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籍之路”孕育东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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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有价值的文化，它不仅会流传久远，还会重返故里，辉映未来；从温故“知”新，到温故“创”新，一字之差总能使我们感受到文化变异的魅力
一种观念认为，文化应该用巨大的体量与投入来建筑，使其成为标志与景观，所以也就有了中华文化标志城这样的宏伟创意。文化的本质其实是符号化，是反物质的，文化的特质更接近“水”，静时如井水或湖泊，动时如江河大海，它的最终归宿是人心，通过影响人的心灵而发挥影响力。
《光明日报》2008年11月27日报道：日前，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工程项目“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首批成果――《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一辑)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整套文库将出版800册，囊括2000余种珍贵域外汉文文献，勾勒出一条绵长的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汉籍之路。据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介绍，该丛书系影印古籍，大致包含三类:一是中国历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汉文著述；二是域外抄录、翻刻、整理、注释的汉文著作（如日本的和刻本，朝鲜、韩国的高丽刻本，越南的安南刻本等）；三是原采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的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此外，数百年来欧美来华传教士用汉字或双语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一些重要著作，也作为附录收入文库。有专家认为，在研究中国古代的对外文化交流中，目前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过于强调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而对东方特别是受汉文化深刻影响的东亚诸国不够重视；二是就内容而言，往往更多关注的是所谓思想意义的层面，而对一些风俗、习惯、百姓饮食起居之类的文化典籍的流传重视不够。而文库的面世弥补了这些不足，比如收入丛书的《三台万用正宗》就被日本学者认为是16世纪具有代表性的日用百科全书之一。
人类最原始的文字是刻在大地、山石上，然后是刊在泥版、竹木上，再往后就有了布帛书写与纸莎草与手工纸张，当文字书写在竹木之上时，它的流动性与传播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民谚有“孔子搬家离不了书”，而孔子在《论语》中亦有“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一个人、一个民族或国家，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与文化精神，它就不可能实现价值传播，没有文化传播就没有价值传播，没有价值传播就不可能与其他族群达成文化共识与价值共识。文化不仅提升自己国家、民族的价值地位，也会增进人与人、族群与族群之间的交流与和谐。
无论是距今约五千年的古巴比伦时代的泥版文书还是源于中国商周时代的宫廷卜占甲骨与竹木纪事，都具有专权性质，也就是文化只为一部分皇家贵族所专用，公共意义上的图书馆应该是希腊化时代(公元前4至前1世纪)托勒密王朝建立了规模宏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搜集世界各地的各种书籍，甚至只要有人携带书籍进入亚历山大城，他的书都会被“强行”复制一本，原本留在图书馆，复制本还给书的主人。也正是因为他们对书籍与文化的热爱，才有泛希腊化时代的人文鼎盛，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达到了古代社会最高顶峰。有科学史家认为，泛希腊化时代除了没有与电相关的机器与发明，其他现代人拥有的他们都拥有了，现代社会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类，源头都生发在那个时代。
汉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主要是在近代，德国近代哲学的鼻祖、对德国思想启蒙产生深远影响的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Leibniz,1646-1716)就受益于传统汉文化。他年轻的时候就阅读的是法文版的孔子论语与相关专著，其第一手资料来自传教士。他生前曾经出版过《中国近事》(1667)一书，莱布尼茨赞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并受《周易》中卦象的启发创制了二进制算法；德国启蒙运动的精英康德、赫尔德等人也都很了解中国。歌德曾经读过《好俅传》、《玉姣梨》等汉文小说，通过小说认识了中国的风俗民情与孝道，他说：“孝是一切之本，因为有敬，所以人到底是个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教育思想随着汉文典籍的西传得到西方知识界的价值认同，欧洲中世纪神学权威被动摇，汉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力。儒家“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为政以德”的德治之道，“选贤与能”的用人之方，“有教无类”的平等教育观等，对欧洲近代启蒙运动影响深远。
如果说“丝绸之路”影响着中东与西方社会的生活时尚的话，“汉籍之路”则更深刻地影响着东方国家与东方文明，日本、朝鲜半岛、越南早期的文字都采用汉字，用汉字记录历史，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接受了汉文化的文化精神与文化价值，无论是韩国的太极图案国旗还是日本文化中的“道”，汉文化的烙印都深深地刻在他们的文化旗帜上、人文精神中，并融入心灵血脉之中。最为极端的例子是，在古代日朝战争中，日本人侵入朝鲜王宫，掠夺的不仅仅是珠宝，还有其馆藏的汉文书籍，汉文典藏被日本人视为无价珍宝。
域外汉籍出版工程，体现的是老子所说的“道者反之动”。真正有价值的文化，它不仅会流传久远，还会重返故里，辉映未来，汉籍之路是文化流传之路，也是传播中华文化普世价值之路，通过不同的版本，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趣味与奥秘。当年传教士是怎样识读汉文化典籍的，而伏尔泰又读的是哪一种汉籍版本？日韩宫廷里所藏汉文典籍是如何流传过去的，亦或是他们自行刻印的版本？文化在流传中会出现变异，这些变异会不会造成误读，亦或是产生出新的语义？从温故“知”新，到温故“创”新，一字之差，总能使我们感受到文化变异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