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清源自传(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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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擂争十盘棋

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六月，我与木谷实七段的镰仓十盘棋结束后，读卖新闻社又开始筹划下一次的擂争十盘棋。结果，寻遍棋坛，在秀哉名人逝世后能作为我的对手、可令天下棋迷注目的，除了当时在野的棋界“最长老”、棋正社的总帅――雁金准一八段以外，别无他人。由于当时的日本棋院里八段棋士空无一人，按理能与雁金先生以分先抗争的对手并不存在。然而，因雁金先生本人曾开过尊口“我想与吴清源以分先对弈一次”，读卖新闻这才将我摆在“日本棋院代表”的位置上，希望我与雁金八段分先对弈的十盘棋能够付诸实施。当然，读卖新闻社的本意是打算给昔日与本因坊秀哉争夺“名人”而下野的雁金八段一良机，使他东山再起，望他获胜后名正言顺地享受围棋界“最长老”的优厚待遇。

雁金先生与秀哉名人决裂后结成了棋正社，日本棋院与棋正社向来就势不两立，尤其在段位等问题上有过很大的磨擦。为此，日本棋院不可能轻率地应诺与棋正社进行擂争十盘棋。于是，雁金先生为了促成此次的擂争十盘棋，便离开棋正社，重新结成了琼韵社。果然是位德高望重的棋坛宿将，帅旗一动，棋正社里景仰他的棋士们，除了高部道平八段留下外，纷纷随去加入了琼韵社。

鉴于雁金八段离开了棋正社，日本棋院再无理由拒绝我与他的对弈。这样，一番周折后，我对雁金先生的擂争十盘棋终于决定下来。

在限用时间上，雁金先生希望采用长时间，我则希望越短越好。经读卖新闻社的调停，最后决定各为十六小时。对局场选择了位于镰仓腰越的“读卖海道场”。并且，读卖新闻社为了此次对局，在正屋附近可眺望大海的“松木立”的中央又新建了一座非常雅致的茶室式对局室。这次擂争十盘棋我若败北，将有损于日本棋院的名誉。因此，空气显得异常紧张。由于雁金先生非日本棋院所属，迄那时为止难得与他对弈，也从未研究过他的棋谱。只在我为四段的时候，有一次在读卖新闻社举办的擂台战中排在第十位与雁金先生遭遇，那时我黑先胜了两目。当时是在数寄屋桥的旅馆对局，是我来日本后第一次在旅馆的“宿店封闭”式对局。

早在相当于日本棋院的长老――濑越先生入段之前，雁金先生就已经是身居六段的高段强手了，据说他曾深受本因坊秀荣名人的宠爱。秀荣名人称赞他的计算精深时说：“雁金能看破千手无一遗漏，真是难以对付!”雁金先生不但神机妙算，而且还是治孤名手，与我捷足先登为特点的棋风截然不同。他行棋坚实无比，一般在中盘开始就像坦克驰骋一样，所向披靡，以“力战之雄”著称。

昭和十六年八月五日，我们开始在“读卖海道场”宿馆三日，下完了第一局。雁金先生执黑先投，也许因为与正式对局的疆场阔别多年的缘故，老将军并未将其功力全部发挥出来。我趁机先声夺人，执白获得了中盘胜。

第二局是十月一日我黑先开局。这盘棋我被雁金先生深厚的功力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尤其是那强韧的粘着力，在我与其他棋士的对局中从未遇到过。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一场激烈绞杀，名副其实地成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直杀到第三天仍然毫无结果，我从中盘开始一直是寸土必争、苦战恶斗，咬紧牙关顶住了雁金先生的猛攻。然而局势仍然是以白棋略占优势进入了第三天。那最后一天的夜里，我们两人都筋疲力尽，尤其是雁金先生不顾高龄鏖战，据盘侧人讲，老将军早已气喘吁吁了。当时黑棋仍然继续在苦战，于胜负不明的形势下绞杀不停。也许因为气力已到绝尽之界了，在第208手，雁金先生不慎误出失着。可惜如此浴血奋战之后，一盘好棋因这一失着使老先生前功尽弃，局面一下子倾向对黑棋有利，我终于获六目胜。我想，这盘棋如果雁金先生不出现失着的话，很可能执白获胜，并且必然成为白之名局而流芳百世、令后人赞颂。

第三局在临近年末的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下完。此局我执白棋，雁金先生的黑棋打入白的大模样中，显示出治孤名手的真正面目，将我的大模样践踏无余。最后我以四目败北。

