPI问题上，技术标准已经被大大政治化了。虽然中国以贸易问题非政治化理念回应美国以抑制中国国家战略为目的的出手，纽约时报认为，即便中国做出一些让步，美国也不会轻易放弃把对华贸易变成一个政治问题。
据《纽约时报》报道，众议员列文(Sander M. Levin)就批评政府未把人民币汇率、中国工人状况以及中国自动为纺织品出口设定限制等问题纳入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讨论的范围之内。他说，“这是一种前后不一致、非常不完善做法的反映。在总统选举年，你必须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正如美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斯蒂芬・皮特・罗森所说：“许多美国人不喜欢‘霸权’这个词，但美国的确是一个全球霸权。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个好事，我们必须制定出一种战略来保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
目前发达国家在全球技术转让和许可收入中的份额已经高达98%，而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全球三分之二左右，可以看出，发达国家控制技术输出的份额，要远远高于其资本输出的比例。
隐藏在这个高比例背后的是，“发达国家和垄断企业通过将标准来谋取高额垄断利益（专利税），通过标准来阻挡后发国家进入国际市场（技术壁垒），通过标准来重新占领后发国家的市场（专利战），通过标准来掌控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路径（控制力）”，然后通过“全球化和公共利益的意识形态表达出合理性”,并“防范和打击任何试图进入游戏圈的后发国家和后发企业，甚至不惜阻拦创新和全球共同利益。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的异己声音和力量，都被垄断企业和发达国家视为狭隘的民族利益，而不管这种声音和力量是否代表新的声音、新的视角和新的健康力量。”互联网实验室一针见血的提出。
这种判断得到了互联通董事长高红冰的呼应：“这是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上的矛盾。过去的工业革命进程的背后是殖民过程，现在的信息革命进程也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资源、以及知识进行转移的一个过程。过去是用军事力量殖民，做地理地域的划分，今天则用知识、技术、专利、标准、对外投资去形成。甚至用国际金融市场，就是全球化直接把钱拿走。”
世界银行2001年《2002年全球经济前景和发展中国家》研究报告指出：多数发达国家是WTO中世界知识产权体系――TRIPS协议的受益者，其中美国收益估计为每年190亿美元；而发展中国家和少数发达国家将是受损者。
中国在何处？
标准并没有多少为中国制定。这导致中国企业处在一个比较被动的局面，也导致中国处在世界加工厂的低端链条。“我们觉得中国的高科技发展，越来越出现一些空洞化的现象，这突出表现在改革开放20年之后，高科技企业突然集体遭受困难，3C，6C纷纷中国企业、家电企业在美国遭到反倾销诉讼，甚至国有标准也开始受到了国际巨头和政府的狙击和顽强的阻挠。”在7月20日的 “我国高科技标准和高科技产业前途和出路”研讨会上，互联网实验室董事长王俊秀提出了他深深的忧思。
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几年我国有60%的出口企业遇到国外的技术壁垒，这给我国带来的经济影响每年超过450亿美元，占年出口总额的25%以上。
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罗奇在2003年8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从1994年到2003年，中国出口额从1210亿美元增加到3650亿美元，增长了两倍，其中外资企业出口增长所占的比重高达65%。特别是中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主要是三资企业生产的。据统计，2002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达678.05亿美元，其中三资企业占82.2%，仅外商独资企业就占55.4%。
中国曾经一度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即将到来欢欣鼓舞。但中国制造具有蒙蔽性在于，全球分工体系中，中国企业占据的所谓制造和加工的位置将是永远的，获取的低利润将会越来越薄。更甚的是，中国制造可能并不是中国企业的制造（中国企业占据中间一环，尽管是低附加值的），而是跨国企业的“中国制造”。
因此，如果中国不掌握核心技术和标准的话，只可能被沦为加工厂，处于世界产业链低端。
姜奇平甚至认为，“当中国没有实力在安全技术上坚持国家标准，这就标志着建立在美国安全技术基础之上，靠开放市场引进技术为路径的‘新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
市场换不来技术
技术和标准会换来吗？一度，我们美好地希望会出现这样的结局。但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王春法的研究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流动没有转化为中国技术能力，他带来的技术、设备并不能转化为中国内生的技术能力的一部分。”
王春法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东莞和苏州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做了分析，只有28%的企业与政府研究机构有合作关系，其中进行技术咨询和人员交流的分别占14.7%和10.3%，以共同形式合作的只有1.5%，共同申请专利的只占1.5%，同大学的联系与此相似。高达93.5%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明确表示从不参与技术市场活动。
王春法说，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知识不可能自然而然地转移给本地企业，因为技术循环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虽然在中国生产，但跟你没有交流，没有把根扎在这个地方。”
所以，日本NEC在北京虽然有一个芯片生产厂，但他们到马来西亚封装，然后，再把软件卖到中国。
所以，想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作为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渠道，可能性几乎为零。
