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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代》杂志把普京评选为2007年年度人物,国内舆论对此见仁见智。有一种说法是,西方人固然可以批评普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自由但对于过去十数年间饱经政体变局、亲历国家由盛而衰的“俄罗斯人民”而言,他们最清楚他们需要的是什么。言外之意是,俄罗斯人民这些年来及现在最需要的是秩序和稳定,而普京给了俄罗斯人这些,这就足够了。
如此话语,至少是有欠反思的。什么是“人民”?人民仅仅是一个便于抽象思考的政治哲学概念,而不是一个可随便应用于现实政治过程的法律概念。尤其在选举政治中没有什么人民可言。你可以说俄罗斯多数“选民”选择了普京这并不等于俄罗斯“人民”。选择了普京。那些没有投普京的票的选民同样也是“人民” 而他们的投票行为表明,在他们看来,俄罗斯人民需要的不是普京,而是别人。
退一步说,即便把多数选民的需要,选择当成人民的需要,选择,这种选择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吗?多数选民作出的选择就一定是好的选择吗?
在中国语境中提出这个问题,确实有点超前。但是这样的评论却涉及重要的政治理论问题,值得一辩。简单地说,宪法的存在本身,或者更准确地说,制度之建立,就隐含了对人民,对选民的某种不信任:选民有时候其实并不十分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或者说,有的时候,选民们基于某种临时的考虑而迫切需要的东西,很可能会对自己的未来构成严重威胁。
还是拿俄罗斯来作例子,20世纪g0年代初中期的俄罗斯确实充满了转轨的混乱,多数民众当然本能地希望社会恢复秩序,他们可能需要一位强势人物。普京迎合了他们的这种心理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秩序。但是这个秩序真的就是一种可持续的秩序吗?普京离开之后,这个秩序会怎样呢?
更重要的是,这是个好的秩序吗?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秩序与稳定确实是很重要的。但是,秩序与稳定本身不可能是政治的终极目标,只能是通往更高目标的一种迂回手段。具体地说,秩序与稳定要具备向自由、民主、法治、自由市场开放的潜力,能够容纳推进这些好的制度的生长从而最终给民众带来自由、尊严与繁荣。如果所谓的秩序与稳定成为政治强人的唯一目标,自由、民主、法治、自由市场在他的统治下无从顺畅生长,那这个强人一旦离开,他精心维系的秩序与稳定恐怕也会陷入危机。
也就是说,政治人物与选民在进行选择的时候,也应拉长视野,考虑政治共同体长远的和平、利益。问题是,选民或政治强人未必总能做到这一点。宪法,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解决选民,政治人物知识,认识能力的局限性问题。宪法确定了某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没有什么可权衡取舍的,统治者和选民必须近乎无条件地承认,接受和坚守,而不能基于权宜的考虑,基于眼前的需要,做出长远来说可能危害更大的选择。
如果政治人物能够基于长远视野考虑问题,而不是贪恋自己的权位那就可称为“明智”。民众能够基于长远视野考虑,把制度之确立和正常运转看得比强人下的稳定更有价值,那就可以说认识到了自己的正确利益。
这样两个群体积极互动,就可以无中生有,创造出秩序来。政治人物之伟大与否,不在于他掌握权力的时间有多长,也不在于为国民带来了多少财富,甚至也不在于他治理下的国家是否实现了稳定,而在于他是否运用自己的政治技巧、运用他所能支配的力量,推动了框架之形成与正常运转。稳定固然很重要,但政治人物如果经历不稳定却建立了制度,那反而更能证明政治人物之伟大。同样,如果忍受了某种暂时的困苦但收获了一个秩序,那反而更能证明这个共同体人民的政治智慧。政治人物迷恋自己用强力维系的秩序,民众安于强人控制下的暂时的稳定,终究是国民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现。
(作者为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