第四局于昭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下完。此局之前，即二月七日我举行了婚礼，这是我婚后的第一战。我执黑先投，若是赢下这一局，我将处于优势地位；相反，败了，则等于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一切再从零开始。因此这一局关系重大。幸运的是此局我抢先占了大场，到第三天的下午取得了优势，然后步步为营、加倍慎重地打下去，终于赢了三目。第四局获胜后，我三胜一败。

第五局开始前，即昭和十七年三月初，我与小田秀人先生一起，因宗教上的事情去中国大陆和朝鲜大约旅行了两个月。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访问大陆的红会，如若一切都顺利，“玺宇”也希望能像昔日的大本教那样，与大陆红会开展宗教上的交流。这是秉承教主峰村教平先生的意思，鉴于当时的形势，打算拜访北京红会总院，请总院尽快向日本派遣布道团。

当时的北京设有日本政府“兴亚院”的一个常驻机关。“兴亚院”属官居大臣的青木一男先生统辖。我们一到北京，首先拜访了“兴亚院”的驻京机关，与负责调查监督大陆宗教动向事务的志智嘉九郎先生会晤。志智先生与桥本宇太郎交谊深厚，战后曾在日本关西棋院担当理事。他愉快地接待了我们，并对有关红会的事情一一询问。我们也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

翌日，我们同志智先生一起访问了红会北京总院，拜见了“世界红会最长老”――许兰洲先生，并向他请求派遣布道团。于是，立即拜求坛训。结果得到的神文启示是：“参拜了天津红会之后，有关派遣布道团之事，在济南道院问明。”

当日无话，昼短夜长。一声鸡叫迎来了北京又一个美丽的黎明。这一天，我来到幼时常去以棋会友的“来今雨轩”出席一个别致的欢迎宴会，一番受之有愧的款待，令人终身难忘。

我们从北京总院出发，经过天津道院巡礼，然后长途跋涉到了“满洲”与朝鲜。五十天之后到达济南道院。在那里拜求坛训，得到的神谕是：“因时势艰难，目前派遣布道团不甚适宜”。总之，鉴于日中关系越发恶化，宗教上的交流也成为不可能的事了。

对雁金准一先生的第五局从五月二日拉开战幕，那是我从大陆返回后的第三天。虽说我疲惫未消，仓促上阵，一度曾担心能否在三天的激战中坚持下来。不过，十分幸运，我下出了五局中难得见到的得意之棋，终于执白一鼓作气地取得了中盘胜。

其实，那阵子我热衷于信仰，比起对局来，曾觉得信仰应胜于万事。此念虽重，但实际上自昭和十三年从富士见疗养所出院以来，不顾大病初愈，无论是对局还是有关宗教的事情，我都风雨兼程地奔忙，目不暇接地应付。现在回想起来，那样地拼搏，竟然能维持住身体不再犯病，真是万幸。我想：正因我自恃年轻，既在对局场上全力以赴，又在信仰中竭尽虔诚，因此才获得了如此的成功啊!

对雁金先生的擂争十盘棋，到第五局止，我四胜一败，把老将军逼退到“仅剩一城”之地。若是第六局也拿下，净胜局上将超过雁金先生四局而多胜一筹。鉴于此形势，有关人士考虑到雁金先生的名声与健康，决定将第六局以后的对局全部中止。

对雁金先生的擂争十盘棋结束时，日本卷入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国内到处都笼罩着一层战争色彩。围棋界亦不例外，昭和十六年，结成了所谓“棋道报国会”，棋士们被迫奔赴各地去慰问伤兵及“勤劳动员”的人。昭和十八年的夏天，我也到釜石制铁所慰问过。当时慰问团长是岛村利广六段，我们大家一律头戴战斗帽、腿上缠绑腿。去釜石的路上尽是隧洞，我们被蒸汽机车喷出的浓烟一熏，个个如同钻进烟囱里的老鼠一样。更麻烦的是头发、胡子全都粘满烟灰，黑光油亮，无论用脸盆洗几遍都清除不净，弄得大家啼笑皆非。慰问的主要工作是请伤病号作对手下棋，倒也并非难事。

棋士中也有许多人被迫应征入伍，不久都奔赴前线。据说在军队中，有几位棋士因棋术高超，多少还过得舒服些。其中最典型的是岛村先生。因他所属部队的最高长官是个大棋迷，将他留作勤务兵，专让他充当围棋对手。多亏有此福分，方才免去了上前线送死的厄运，终于大难不死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