姜奇平把这个称之为“两个不管”：不管你有没有技术，我都有要求你开放市场的权利；不管我怎么占领你的市场，你都不许我承担转移技术的义务。一言以蔽之，发达国家并不承认技术与市场之间，存在任何交换关系。
自力更生路
中国只能走上一条自力更生的道路。
早在去年，国家信息产业部就提出，中国要从目前的信息大国向信息强国转变。
对此，姜奇平认为，“‘信息强国’是中国自主利益的集中表达，其利益点不在于今年市场多大、明年市场多大，而在于一种自主的路径选择。”
互联网实验室提出，“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制定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参与国际标准竞争和均衡，也是符合本身利益的。虽然制定标准和推广标准必须承担失败的风险，但是如果因此能够改善标准秩序，则这个风险是值得的。反对后发国家制定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的任何国外企业、政府及研究机构忽视的一点是：后发国家制定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的“风险溢金”实在是太大了，值得国家、企业和产业界为之冒失败的风险。”
他们认为，目前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标准，如果能够成功，围绕这些标准将会出现一个经济的腾飞，中国标准的成功能够带来整个高科技产业的实力的提升，从而实心国家创新体制，国家知识产权体制和标准化的创新。中国必须采取国家标准战略，通过制定自主知识产权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建立自主的国家创新体系，从而实现产业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目前，整个信息与通信产业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只要中国能够抓住这个趋势，制定几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就能够改变目前受制于人的状况。
但是，高红冰却认为，“我们目前的技术路线采取的都是抄袭，拷贝，模仿，因为你是后发国家，面对的是先发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技术专利垄断，所以你只能在应用层面去打补丁。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这样的标准从根本上讲是站不起来的。
他其实说出了后发国家在自力更生之路上的尴尬。
并非坦途
在7月20日的研讨会上，仲大军表示出了深深的忧虑：“我们的国际环境正在变的恶化。利益的冲突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在技术方面也表现出来了。”他联想到中国百年历史：“我们今天是不是面临着和当年洋务运动以后同样的遭遇？所以，我们中国今天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来实现真正的和平发展？这不是理想主义的问题，也不是一句空话。”
姜奇平认为，“新自由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在中国都没有前途，必须把开放与自主统一起来。中国要广泛调动国内外各种积极因素，建立技术统一战线和战略联盟，坚定不移地实施标准化战略和信息强国战略。”
其实，中国已经开始着手制定技术标准，但走的并不平坦。
中国的TD-SCDMA标准已经被国际电联接纳为国际标准。但是，目前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政府中立，不支持中国自己的标准。同时，高通公司在中国申请600项专利设下拦路虎，中国TD-SCDMA可能难以绕过高通公司的专利阵。跨国集团对中国运营商进行分化，本土的运营上甚至公开表达对TD-SCDMA的冷淡，影响人们对本国标准的信心。
当WAPI最终被作为筹码牺牲掉的时候，网友张学军理智的给予反思：“从形式上看WAPI的确是一场谈判的失败。但失败原因却是谈判者手中没有谈判的筹码（理由）。我们没有看到WAPI在国内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制造、销售及应用产业，也没有看到如华为、中兴等这些国内的网络设备制造商已经形成了WAPI的产业能力，也没有看到WAPI已经在中国的用户当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样，“不公平竞争”及“实质性伤害”的谈判理由就没有了事实支撑。于是，就有了无限期延迟承诺的第二天，美国坚持的讲话。
方兴东认为，WAPI之失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得到国内各部门的一致支持。
这既包括国内大多数具有核心地位的厂商、运营商和服务商的支持，比如华为、中兴、网通、联想（尽管于最后时刻表了态）以及一大批系统集成商等，还包括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
因为当政府相关部门一方面以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名义推行强制标准，另一方面却只支持某一家公司，并容忍其持有WAPI的所有核心专利。这样做的结果就已经伤害了国内相关领域的其他所有厂商，也损害了这些厂商的利益。
姜奇平认为，受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的部门分割体制的影响，电子制造部门、通信运营部门、科技部门、标准部门等，对于技术标准的制订和实施，都存在协调问题。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家标准的主管部门，当然有责任协调三网、3C，提出相关跨部门、跨行业的技术标准。作为一个电子设备相关标准，WAPI的出台自然与电子制造部门的指导有着直接的关系；而电信运营部门本来对于设备标准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状态，但涉及到他们的利益时，例如WAPI有可能成为一种进入门槛、或增加运营商成本时，可能会产生本部门的利益考虑。而科技部门对于标准研发、产品部门对于产品，……，从部门角度，也都会各有侧重地考虑问题。
高红冰提出，“我说标准体系的缺失，主要的不是说国家的标准主管部门就可以做得了，是我们在后面的技术发展的创新和技术发展创新所依赖的产业公司没有存在。光靠一个研究科研体系所形成的一些技术形成标准是不可能的。所以标准体系形成的最大问题，就是后面的产业公司和自主的技术专利太少的原因。这是一个长期问题，不是一个短期问题，不是偶然建一个体系就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